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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乌龟是通人性的。”我母亲又接着说，“有一天，那时我不过也就你这样的年龄，外婆就很严肃地对我说，我已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了，因此不可以再四处乱窜乱跑，也不能掏蟋蟀挖鸟蛋，遇到不称心的事不能嚎哭，我必须乖乖地听大人的话，否则，就要把我剃光头送到尼姑庵去做尼姑。
“外婆就这么冲着我说了一通后走了。我快快地来到小池塘边，终于哭了起来。这时，我看见这只乌龟浮上来了，只见它嘟起尖尖的嘴巴，把我滴落在水面的泪珠一颗颗吞下去，三颗、四颗、五颗……然后它慢吞吞地爬出小水池，爬上一块平坦的大石头，开口讲话了。
“那乌龟说：‘我吞了你的泪水，所以我也知道你在受苦，但我得警告你，如果你经常这样哭，那你的一生，将会有许多痛苦和忧伤！’
“然后这只乌龟把嘴一张，吐出一、二、三……一共七只珍珠般大小的蛋，然后蛋壳又毕剥一声一只只裂开，从里面钻出七只小鸟。它们一出壳就开始啁啾着曼声歌唱，无忧无虑地。那雪白的肚皮和动听的歌声，我猜出它们是喜鹊，那种专门给人们捎来喜讯的喜鹊。当我伸手想逮住其中一只时，它们都扑打着翅膀一只只扬翅飞走了，在空中留下一长串快乐的叫声。
“‘现在你看！’那乌龟说着，又笃悠悠地回到水池内，‘哭有什么用呢？你的眼泪并不能洗尽你的悲伤，反而喂养了别人的欢乐，所以，你必需学会吞下自己的眼泪！’”
但在我母亲讲完这个故事后，我看见她自己正在流泪，这惹得我也哭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就像两只养在水底的乌龟，隔着汪汪的水面，有如用涟涟的泪眼，来看待这个世界。
第二天早上，我在睡梦中被大声的怒骂——不是喜鹊的啁啾——吵醒，我立即扑到窗棂边。
外面院子里，只见母亲跪在那儿，双手绝望地在碎石砌成的小道上抓扒着，在她面前直挺挺地站着她的哥哥，我的舅舅。他正在那里大发雷霆。
“你想带走你女儿？你想毁掉她吗？”他气得连连跺脚道，“你早就该去死啦！”
母亲只是匍匐在地上，一言不发。她的脊背一动不动地伏在那儿，就像水池里那只乌龟圆溜溜的背部。她紧抿着嘴不让自己哭出声，我也紧抿着嘴，将那咸苦的眼泪往肚里咽。
我急忙穿上衣服，跑下楼梯跑到前厅，我母亲已准备要离去了，一个佣人正在替她把箱子搬出去。舅母则攥着我弟弟的手站在一边观看。“妈！”我失声叫了起来。
“看你，”舅舅一下惊叫起来，“把女儿都给教坏了！”
母亲低着头向我瞥了一眼，我禁不住眼眶一热，眼泪淌下来了。我想，妈妈一定看见我哭了，因此她把胸一挺，显得比舅舅的个子还要高，她向我伸出双手，我立即拔腿向她奔去。她以一种慈爱平静的口吻对我说：“安梅，我并不强求你，我只是对你说，我要回天津去了，你能跟我一起走吗？”
舅舅立时咬牙切齿地说：“跟着你？让这小姑娘跟你一样？安梅，别以为你能看见什么新鲜的世面。你坐上一辆崭新的马车，但前面拉车的，还是那只老驴，你一生，就像你前面这只老驴！”
舅舅那番话令我更铁了心要走。因为我切切实实知道，在我前面所能看见的，就是我舅舅那幢黑魆魆的令人压抑不快的房子，那儿充满种种莫名其妙的我永远无法理解的恐惧。我缓缓回过头去看妈妈。
舅舅顺手抄起一只瓷花瓶：“你真准备跟着她走？你将一辈子抬不起头了。”说着，将花瓶狠狠地往地上一摔，“哗”一声，碎片溅了一地，我吓得打了个哆嗦，母亲轻轻将我揽过去。
她的手是温暖的。“走吧，安梅，我们得赶快。”她说着，抬头看看天色。
“安梅！”舅母在我身后悲哀地呼唤着。“算啦！”舅舅一下打断了她。“算啦”，在中文里，就是完了的意思，“她早已变了。”
在我即将跨向一个崭新的生活时，我开始怀疑舅舅所说的：我将永远抬不起头。于是，我试着把头抬起，我抬起来了。
这时，我的目光触到被舅母牵在手里的弟弟，他正在一边嚎啕大哭。母亲不敢把弟弟带走。一个儿子，是永远不能走进任何异姓人的家里的，否则，那会真正毁了他。但我知道此刻他还想不到这些，他之所以恸哭，只是因为受了惊吓，因为觉得委屈，因为母亲没有把他带走。
舅父的话没有讲错，当我看见哭得喘不过气的弟弟，我的头再也抬不起来了。
我们雇了辆人力车，匆匆地往火车站赶去。在车上，母亲轻声对我说：“可怜的安梅，只有你知道妈妈心中的苦楚。”我听了后觉得很是骄傲。
