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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而论道终不能解决问题,吴桐下了车,在小汪和叔弟的“护卫”下进到车间里。
许是工人情绪过于激动的缘故,没人注意到从外面进来了人。吴桐趁机观察形势,发现车间很是空荡,有限几台建筑机械孤岛似的矗立着。叔弟悄声说,大部分机械都被宫卖掉了,为解散机械队做准备。吴桐发现工人围在一辆铲车旁,听一个五十几岁的男人演讲,铲车上挂满了挽联和白纸花。叔弟说这台铲车是包师傅生前开的,大伙准备开着它去市政府。吴桐哦了声,问讲话的那个人是谁?叔弟说他就是铲车班常班长。群情激昂,声音嘈杂,一开始吴桐听不清常班长讲的什么,可他清楚情势紧迫,到一定程度常班长振臂一呼,队伍便会浩浩荡荡向市府进发,那时想阻止也阻止不了。可他一时又不知该怎样介入,惶惑中不由看看小汪,小汪朝他点下头,穿过人群走到常班长身前,先用手势打断他的讲话,然后贴着他的耳朵说着什么。这一切都发生在众人眼皮子底下,顿时鸦雀无声。常班长顺着小汪指的方向看,大声说公司派人来解决问题了,我们倒要听听是咋个说法。小汪说是吴总会计师。有人吆会计师来给我们发工资,那我们欢迎。吴桐身上投来越来越多目光,他知道应该出面了,便穿过人缝走到常班长站着的地方,这瞬间他觉得眼前是电影里的场面,自己是电影里的角色。刚刚站稳,便有一个女工擎着一朵白花走到跟前,说和我们一起去给包师傅一家开追悼会吧。他没应声,从女工手里接过纸花。又听有人喊:为什么何绍光(何总)不来?王梅不来?宫汉臣不来?你来能解决问题吗?他转向常班长,向他伸出手,常班长不接“招”,用不信任的眼光看着他。他说常班长我们小范围谈谈好吗?常班长朝大伙发问:他说要我们派代表谈,行不?下面七嘴八舌地吆:我们没代表!我们都是代表!收起这套伎俩!他说可这样什么也不好谈呵。常班长想想问:你能代表公司吗?吴桐说我是公司派来的。常班长问你说话能算数?吴桐说只要我答应了的。常班长说那好,你敢这么说,我也敢毛遂自荐当大伙的代表,但得当着大伙的面谈。吴桐觉得未尝不可,点点头。这时一个瘦高个男工从人中间出来,站在常班长身旁,说不能让老常单枪匹马,代表我也算一个,这样以后坐班房也有个伴。吴桐吃惊地看看他,下意识地伸出手,那人也伸出手,说我姓安,吊车班的。有人喊安班长。吴桐也朝他叫了声安班长。
“谈判”在众目睽睽下开始。
常班长先提条件,说:“我们首先要为死去的包师傅一家讨回公道,悲剧完全是由公司拖欠工资引起,我们要求为包师傅开追悼会,这一条不答应,别的甭谈。”
吴桐不晓处理此类事情的惯例,可他大致明白两点,一是公司应对包师傅一家的死表明态度,开追悼会是应该的。二是这事不能闹出去,以免在社会上造成负面影响。他说:“我认为这个事件公司有责任,公司领导也很痛心,追悼会可以开,但最好不要去殡仪馆,就在车间里开,我代表公司参加。”
一片寂静,寂静得让吴桐心虚。想自己这态表的是对呢还是错呢?工人会认可?公司会认可?
“我个人认为可以。”常班长表态说。又看着大伙:“大家没意见吧?”
没人说话,不说话便是认可。
“但是,”常班长又说,“公司要为包师傅一家买块墓地,立一块碑,在碑上写明死因。”
吴桐想想说:“买墓地应该,立碑也没问题,死因还是不写为好。”
常班长想想说:“也行。”又问:“大家说行呢还是不行?”
