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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房间在十八楼。待我们全家都挤进电梯间时，连最爱讲话的姑婆都安静下来了。直等电梯到十八楼，门又启开时，她又开始讲话了。这让我感觉到，姑婆他们似还从未乘过这样长时间的电梯。
我与父亲的两间房间相邻，内部陈设也是相同：一样的地毯、窗帘和床罩，两张单人床之间是一张装有遥控板的茶几。浴室里砌着大理石墙面和地面。小冰箱里有海因坎啤酒、可口可乐和七喜，还有小瓶装的红牌威士忌和卡地朗姆，小包装的MM’S巧克力，蜜汁腰果和卡特伯雷巧克力排。我不禁又一次呼出：“这是共产党中国吗？”
这时父亲踱到我房里来，说：“姑婆他们认为我们该在这里多逗留几天，”他耸耸肩，“他们认为在这里团聚最合适，可以有更多时间谈天，而且少很多麻烦。”
“那吃饭怎么办？”我问。好久以来，我一直梦想着我的第一个纯粹中国式的宴会：雕花的冬瓜盅、叫化鸡、北京烤鸭……
父亲则拿起一本房间服务小册子，翻到菜单这一页上，点点它们，说：“喏，他们就想吃这个。”
我一看：汉堡包、法式油煎饼、苹果攀和冰激凌。
趁着姑婆他们在兜商场时，我抓紧时间淋了个热水浴。旅馆供应小包装的洗发香波。打开后，我发现它们的香味太浓，我认为，大约中国人喜欢这样。我在头发上抹了少许。
站在淋浴池里，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似是自管自地度日，奇怪的是，我一点不觉得轻松，却感到孤独凄凉。我想到母亲所说的，如何要令我的基因复苏成中国人，对此，我仍然无法理解。
母亲刚去世后，我觉得自己对许多事都一无所知，这令我更加悲痛不已。
现在，我常要问自己：母亲从前常做的肉九，怎么会有如此松软的质地？我那些在上海去世的舅舅们，他们叫什么名字？这些年来，母亲那两个女儿，是怎么过来的？她是如何牵挂她们？她的梦想是什么？甚至她对我发怒时，她还在想念那两个女儿吗？她是否希望，我是她们？她是否烦恼，因为我是我，并不是她们？
三
在半夜迷糊中，听到有人轻敲玻璃窗，那是父亲，他一边用手指轻弹着玻璃窗，一边怔怔地望着窗外漆黑的一片，在跟小姑婆轻声闲聊。我边上躺着莉莉，地上床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人。我听见父亲在跟姑婆叙说，那年他如何离开了老家，考上燕京大学，然后又去重庆一个报社混了个差使，就在那里，他结识了我的母亲，一个年轻的寡妇。然后他们又双双逃回上海母亲老家，岂料老家的房子已给炸光了，他们只好再流落到广东，经那儿去香港，再从海防启程来到旧金山。
“素云从没向我提过，这些年来她一直在设法寻找她的女儿们，”他轻声对姑婆说，“自然，我也无法与她商量了。我想，多年来，这一直是她的一块心病，她为遗弃她们而一直自责自怨。”
“她是在哪儿扔下她们的？她们又是如何被找到的？”姑婆问。
“是日本人打进桂林时。”我爸说。
“日本人打进过桂林？”姑婆说，“从没听说过日本人打进过桂林。”
“有这么回事。那阵我正在重庆报馆做事。国民党支配我们，哪些消息该报导，哪些不该报导。当素云抱着孩子徒步出逃时，那对双胞胎还不满一岁。”
“哎！她怎么可以丢弃这对双胞胎呢？”姑婆深深叹了口气，“在我们家，从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事。”
“她们叫什么名字？”她问，我也在一边竖起耳朵听着。我要记住她们的名字的拼写。
“她们随自己父亲姓王，分别叫春雨和春花。”父亲说。
“这名字有什么含义吗？”我问。
“呵，”父亲一边继续在玻璃窗上划着，一边用英语对我解释着：“因为她们都生在春天，当然，春天的雨总要比花先到。看，你母亲具有诗人的气质。”
我点点头，姑婆也在点头，但她的头往下一点就再也不抬起来了——她睡着了。
“那妈的名字有什么意思吗？”
“素云——夙愿，长久持着某种希望的意思。一个相当文气的名字，不像那些花呀芳呀的……”爸的眼睛又湿润了。
“那我的名字，精美，又是什么意思呢？”
“精美，不只是好，还是纯粹的好，好里加好。”
我想，长期来，妈妈一定对我很失望。
“可是，她为什么要把那对双胞胎扔在大路上？”
“我也一直为此困惑不解，直到后来，读了你两个上海姐姐的来信后，我才明白，你妈根本一点不必为此责备自己，她是无辜的。我把这话，也对琳达姨她们说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妈逃出桂林后——”父亲开始说。
