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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作家有点失望地说，“那其他的我不会啊，不会被他们笑话吧？”
“嗨，怎么可能呢？你放心，有我在，”我自认为是实事求是地说，“不是我吹牛，这赌场里啊，比我更懂赌博的，不超过百分之一！”
于是我带着作家在各个赌区都探了探脚：“轮盘。轮盘是最简单的游戏了，38个数字，两个绿的是0，剩下是1到36。你可以直接压数字，压对了赢回来35倍赌注，也可以压组合，两个数字、三个、四个、六个、十二个，还有单双、红黑、大小，那就是赢一倍了。——我们该玩哪个？那要看你想怎么玩了。你要想玩刺激的，就压一个数字，或者几个交界，那个赢得多，但也难中。要想慢慢玩，就压一比一的，那个输的几率小。”
“蟹赌。这个规则有点复杂，第一次扔骰子叫‘出手扔’，出手扔之前下的赌注叫‘压过线’。它有两个骰子，要是扔出了两个点数加起来是7或者11，压过线的就赢了，是2、3或者12就输。其他情况下，就要再重新扔出这个点数，压过线的才算赢，扔出7算输。还有压不过线，就是跟压过线的反过来。其他还有压‘来’、‘不来’、‘蟹’、hop啊什么的，哎，太复杂了，咱们就不用管了。”
“百家乐。这个游戏有‘庄’和‘闲’两边，发牌员按固定的发牌规则给两边发牌，看最后谁的点数更接近9点。你可以压‘庄’赢，也可以压‘闲’赢，都是赢一倍赌注，但庄家赢时赌场要抽5％的佣金。你还可以压打平，赢8倍。百家乐的赌场优势比较小，只有1％左右，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你看大西洋城这百家乐赌桌特别多，你要到拉斯维加斯就看不到，就是因为拉斯维加斯的中国客人没大西洋城多。”
“牌九扑克。你听这名字，牌九，一听就知道是咱中国人发明的。玩家和庄家各拿7张牌，然后把牌分为5张‘大牌’和2张‘小牌，‘大牌’要比‘小牌’大。然后玩家和庄家比，如果两手牌都比庄家大，算赢，但赌场抽5％的佣金；都小，算输；一大一小，双方打平。要是有一手牌双方一样，算庄家大。这是赌场里最慢的桌上游戏，发牌慢，分牌慢，比牌慢，还不停地打平，一点本钱就可以玩很久。”
最后压轴的当然还是二十一点。我本能地选了张切牌少的桌子。最小赌注是十五元，作家这时已经积累到一百五十块的本钱，都换了筹码，在我的指导下玩了起来。无非是“基本策略”加下平注——虽然四年没赌，我还记得“基本策略”的大部分决定，只有几个分牌的边界情况我不太肯定了，不过那也不常用，而且区别不大。
作家很快就明白了游戏规则，拿到牌后往往自己也开始有了主意。反正“基本策略”的大部分决定也就是“基本直觉”，所以我只要偶尔纠正一下他而已。他的“处女运”仍然在延续，一个小时下来，就赢了五十块钱。他兴奋得愈加胆大，忽然有一把改压了三十块，一边对我说：“刚才连输了三把，下面也该赢了。”
结果这把还真赢了，作家大笑着对我说：“怎么样？我就知道，你连输三把，下面也该赢了！这一把顶了刚才两把了！”
接下来他的赌注越发神机莫测，话也越发多了起来。我眼看着一株萝卜就这么在我眼前茁壮成长，很想跟他说：“作老师，您还是让您嗓子歇歇吧，不和文学青年讨论艺术问题，却和一个前算牌手大谈萝卜心得，您这不是让亲者痛、仇者快吗。”但我又想，作家也有萝卜权，做一个萝卜乃是人性使然，浩浩荡荡，非我理性劝诫之土坝所能挡，何况他过几天就要回国，萝卜种子只会被深埋地下永无见天日之时，便只是宽容地笑笑，对他的赌注魔法一律放行。
又玩了一阵，我们这桌来了个四十多岁的白人，穿着长相都很普通，脸上带着和气的笑容，坐下来买筹码时，却一下子就拿出二十张“本杰明”来。发牌员把二十张钞票在赌桌上一字排开，仔细点明了，按他的要求，换了三个五百块、三个一百块、四个二十五块、二十个五块筹码。他微笑着放下第一份赌注：十五块。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这轮玩到快结束时，他的赌注忽然从十五块一下子猛增到一百五十块，直到重新洗牌。下一盒牌我留了心，反正作家玩牌也不太需要我操心，就默默地在心头记牌。果然，当平均点数过了两点时，这人的赌注又一下子长到一百五十元，随后跟着点数的变化，一度飙升到五百块。再看他不点饮料，不给小费，和发牌员谈笑风生，我知道我遇上一个前同行了。
这也不是我第一次在赌桌上遇到别的算牌手。我知道这行的规矩：绝对不能在桌上联络，不过见他敢把赌注变化撑得这么大，就象鲁智深舞一条六十二斤水磨禅杖，我这使一斤四两银样腊枪头的看了，不仅羡慕他本钱过人，更得佩服他技艺端的非凡。我看得心痒难耐，欺负发牌员是个白人，应该听不懂中文，就对作家低声说：“坐在我左边的那个人，是个算牌手。”
