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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梅姨和乔治叔叔被敲诈掉的不仅仅只是价值两千美元的电视机和冰箱，还有计六个人在环湖宾馆一夜的房钱，在餐厅的三桌外宾规格的筵席，以及给每位亲戚的三份特殊礼物，最后，还把五千元外汇券“借”给一个堂妹的“小叔”，他说要买一辆摩托，然而这人最后连钱带人都不见了。待第二天他们坐火车离开杭州时，许家夫妇发现，他们竟花了九千美元来应付这些亲戚。几个月后，在第一中国浸礼会的一个心情激荡的圣诞礼拜上，安梅姨作见证说：“施较之得，更令人感到幸福。”她只是以此来平衡自己受伤的内心。我妈对此也颇赞同。反正，她的老朋友安梅姨所作的施舍，已够修好几个来世了。
现在，琳达姨在麻将台上如此津津乐道地称赞着她的大陆亲友的种种通情达理之处，我想，她应该明白，这会伤了安梅姨的心的。琳达姨是在使小心眼？也许，我妈只跟我一个人讲过，有关安梅阿姨夫妇在大陆被敲竹杠的倒霉事。其他人对此，或者还蒙在鼓里呢？
“精美，你还在读书吗？”琳姨问我。
“她叫琼。她们都有美国名字。”映姨说。
“叫琼也好。”我说。我倒宁可叫琼。事实上，如今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用中国名字，倒变成时髦之举了。
“我早已不读书了，”我说，“我离开学校已有十几年了。”
琳达姨的眉毛扬成了弓形：“可能我把其他朋友的女儿与你搞混了。”她说。但我马上觉得她在撒谎。我知道，妈肯定已跟她说过，我打算回大学读完我的学位。因为约半年前，我与妈又争辩了一次，她认为我是个失败者，一个大学的流生，坚持要我回校去把学位读到手。
我又一次哄了她：“你讲得对，我得考虑一下。”
我一直假定，我们母女间，持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即她并不真的认为我是个一事无成的失败者，而我，确也从心里觉得，要多多尊重她的见解。但今晚琳达姨又一次提醒我：我们母女俩，从来没有互相了解过。我们只是在注释着彼此的见解。可我听人耳已打了很大折扣，而母亲听入耳的，却比我说的内容要多得多……所以，她才会跟琳达姨说，我打算回学校去读个博士学位。
琳达姨与我妈，既是好朋友，又在明争暗斗。她们花了整整一生，拿各自的孩子攀比着。我比琳达姨的宝贝女儿薇弗莱大一个月，打从我们襁褓时代起，我们的母亲们就开始比较我们肚脐的折痕，耳垂的形状，跌破的膝盖愈合时间的长短，头发的密疏与深浅，穿破鞋子的多少……后来，就是薇弗莱的棋下得有多好，又捧回了多少奖品，多少报纸刊出了她的名字，她游览过多少城市……
我妈一听琳达姨提到薇弗莱，心里就不舒坦，自觉无法与她攀比。起先，妈是挺想培养我的。她替楼下一个退休教师做清洁工，而请他做我的免费钢琴教师，并借用他的钢琴让我练琴。然而我还是成不了独奏钢琴家，哪怕在教堂的青年唱诗班上伴奏也没有资格。她将此解释为，我是个大器晚成者。比如爱因斯坦，在他发明原子弹前，大家都以为他智力迟钝。
这圈麻将是映姨赢了，各自数好“段头”后，又开始新的一圈。
“知道吗，丽娜搬到树林区了？”映姨以一种大明星的自负口气说，一边看着她的牌，似乎不过随便说说的样子，一边迅速地收敛起那副得意的笑容力图作出谦虚的姿态：“当然，这还谈不上是一流的住宅区，也不属百万级的宅第，但这总归是一笔上算的投资，好过付房租，免得不意中被某人用手指弹出去。”
我这下明白了，映姨的女儿丽娜，一定已把我在俄罗斯公寓——一个层次较低的宅第，被房东赶出来的事告诉她妈了。不管怎么说，丽娜和我还是朋友。我们都长大成人了，相互说了太多的悄悄话，而且，同一件事，颠来倒去要讲上好几遍。
“时间不早了。”当这一圈完了后，我起身说。但琳达姨却把我按四座上。
“再坐一会，我们再聊聊，让大家重新认识一下你。”她说，“我们已有好久没有接触了。”
我清楚喜福会的阿姨们的这些客套：比如心里明明希望你可以告辞了，嘴上却还一个劲地挽留你，就像现在对我这样。“不，我真的要走了，谢谢。”我说，并且很高兴自己还记得应付这种客套的惯用托词。
“不，一定要再坐一会，我们有要紧事要跟你说，这与你妈妈有关。”映姨的大嗓门叫住了我，其他人的神情看上去也有点尴尬，好像这并非她们的本意，要在这里，触及一个多少令人伤感的话题。
我坐了下来。安梅姨旋身出去一会，端来一碗花生米，随手掩上门在桌边坐下。霎时众人鸦雀无声，似乎不知该怎么打开一个话题。半天，映姨开口了：“我想，你母亲的死，是因为她冒出一个强烈的欲望。”她以不连贯的英文说着，渐渐改用中文娓娓地说开了。