“不，请用汉语说吧，真的，我能听懂。”我插嘴打断他。
他依旧站在窗边，望着沉沉的夜色，开始用汉语说了。
四
逃出桂林后，你母亲徒步走了几天，本来想能搭上一辆车，搭尽可能多的路，她要去重庆找她的丈夫。
她把钱财和珠宝都缝在衣服里面，缝得密密麻麻的，她想一路上可以以此付车资。这些珠宝，都是你外婆给她的。
但直到第三天，她也没能搭上车。路上满是逃难的人群，人人都恳求着司机想要搭车，这些司机怕纠缠不清，根本连车都不停就驶过去了。因此你妈根本乘不上车，而且同时，她又开始厨痢疾了。
她双肩背着两个婴儿，双手提着两只皮箱，手上给磨起了血泡，后来血泡也破了，皮开肉绽的。她只得丢下一只箱子，又丢下一只，随身只带着维持生命的吃食和几件替换衣服。后来，她连干粮也扔了，她只有那对女儿。她一边走着，一边用歌声哄着她们，直到自己晕倒在路边。
她知道自己已支持不住了，她想她再也走不动了，而后边，日本人正在追上来。
她把孩子从围巾套上解下来。让她们坐在路边，她自己则躺在她们身边。
“带走我的孩子吧，请把她们带走吧！”当一辆载着三个年轻人的车驶过时，她向他们恳求着，但他们只是木然地瞟了她一眼就走过去了。
“把我的孩子带走吧，她们会和我一起死在路边的。”她苦苦地向路人哀求着。
大路上过路人渐渐稀少了，她撕开自己的衣服里子，把珠宝和钱财堆在两个孩子的襁褓里，再拿出两张照片，一张是她自己父母的照片，还有一张是她和前夫的结婚照。在每张照片后面，她都写上孩子的名字和下列几句：“请用留下的钱财和珠宝照顾好这两个孩子，待和平时，把孩子带到上海惠昌路九号李家，不胜感谢，定再重谢。李素云王福顿首。”
随后她摸了下孩子们的脸颊，骗她们说，她将去为她们找些吃食来，就这么一路哭着走了。她唯一的希望是，女儿会被某个好心人收养下来，对自己到底还能不能活下去，她已不存任何希望了。
她再也不记得，她是如何离开女儿们，她走着走着，终于跌倒在地，待她醒来，已置身一辆大卡车上，四周都是呻吟着的病人。她开始还以为自己是在阴曹地府，直到一个美国修女俯身安慰她，她才明白自己得救了，可是，她再也来不及回去搭救自己的孩子了。
待她抵达重庆，才知道丈夫已于两周前去世了。她当即发疯般地痴笑起来；她觉得自己那么傻，吃了那么多苦，走了那么远的路，结果，落得个空空然！
我是在一所医院里与你母亲相遇的。她躺在帆布床上，几乎不能动弹。她的痢疾令她虚弱到极点。我进医院，是因为一块弹片削去了我的脚趾。当时，她已神志不清，一个劲自言自语着：
“看我这件衣服。”她说。确实，她穿着一件与战争年代很不相称的绸衣服，这件衣服已相当脏了，但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很漂亮的衣服。
“看我的脸，”说着，她又侧过那瘦削肮脏的脸，但那双眼睛依旧明亮如星，“你看得见，我脸上还有希望吗？”
“我想，我已一无所有了，除了这两样：衣服和希望，”她继续自语着，“我不知道，接下来我将失却的是什么，是希望还是衣服？”
后来才知道，是一个老农妇收养了她们。后来待这两姐妹长大了，那老农妇便对她们说了实情。“我怎能忍心丢下你们呢？”
这对农人夫妇梅清和梅函，就住在桂林附近的山洞里，那一带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山洞，很多人直至战争结束了，还住在山洞里。梅家夫妇每隔一阵，就出洞去大路上拾捡过路人遗下的食物，而有时也带回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一次，是画得极其精致的一套瓷碗，还有一次，是两条崭新的羊毛毯，连他们自己都承认：罪过呀！但那是战争呀！这其中一次，他们就带回来那一对双胞胎。
他们都是虔诚的穆斯林，他们相信这对双胞胎表示一种双喜临门的吉祥之兆。当晚，当他们发现孩子身上竟有那么多的戒指和手镯之类首饰时，他们更确信自己的猜测。从照片后面他们又发现这一对孩子来自一个体面的家庭。但他俩都不识字，直到好几个月后，才托到人给他们把照片后的字念了一遍。从此，老夫妇十分疼爱这一对双胞胎，如同他们自己的亲生儿女。
1952年，老妇的丈夫去世了。这对双胞胎已经八岁了。老妇人觉得，该给她们找到那个真正的家了。
她从来不提报酬的事。她说她爱这两个孩子，因此她只希望她们能重新获得她们的那份权利：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房子、更好的教育。她唯一希望的是，那女孩子的上海家人，会挽留她做孩子们的保姆，她确信他们会挽留她的。
当然，她找到的原法租界惠昌路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