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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这张支票吧，我怀疑难道真的是特德设下的一个骗局，让我退却，不再为离婚而再与他纠缠。如果我收下这张支票，他就会在事后耻笑我，那一万元钱，把我买通了。悲痛伤感之余，瞬间我生出一个幻觉，似他送我这一万元钱，完全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和爱护，他是以一种独特的方法告诉我，我对他意味着很多……如是颠来倒去地反复忖思着，直到那张一万元支票和特德，在我脑中捣腾成空空然的一片空白为止。
我决心结束掉这场无止境又无谓的折磨，干脆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算了。刚准备开抽斗去取离婚协议书，我忽地记起了这幢房子。
平心而论，我真喜欢我们这幢房子，橡木的大门上端嵌着彩色玻璃。阳光可以洒满我们的早餐室，坐在前厅里，就能欣赏整个城市的南部风光。花园的布局设计和园艺，全是特德自己摆弄的。每个周末，他都泡在花园里，着迷地小心地照料着每一株花，就像美容师为客户修剪指甲一样认真小心。
如今，我透过窗户打量着我们的花园，大片的百合花，已变得枯萎不振了，沉甸甸的雏菊，因为没有东西支撑住，几乎把花千给压断了。石板小道的夹缝中，杂草丛生，不过那么几个月，这曾是那样美好的花园，一下子变成一块荒地了。
这一片败落荒芜的景象，令我忆起曾在一本杂志里读过的一番话：当一个丈夫不再注意修整家中的花园时，说明他正在想把这个家连根拔掉。我已记不清特德最近一次修剪迷送香是什么时候了。
我决心给律师挂个电话。当电话那边铃声一响，我又迟疑了，我挂断了电话：我将对律师说什么呢？对离婚，我将提些什么要求呢？——天呀，我甚至在结婚时，都没想过要提什么要求。
我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十五年来与特德形影相依的生活，令我无法对眼前的问题作一个明确的决定。
直到第四天，我在昏睡中被电话叫醒，铃声响了一遍又一遍，不知疲倦地，我想它一定已响了起码有一个小时了。我拿起了电话。是妈打来的。
“你醒了？我给你带些吃的来。”她的声音听起来，像已看见我现在这颓然潦倒的神情似的。可我房里明明一片昏暗，窗帘拉得密密严严的。
“不，妈，”我说，“我现在不能招待你，我正忙着呢。”
“对妈妈也有忙得不能招待的？”
“我有一个约会，与我的心理咨询医师，我与他约好了……”
她在那边沉默了一下，说：“为什么你自己不说点什么呢？”她几乎是以一种痛苦的语调在劝我。“为什么你不去跟你丈夫说说？……”
“妈！”我止住了她，觉得几乎要倒下去了，“请别再提任何挽回我婚姻的话了，我不要听。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我并不是要你挽回你的婚姻，但至少你自己，也应该大声说几句什么。”她这样对我说。
刚挂上电话，它又响了，那是我的心理医师的助手，那天上午我如前两次一样，又失约了，他向我询问是否再要另外安排一个日期，我说待我查核一下我的日程表后再给他回音。
五分钟后电话又响了。
“你这几天人跑哪去了？”那是特德打来的。
我开始不争气地动摇了。“我出去了。”我说。
“三天来我一直在给你挂电话，甚至还去电话公司询问了这边的线路有无问题。”
但我立时就明白，他之所以这样焦虑，并不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只是因为当他急于要了结某些事时，一切令他等候滞阻的，都使他不耐烦。
“你知道吗，已经两个星期了。”很明显的，他在生气。
“有两星期了？”
“你既没去兑支票，也没把离婚协议书给我。我希望大家都办得漂亮一些，露丝。为此事，我已找好了一位律师。”
“是吗？”
接下去他气也不换一口，就道出他的真正目的，那真是比我想象的还要可怕卑鄙。
他要我签了名后将离婚协议书还给他。他要这座房子。他要尽快地将一切手续办妥，因为，他马上要再结婚了，与另一个女人。
半天，我才迸出一句：“哦，你和别人在合伙欺骗我！”真是奇耻大辱，我差点要放声哭出来。
几个月来还是第一次，遭遗弃后还是第一次我突然觉得解脱了。得了，没有什么再需要优柔寡断了。顿时，我又觉得一种失重，在一片迷津中，只听到空中传来阵阵不可抑制的笑声。
“什么事这么好笑！”特德没好气地说。