“你妈，是个非常要强的女人。她很爱你，更甚于爱自己的生命。所以你就该明白，这样的母亲，是怎么也忘不了她另外两个孩子。她知道她们还在人世，还活着，在她去世前，她就打定主意去中国找她们。”
我立时想到，桂林的那对婴孩！我不是她们中之一。她们被她用吊带吊在双肩。她的另外两个女儿！瞬时我觉得自己仿佛就置身在硝烟弥漫的桂林空袭之中，我看见，两个婴孩躺在路边嗷嗷啼哭，她们吮得通红的拇指，在我眼前晃动。她们的哭声感动了路人，她们被抱走了，她们得救了。然而现在，妈妈已永远离开了我，她回中国去照看这两个孩子了！在我神情恍惚之际，远远飘来映姨的声音：
“……她找了多少年啦，写了一大堆信……”映姨说，“去年，她终于打听到了她们的消息，她打算马上跟你爸说……哎呀，真说不过去，哎呀，真不好受，把自己孩子活生生地扔了，难为情呀！”
安梅激动地打断了她：“因此，我们就按这个地址发了封信，”她说，“我们就说，你母亲，想要见见她们，现在，对方，你的姐姐们，回信来了，是你的姐姐呀，精美！”
我的姐姐！我机械地重复了一下。这两个字音在我，还是第一次发出。
安梅拿出一张薄薄的纸笺，上面整齐地由上至下，用蓝墨水写着一行中国字，中间一个字的墨水洞开来了，是眼泪吧？我用颤抖的手接过这张纸片，奇怪我的姐姐们，竟能书写如此流利的中国字，她们还能读中国字。
阿姨们对着我嘻嘻笑着，就像我是个死而复活的人一样。映姨又递给我另一只信封，里面是一张一千二百美元票面的支票，接受者是我。我弄糊涂了。
“我的姐姐给我的？”我问。
“哪里。”琳达姨嗔怒地说，“每年，我们将赢来的钱积起来，然后去一流的餐馆享用一顿。你母亲赢得最多，所以这里的钱多半是她赢来的，我们只添进了些许零头。这样你就可以用它作为去香港的费用，再乘火车去上海看望你的姐姐们。至于我们，实在已经吃得太多了，要减肥节食了。”
“去看我的姐姐。”我漠然地重复了一遍。我有点害怕这样的会面，想象不出，这将是怎样的一个场面？阿姨们编造的那个有关年终宴会的谎话，令我窘迫不已，我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我见到了母亲那颗拳拳之心，但又实在对她一点也不了解。
“你必须去看看你的姐姐，把你母亲的死讯告诉她们。”映姨说，“然而最要紧的是，你必须告诉她们你妈的身世。对这个母亲，她们是一无所知的，但她们必须知道。”
“去看望她们，跟她们讲讲妈妈。”我连连点头答应，“但是……我该怎么说呢？关于妈妈，我能对她们说些什么呢？对她，我一丁点也不了解。”
阿姨们面面相觑了半天，好像我说了什么神志不清的话语。
“你，竟然一点都不了解自己的母亲？”安梅姨怀疑地嚷起来，“亏你说得出口。你必须了解自己的妈妈！”
“跟她们讲讲，你在这里的家，讲讲你妈，是怎么撑起这份家业的。”琳达姨给我出了个主意。
“还有，跟她们讲讲，你妈给你讲的那些故事，她教你的那些做人的道理，她的一部分思想，已经钻入你的脑子里了，”映姨说，“你妈，真是个能干的女人。”
刹那间，“跟她们说……”“跟她们讲”，就像一曲多声部合唱，直冲我的耳膜。
“她的能干。”
“她的活络。”
“她那能干的持家之道。”
“她的希望。”
“她烧的那一手好菜。”
“想想看，女儿竟然不了解自己母亲！”
细细想想，她们的种种叮嘱，她们对我的吃惊，其实只是，由我联想到她们自己的女儿。她们的女儿们，也像我这样，对自己母亲带至美国的准则和企望一无所知，而且漠不关心。她们发现，自己的女儿们不耐烦母亲们的汉语交谈，而当母亲们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向她们解释，或注释某种意图时，女儿们则耻笑她们的英语，认为她们脑子不大灵活。母亲们认为是快乐和幸福的，在女儿眼中却不一定。对这些根本没见过世面的美国出生的脑袋瓜，“喜福会”三个字是空空然，毫无意义。她们无奈地看着这些女儿们长大成人，生儿育女，将来还会儿孙满堂，繁衍下去，却看不到将母亲们的准则和期待代代相传的可能和希望。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她们。”我一口答应着，然而阿姨们却以疑惑的目光看着我。
“我会把我所知的一切，都告诉她们。”我十分肯定地重复了一遍。
终于，她们渐渐漾起微笑，一边轻轻拍着我的手。虽说她们的神情看着还有点怅然，若有所失，但目光充满了期待和希望，她们相信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