直到上了火车，我才了解，新生活离我，还是十分遥远，这使我很是恐慌不安。我们在路上一共花了七日七夜：一天火车，六天水路。一路上，我频频回顾扔在身后的逐渐逝去的道路，一边听母亲兴致勃然地讲述天津。
她数落着小吃担上种种好吃的：元宵、煮花生等等。而母亲最爱吃的，是一种中间打上一只鸡蛋的薄煎饼，然后在上面涂上一层黑糊糊的豆瓣酱，再把它卷起来，就这样火热滚烫地拿在手里吃！
她还细细向我描绘了这个港口城市和它的可口的海鲜，并认为要远远超过我们在宁波所能吃到的。那硕大鲜肥的蛤肉、对虾、螃蟹，还有各种海鱼和淡水鱼，完全是一流的，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外国人来到这个港口呢？
而在这个港口里，还有各个外国租界：日本人、白俄、美国人、德国人……但他们都是各管各，不相往来。他们各自保持不同的生活习惯：有的讲究清洁卫生，有的邋邋遢遢，连他们的住房样式，也各自不同，形状色彩各异：有的漆成粉红色，也有如维多利亚时代的长裙一样，还有那种漆成白色的木头雕花屋顶，看上去就像象牙屋顶一样。
在冬天，我将会看见真正的雪。母亲说，再过几个月，就是寒露季节。那时便要下雨，然后渐渐地，雨珠会变成片片白色的花瓣，那就是雪。不过没有关系，她会把我包裹在毛皮镶边的大衣里，裹得暖暖的。
第五天，船开始驶近天津港，黄浊的水波不时拍打着船舷，随着天津港的靠近，水波的颜色开始变深，最后变成黑糊糊的，而且，船身开始剧烈地晃动着。我觉得害怕，而且恶心。这污黑的水流，让我忆起舅母所说的：把自己的脸皮扔入大海里。那污浊的水流，那么脏，那么奥，人一沾上它，怎么还洗得干净？舅妈说过，那会砧污了我，我真怕她的话会应验。我躺在床上，惶恐地盯着水面，我发现母亲的脸一下子变得阴沉起来。她只是扭头望着黑魆魆的海面发呆，我心头越发沉重和惶惑了。
那黑浊的水流真的改变了母亲。本来，她穿着一身中国式的孝服，可待快靠岸时，她再回到顶屋甲板的起居室时，却似完全换了个人。她描了浓浓的眉毛，各向两鬓高高地挑上去，还涂着黑眼圈，衬着那张脸越发显得苍白，再配着二片血红的嘴唇，显得完全是个陌生女人了。她戴着一顶棕色小毡帽，帽檐上横插着一支棕色羽毛，前额上，垂着两排整齐的刘海，远看就像一对漆器的木雕品，身上穿着一件领口上镶着直垂至腰间的白花边的棕色长裙，腰际别着一朵绢制红玫瑰。
这是十分犯忌的，因为，我们还在戴孝呢！但我只是一个小孩子，我能说些什么呢？我怎么可以指责自己的母亲呢？看着她如此毫无顾忌地华服盛妆，我为她感到羞愧。
这时，母亲拿出一只奶油色的大纸盒递给我。“打开它！”我看见盒子上印着“英国精制各式时装·天津”。母亲只是不出声地盯着我笑：“快点呀！”直到好多好多年以后，我用这只奶黄色的纸盒来贮藏信件和照片时，我还是十分困惑不解，当年，母亲在与我分隔开那么久以后，怎么会确信，我会跟着她走，而当我跟着她走时，我需要穿一身完全不同的新衣服？
一打开盒子，一切我的不安，为母亲感到的羞愧，顿时都消失了。盒子里，是一套崭新的粉白色的裙子，另外，还配着一双长统白丝袜、一双白皮鞋及一只白色的大绸结。
但是，盒子里的一切对我，都太大了一点。我的肩膀简直可以从领圈里耸出来，腰身大得可以装下两个我。可我不在乎这，她也不在乎。我扬起双臂笔直地站着，她拿出针线替我把宽大部分缝小，又用软纸塞进我的皮鞋尖。穿上这样一身新的装束，我感觉上似乎也长出了新的手和新的脚，而且，需要用一种新的步子走路。
不过马上母亲的脸又转得阴沉了。她叠着膝坐着，默默地眺望着越来越逼近的码头。
“安梅，你要准备着过一种新的生活，你会住进一幢新房子里，你将有一个新父亲，许多新的姐妹们，还有一个小弟弟。你会穿好的、吃好的，高兴吗？”
我只是点点头，没有做声，我想起了远在宁波的弟弟，他哭得那样伤心！我母亲戛然住口，再也不提什么有关我将面临的这个新家庭的事，因为这时铃声响了，船上的听差报告着，船已靠岸了。母亲很快地叫过搬运工，把我们两只小箱子指点给他，同时付了他们小费。她做得那么顺手，好像天天在做似的，对这一套已十分得心应手。随后，她又小心翼翼地打开另一只盒子，我看见里面躺着五六只死狐狸，它们张着小嘴，瞪着一对亮晶晶的眼睛，后面，拖着一条蓬松的尾巴。母亲却把这骇人的玩意围搭在她颈脖上，然后紧紧拉着我顺着人流下了甲板。
“安梅，跟上，你怎么走得这样慢！”她频频对我说。我拼命拖着双脚跟上，可我的鞋大大，使我觉得十分吃力。人群乱哄哄的，人们提着沉甸甸的柳条箱或包袱，吆喝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