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袱，吆喝着在人群中抢着道，也有穿着打扮与母亲一样的外国女人，挽着他们丈夫的臂肘紧张地移着步子；有钱的太太们大声训斥着跟在他们后面的女佣人和听差……
天色已近中午了，虽然外边很暖和，可天上却布满了灰云，层层叠叠的。
我们站在马路边等了半天，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力车不时从我们眼前掠过，可就不见一个来接我们的人影。母亲无奈地叹了口气，自己招了一辆人力车。
母亲和车夫讨价还价了半天，我们终于登上了车。一路上，她不住地抱怨着飞扬的尘土，街上的臭味，坑洼的路面，被耽搁了的时间和她的胃病，然后，她又把抱怨引到我身上：我的新衣服上已经有了一个污点了，我的头发也是乱蓬蓬的，还有我的扭扭歪歪的蛇一样的两只长统袜。我试着要改变她的话题，便不时跟她打岔，一会指着个小公园问她那是什么地方，一会指着拖着长长的两节车厢的电车……
她更不耐烦了：“坐好，安梅！别看热闹。我不是带你出来看热闹的，我们只是回家去。”
待我们终于到家时，两人都已精疲力竭了。
二
打一开始起，我就料到我的那个新家决不会是一般的小家小户，母亲早就跟我说过，那个叫吴青的男人，是个很有钱的商人，专门经营地毯。他住在英租界的一幢华屋里，那是天津市最上等的地段，离马场道不远。
那房子，是外国人建造的。吴青十分洋派，喜欢洋货，因为是外国人令他发财的，所以为什么我母亲也必须穿西式衣服。中国的暴发户，都喜欢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阔气。
但待我真的来到吴青的家门口，还是给那种气派给镇住了。
他家的大门，完全是石头砌成的中国式拱门，乌黑油亮的黑漆大门，配着一个高高的门槛。门内的院子，着实让我开了一番眼界月B里既没柳树也没飘香的肉桂，更不见楼台亭阁或荷花池之类，只见沿着砖石砌出的宽阔的走道两边，是两排葱葱郁郁的矮冬青，冬青后边分别是一片碧毯般的草地和喷泉，过道尽头，是一幢西式的三层楼洋房，每一层都凸出一个长长的铁栏杆露台，房顶四周，伸出四只烟囱管。
一个年轻的女佣人巴结地迎出来：“太太，你回来啦！没想到！”声音尖尖的，把我耳膜都刺疼了。这是杨妈，母亲的贴身女佣。她一口一声地称母亲“太太”，这是中国对主妇的尊称，这样显得母亲像是吴家的正宗太太，而不是小老婆似的。
杨妈一边大声叫其他佣人来帮我们拎行李、泡茶和放洗澡水，一边急急地对母亲辩解着：“二太太说过，太太您至少还得待一个星期才回来。看呀，竟没有能来接你！二太太她们，去北京走亲戚了。哎呀，这是您的女儿吧？多漂亮，跟您长得一模一样，她害羞了。大太太，还有她的女儿，去庙里烧香去了。还有……”
房子里陈设讲究，令我眼花缭乱：一个大圆弧的楼梯很气派地透迄而上。天花板上，精雕细刻着各种图案。错落迂回的长廊通向各个房间，一间套一间的。在我右边就是一个大房间，里面置满了抽木家具和沙发，而这大房间又通向另一间狭狭长长的房间，也是布满各种家具古董，一道又一道的门框，弄得我晕头转向。屋子里不时来回闪过几个人影，杨妈就在一边介绍着：“喏，那年轻女人是二太太的贴身娘姨，那一个，什么也不是，只是大司务助手的女儿，这个男人，是管花园的……”
我们上了楼，来到一间大起居室内，再往左穿过门厅，踏进另一间房间。“这就是你妈的房间，”杨妈骄傲地对我说，“你就睡在这里。”
房里第一样抓住我视线的，是一张豪华的床，它看着又沉重又轻曼，上面垂着玫瑰色的帐慢，四角支着四根深色锃亮的木质龙柱，龙柱底座是四只蜷伏的狮于。我一头栽入凉飕飕的床罩上，高兴得哈哈大笑，我发现那柔软的褥子，比宁波床上的还要软十倍。
坐在这样一张床上，我觉得自己成了个小公主。房间里有一扇落地玻璃窗直通阳台，窗前，是一张与床配套的同样木质的圆桌。一个佣人早已把茶和甜点准备好，此刻，他正怄身替我们生火取暖，那是一种烧煤的小火炉。
这里不像我们宁波舅舅家那般寒酸，实在太阔气了。我不明白，母亲嫁了个如此有钱的男人，为什么舅舅还要骂她不要脸呢？
正在我纳闷之时，突然听到一阵冷脆的铿锵之声，接着响起了一阵音乐，那是床对面一口大红木钟发出的，只见钟门突然打开，里面现出一间挤满宾客的小房间，一个戴着尖帽子的大胡子坐在桌边饮汤：一、二、三……边上一个穿蓝衣服的姑娘，也一再俯身给他加汤：一、二、三……而另外一个穿裙子和短外套的姑娘，则前后摆着身子拉小提琴，她老拉着一首听起来不甚愉快的曲子，以至许多年以后，我依旧还能记得那旋律：尼——呵！啦，啦，啦，啦——尼——那！