“对不起，”我说着，还是忍不住咯咯地笑着。话筒那边特德的沉默，令我笑得更不可抑。
“对不起，特德，最好你下班后过来一趟。”我强忍着笑把话讲完。
“你我之间，已没什么可多谈了，露丝。”
“这我明白。”我嗓音的冷静，令自己也吃惊。“我只是给你看些东西。别着急，你会拿到你要的离婚协议书的。相信我。”
其实当时我自己心中毫无计划，等他来时，我究竟要对他说些什么。但我知道我只是一心想在离婚前，再与特德见上一面。
我给他看的，就是那个花园。那天他是在傍晚时光到我这里来的，那正是一个多雾的夏日的傍晚，我把离婚协议书揣在风衣口袋里。特德穿着一身运动便装，待他环顾着那个废败的毫无生气的花园时，我发现他的身子，也在簌簌颤抖。
“一片荒芜。”他心疼地轻声啧啧着，一边努力将被蔓延到路径上来的黑莓藤缠住的裤管挣脱出来。此时我猜出，他正在估摸着，要使这里恢复原状，大约需多少时间。
“我倒喜欢这样。”我说着，不经心地拍拍一只长得硕大的萝卜。盘盘杂草，已攀爬到我们房子的墙边了。
特德从地上拾起一把掉落的梅子，一扬手它们就越过篱笆，掉入邻家院子。“离婚协议书呢？”他终于开口问。
我将离婚协议书递给他，他信手把它塞进口袋。这时他转向我看着，那目光，我一度还以为是充满柔情和爱护之意的。“你不需马上就搬出，”他说，“我知道，你至少需一个月时间才能找到合适的住处。”
“我早已找到了住处。”我立时接嘴道。因为就在霎时，我已明白我将住在哪里了。他眉毛一扬，惊喜地一笑，然而那笑容未及展开就消失了，因为此时我说了一句：“就是这里！”
“你说什么？”他尖声叫着。
“我说，我就住在这里。”我重新说了一遍。
“谁说的？”他气势汹汹地把手臂往胸前一抱，斜着眼盯住我，那架势，说明他准备大大地发作一场。过去只要他一摆出这样的架势，我就会吓得六神无主。
不过现在，我一点也无所谓了，既不害怕，也不生气。“我说的，我就呆在这里。我的律师也这么说，如果你要想得到我在离婚协议书上的签字的话。”
特德连忙掏出那份离婚协议书，发现四个×还在，没有我的签字。“你到底准备怎样？”他问。
这下，我用足全身的力气，一个字一个字地对着他说：“你反正不能就这样，把我从你生活中拎出去这么顺手一丢。”这正是一切的关键所在。
我看到了我想看的后果了，特德慌乱了，他肯定没料到，我怎么一下子如此强硬起来了。
那晚，我梦见自己在花园中游荡着，薄纱一样的淡雾，波浪似地在花园上方飘拂着，摇荡着，给树丛添上一种奇幻的迷茫之感，朦胧中，看见妈在小心地俯身照料着一棵棵花草，那样地细心，犹如在照看着一个个婴儿。看见我，她对我挥挥手：
“看，我早上刚刚把它们种下，为了我，也为了你！”
哦，妈妈！
——吴精美的故事
五个月以前，在一次为庆祝中国阴历新年而举行的蟹宴上，妈送给我一个护身符，那是一块垂在金链条上的玉，这块玉不是我自己看中的。它几乎与我的小手指一般大小，绿白两色相混，精工细作地雕刻着许许多多花纹。依我的目光看，它作护身符不大合适，块头大大，颜色也太绿，而且太矫饰。因此我就顺手把它放进我的一只漆器盒中，过后也就忘记了。
然而这些天我却想起了它。我弄不懂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我妈在三个月前去世了，再无人向我解释它的含义。她去世那天，正好是我过三十六岁生日的前六天。
现在我天天佩戴着这块玉，我想这上面雕刻的图案，一定有它们特定的意义，因为那些线条和花纹，对中国人常有某种特别的解释。当然，我尽可以向琳达姨、安梅姨或其他中国朋友请教，但我深信，她们所讲的，远远不会就是我母亲所想表示的。即使她们跟我解释过，那上面的石榴花纹，表示妈希望我能多子多孙，可多子多孙了，又怎样呢？
因此，我也分外注意别人颈上的这种类似的饰物——那种和我一样的约两寸大小的垂物，是椭圆形的，滴绿生青。但我们很多人，佩戴着它却对其含义一无所知。例如上个周末在一家酒吧里，我发现有个侍应生，他颈脖上也吊着这么相似的一枚，我便指着我自己颈脖上的那个问他：“你这东西是哪来的？”
“我妈给我的。”他说。
我问他，为什么他妈要给他这个。自然，那已侵犯他人隐私了，活像个包打听。这种问题，只可以由一个中国人向另一个中国人发问。反正在一群黄皮肤黑头发人中，两个中国人之间，才有种自家人的感觉。
“在我离婚后，她把这给我了。我想自有她的道理的。”
但我却从他话中听出，他自己都对这枚吊饰的意义有所怀疑。
就在去年的新年饭上，妈一共煮了十一只蟹，每人一只后还可以有个人多吃一只。那是她和我一起在唐人街上买的。我爸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