“行。”
“行。”
“行。”
吴桐的心松了一下,他没想到问题解决得这么顺利,觉得工人们还是通情达理的。他说:“这个问题就这样了,下面大家谈谈有什么要求。”
还是常班长讲,讲的就是刚才叔弟向吴桐说的两项:补发拖欠工资和不许解散机械队。
吴桐觉得事关重大,自己不好贸然表态。他说:“请大家等一下,我立刻向公司请示。”
众人哗然。
吴桐顾不得许多,走出车间,给何总挂了电话,在电话里报告了现场和工人谈的情况,然后让他表态。
何总说只要工人不去市里闹事,可有限度地满足他们的要求。吴桐觉得何总的话怪怪的,问句限度在哪里呢?何总顿了顿,说地产公司的事应该让宫汉臣答复,你给他打电话,让他表态。吴桐虽不情愿可还是给宫汉臣拨电话,可电话关机,他只好再把电话打给何总。何总气呼呼地说这个宫汉臣耍花枪,回头和他算账。吴桐不吱声,等他表态。何总问句必须马上定吗?拖一拖行不行?吴桐说不行,工人要立刻回复,不这样就马上去市里讨说法。何总叹了口气,说那就告诉他们,工资的事分两步走,眼下先付一半,另一半春节前付,机械队暂不撤销。吴桐又问追悼会、墓地的事呢?何总说答应。吴桐又印证似的追问句这几条公司都答应了是不是?何总抬高声音说句“就这样”。吴桐带着“就这样”回到车间。
当吴桐参加了为包师傅一家举行的追悼会,和小汪离开机械队,他并没因自己的“不辱使命”而感到宽慰,相反平添了一份沉重,觉得自己肩头无形中担起了一份责任,这责任就是代表公司对工人做出的许诺,(工人们让他写下一张保证书,他写了)。白纸黑字,重重地压着他的心。
上班不久,吴桐接王前进电话,说已按照他的意见分出几个人去地产公司展开工作,估计一周内可完成那里的评估。他说可以。王前进又说如不出意外,可达预期结果。吴桐晓得王说的预期结果就是零资产。便说辛苦你了前进。
放下电话,他给双桃打去电话,让她转告宫总:评估的人马上便到。要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便利。双桃说她马上去报告宫总。他没把电话直接打给宫,而让双桃转达,自是想让双桃起到“桥梁”作用。由此他领悟到不同的行事方式确会收到不同的效果,他为自己的“茁壮成长”而感到窃喜。
他又想到昨天与关总的见面,想到此他的好情绪戛然而止,他意识到自己与宫的合谋是一项不洁(如果不说肮脏的话),为关总所深恶痛绝的行为。自己昨天还和关总一唱一和,抨击世风之不良,而今天便与这不良为伍,可谓是人格分裂,自欺欺人的。
郁闷中他拨了许点点电话。
“哦,领导。”
“有空吗?”
“是的。”
“聊聊?”
“好的。”
挂上电话,吴桐便打开电脑上网。所谓“聊聊”,也就是网聊。自在香格里拉夜总会分手后,两人没再见面,但有了新的联络方式:“网上见”,因有了夜总会那一幕,言来语去更增添了些暧昧,吴桐有时忍不住敲出个“想你”、“何时见见?”之类字眼,遇这种情况许点点一概回个“真晕”。许点点这字眼用的恰当。自己确有点“晕”。
“你好吗点点?”吴桐用键盘敲出。
“还活着,领导。有什么指示?”
“不敢指示,向你汇报,宫的事开始了。”
“南昌起义第一枪?”
“是。”
“什么时候?”
“今天。”
“要我向你祝贺吗?”
“NO。”
“为什么?”
“行为不端,有什么可祝贺。”
“谁行为不端?”
“本人。”
“哦。怎么又这么想?”
“接受了再教育。”
“谁是你的导师?”
“关总。”
“噢!你见到关总了?”
“对,昨天我拜访了他。”
“为什么要这样?”
“有事请教。收获很大,一个全新的国企改制模式正在我的头脑中形成。”
“不应该把关拉进来。”
“为什么?”
“有麻烦。”
“咋?”
“不避嫌,避之惟恐不及,你倒找上门。”
“关是洪水猛兽?”
“甚于洪水猛兽。”
“你这么看关?”
“不是我。”
“谁?”
“你想想。”
“明白了。”
“明白的晚了。”
“有这么严重?”
“YES。”
“怎么办?”
“不要再接触关。”
“YES。”
“不让任何人知道你去找过关。”
“YES。”
“我下来了。时间久了不行。”
“等一下。那两笔款的事还悬着。”
“不要管。这事不需要你操心。”
“?”
从网络上下来,吴桐思绪繁乱,觉得自己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进不得退不成。
第十六章
吴桐用了几天时间制定了一个自称为吴字“1”号文件(草案)的改制方案(草案),这一厢情愿的行为显然是受到关总提出的那个知识经济理念的启发,另外关总坦荡豪迈的精神也将他的心触动。他一鼓作气,方案就做出来了。尽管他也承认该方案有某种理想色彩(也许超前,不符合所谓国情),但他仍坚信是切实可行的,体现出严肃、科学与公平,他相信任何不抱偏见不存私心的人都能够认同。
接受许点点的告诫,他没有再去挂拉关总,只在电话里将方案说给关总听,在听取了关总的意见建议后,又进行了修改。
他谋求严谨与完善,继续征求各方人士(多是他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的同学)的意见,存精去粕,几易其稿,最后从电脑里出来的是“1”号文件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