这是一只十分奇妙的钟，只是在第一次听到它报时辰时，我觉得很新鲜，再多听了，我就觉得那报时声十分讨厌，弄得我晚上都睡不好。渐渐地，这养成了我一种能耐：凡对我毫无意义的一切叫唤，我都能听而不闻。
开初的几天，我真觉得快乐无比，当我与母亲一起躺在这张宽大柔软的床上时，我想起留在宁波的小弟弟，心里十分为他惋惜难过，不过，这房内每一件新鲜事物，很快又分散了我的心思。
我惊异地看着水龙头一开，热水就哗哗地流出来。抽水马桶也使我觉得新奇，只要水一冲就行了，不用佣人去清洗它们。这里每一间屋子，都像母亲房里一样精致讲究。杨张氏向我一一介绍着：哪一间是大太太的，哪一间是二太太的，有些则仅仅只是客房。
不过很快，我就觉得一切新鲜的东西已不再新鲜了，我很快就厌倦了。“呵，这道菜我前天已吃过了。”“这甜点心我已吃腻了！”我不时向杨张氏抱怨着。
母亲重又变得快乐了。她穿着中国式旗袍，嵌着白镶边，那是为外婆戴的孝。白天，她指点给我看一些我从没见过的东西，并教会我它们的名称：浴缸、白朗尼照相机、色拉叉、茶巾等。晚上，我们便围炉闲谈，谈论著各个佣人：某人聪明、某人勤快、某人忠心耿耿等等。我们在火炉上烤鸡蛋、烘山芋，空气中弥散着一股甜香。
可以说直到那时，我再没过到比这更快乐更舒服的日子了：没有烦恼，没有恐惧，也没有欲求，我的生活，就像那床玫瑰色的大床褥一样温暖舒适。但很快，我就不快乐了。
就在两星期后的一天，我正在后花园踢皮球，只听到远远传来一声汽车喇叭声，花园里两只狗顿时撇下我，快乐地叫着奔了出去。
一直坐在我身边看着我玩的母亲，脸色霎时变了，只见她霍一下站起身，匆匆走进屋子。我奔出去，只见大门口停着两辆乌黑油亮的人力车，后面则是一辆黑色的汽车。一个男佣人忙着在人力车上卸行李，另一辆人力车上，跳下一个年轻侍女。
佣人们全都出来簇拥在汽车四周，锃亮的车身映出他们一张张谦卑恭敬的脸面。司机打开车门，先跳出一个年轻的姑娘，她留着短发，后面烫着几道波浪。这女孩子看着比我大不了几岁，却全身是成年女人的装束，配着长统丝袜蹬着高跟鞋。我看看自己沾着黄绿色草汁的白裙子，觉得很难为情。
随后，佣人们慢慢扶出一个大块头男人，他个头不高，但很肥胖，气喘吁吁的，看着比我母亲要老多了。他的前额油光光的，鼻翼边一颗大黑痣。只见他身穿一件西式外套，里面一件毛背心紧紧地绷着身子，裤子倒很肥大。只见他费劲地蹬下地来，傲慢地往屋里走去，睬也不睬那些迎候着他的人。人们纷纷为他开门，也有帮他提着包，夹着他的长大衣的，浩浩荡荡地尾随着他。那个年轻姑娘则脸露得意的笑容挨着他，并不时频频回首打量着身后的随从，好像他们的那些殷勤和尊敬，都是献给她的。她刚走进去，我就听见一个佣人在议论著她：“三姨太太年轻了，她除了个奶妈外，根本没有什么其他的佣人。”
我偶尔一抬头，只见母亲正站在窗台上观望，一切她都看见了，吴青又娶了第五房姨太太。妈倒一点也不妒忌这个女孩子，她没必要这样。母亲并不爱吴青，在中国，一个姑娘往往不是为爱情，而是为地位而结婚的。但我母亲在吴家的地位，我后来知道，是最低的。
自从吴青带着五姨太回来后，母亲终日足不出门，埋头刺绣。有时下午就带我坐车出城，为的是寻觅某一种颜色的丝线，或者她根本讲不清它的颜色，有如她也无法讲清她自己的一切烦恼和不快。
因此尽管一切看来平静如故，但我知道，这只是一种假象。你可能会奇怪，怎么一个年仅九岁的小孩子，也能感觉得出？现在想想，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但我好像天生有一种能预测灾难的特异功能，十五年后，同样的功能，使我能听见日本人扔在远方的炸弹，从而知道一场无可避免的战祸开始了。
吴青回来后没几天的一个深夜，我被母亲轻轻摇醒。
“安梅，乖孩子，”她疲惫地说，“去杨妈房里睡吧。”
我睡眼惺松地揉揉眼睛，看见房里晃进一个黑影，那是吴青，我哭了。
“别哭，没有什么，快去杨妈房里、”妈轻声说着，把我抱在冷冰冰的地上，那座木头钟又开始唱了，吴青嘟嘟哝哝地抱怨着这寒冷的天气。我给带到杨妈房里。
次日早上，我看见五姨太绷着脸，就和我一样。早餐桌上，当着众人面，她的怒气爆发了，只见她粗暴地大声训斥女佣动作太慢，吴青则像父亲般严厉地瞥了她一眼，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