作家探身往那人望去，一边问道：“算牌手，那是什么意思？”
我忙低声说：“你别往他身上猛看，不礼貌。算牌就是通过预测牌势来赌博赚钱。”
作家更感兴趣了，又往那人望了一眼，正好跟他目光相接。那人笑了笑，用中文说：“你好！”
我和作家都吃了一惊。作家回答说：“你好！——你会说中文？”我也勉强笑着说：“哇，你好！”心里却想：完了，刚才说他算牌的话可别让他听到了，算牌手最忌讳别人在赌桌上说他算牌。
他仍然微笑着，用中文说：“一点点……”这下我听出他的中文确实有点生硬了。然后他用英文说：“我太太是中国人，所以我懂一点中文，不太多，但我听得出来你们也是中国人。”
我转头向作家翻译了他的话，作家和他又寒暄了几句。我一边从中翻译，一边留心这人的牌法，发现他的赌注变化仍然章法严格，一丝不乱。这时就听见作家问道：“他说你会算牌？能不能教教我们？”
我吓了一跳，忙低声对作家说：“赌场里不能明说别人算牌的，被赌场发现了，要赶出去的。”作家奇怪地说：“为什么？赌场还不准人赢钱了？”我也顾不上回答，对那人说：“他说你运气真好，玩得也真不错！”
那人笑着说：“对，我今晚的运气真的不错，这也得感谢弗兰科！”——弗兰科是发牌员的名字，他笑了笑说：“乐于效劳。”但我怀疑他心里其实在暗骂：你口头感谢有屁用，给点小费才是真的！
不久弗兰科离开，换上来个切牌很糟的发牌员，那人便起身走了。我和作家又玩了一个多小时，他的“处女运”似乎终于到了头，开始输钱。赌场里向来是“赢钱如抽丝，输钱如山倒”，他半天才赢来的一百块钱，一轮下来就全输掉了，还亏了些本钱。
作家并不气绥，反倒露出越战越勇的意思。我生怕他真要连本钱都输光，我可就成了海内外文学界的共同罪人，再加上时间已晚，便不住地在旁边劝阻。作家这时却一定不肯罢休，直到运气稍有好转，把本钱又扳回到一百零五块，也算是今天总盈利了，才同我离开。
在回去的路上，作家不顾嗓哑，反刍般地把今天的牌局又跟我讨论了一遍：“老摇你还记得那把吗？真是倒霉，我压了30块，来了两个A，分牌之后来了两个10，还以为赢定了，没想到庄家硬是也摸出了个21点。本来笃定赢他60块的！”“其实最讨厌的是那个老头，没事给他的12点要什么牌啊，要了个10点，爆掉了，把我11点加倍的好牌也要没了，结果我拿了个5，一下子输掉50块。这一来一去就是100块啊！然后我那时一收手，今天就赢200块了！”
说得最多的当然还是“唉，赢100块时收手就好了。”作家把这话翻来覆去地说了至少也有二十遍。要换了别人，无非是照样翻来覆去安慰他，也幸亏他遇到的是我，回答张口就来：“没啥，你的决定还是对的，那时手气好么，就该继续乘胜追击。”或者“看来作老师你虽然是第一次来赌场，这感觉还真不错，就可惜后来运气差了点，不然今天发大了。”我敢向数学女神保证，我对他的二十个回答，个个合适得体，绝对不带重样。
第十九章
第二天早上，我又到作家旅馆里接他，去参加我们那个文化协会举办的活动。昨晚我把自选的几篇作品给他，今天上路后我就请他批评。作家条件反射地咳了一声：“咳咳，老摇，不好意思，昨天太累了，一回房间我就睡了，咳咳，没来得及看你的作品。——你把作品往国内文学杂志投过稿吗？他们怎么说？”
“国内的文学杂志？我投过啊。”我对国内的编辑有些偏见，我觉得他们只有两个功能，一是毙掉你的好文章，二是把你的差文章发表时改成更差的文章。“他们说我的小说概念化，筛选生活，不能反映出留学生活的独特色彩。”
“那你觉得他们说得对不对呢？”
“嗯，那还是对的，”我老实承认说，“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小说就不可以概念化？难道一定要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爱荷华的中国男生才算好小说？事实上我对国内文学杂志上千篇一律的所谓生活小说还有意见呢。照我看，小说得给人美感，那种生活小说，味同嚼蜡，刚嚼还有点新鲜感，嚼多了我就觉得奇怪，它们明明不过是写得专业点的记叙文，也配叫小说！”
作家笑了笑，引得他又咳了两声：“咳咳，那你对小说有什么概念化的看法？”
“什么叫概念化？作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什么叫概念化，这个词是他们加在我头上的。但我确实也有些看法，”既然作家问起，我就顺便夹带点私货：
“比如说我是做计算机的，我们用的编程语言，一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