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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之说，人人都梦想着桂林。然而我到了那里，才发现，我的桂林梦竟是那般小家子气，我的想象力是那样狭窄贫乏。当我看见真正桂林的山峦，我笑了，同时也颤抖了。这些山峦，活像大堆妄图跳出油锅的煎鱼。山与山之间层层叠叠，影影憧憧，似没有个尽头。然而只要云层稍稍移动一下，这些山峦突然又变了，有时会像一群逼近的象群。你能想象吗？山脚满是神秘莫测的窑洞，洞里是奇形怪状的钟乳石，犹如石雕的卷心菜、冬瓜、萝卜和洋葱，真是你想象不出的千姿百态，好比一个石头雕成的大花园。
“但我来桂林，并不是为了游山玩水，我已无暇去领受她那旖旎的风光。我男人，把我和两个婴儿带到桂林，是为了躲避战火，他以为这里安全些。他是个国民党军官，当他把我们安置在一幢二层楼房的小房间里后，便只身一人去了重庆。
“我们知道日本人步步挺进，国军节节败退，尽管报上从来不这样说。每日每时，都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拥进城里，簇拥在人行道上，四处寻觅栖身之处。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有富人有穷人，有上海人，广东人，北方人，而且不只是中国人，还有外国人，有传道士，也有和尚尼姑。当然，也有国民党官兵，他们以高人一等的姿态自居。
“这简直成了个大杂烩。如果不是因为日本人，这么些人杂集在一起准会打个落花流水。你想想看：上海人和北方的乡巴佬，银行家和理发师，黄包车夫和缅甸难民……大家互相不买账。哪怕人人都往人行道上随地吐痰，大家都在屙肚子，身上都散发着一样的浊臭，可人人都在抱怨别人身上的体臭，唯独嗅不到自己身上的气味。哦，我最恨那些美国空军官兵了，他们那种‘好吧，好吧’的洋腔中国话让人听了会忿怒。然而最糟的是北方乡巴佬，他们用手挖鼻孔、擤鼻涕，又用那擤鼻涕的手去推搡旁边的人，龌里龌龊的。
“因此你能想象，桂林对我很快就失却了她的种种魅力。我再不想去爬山，尽管它们是那么可爱。我怀疑那些山已被日本人践踏过了。我整天就呆坐在房内的暗角里，一手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双脚总是处于紧张的戒备状态；只要空袭警报一起，我便像动物般直奔山洞里。但你不可能长久停留在黑暗中的，用不了多久，你的内心即开始萎靡，你会渴望光亮，在岩洞里听得到外面震耳欲聋的轰炸声，然后砾石雨点般劈头盖脑地倾覆下来。坐在岩洞里，我再也不去欣赏钟乳吊花和石头花园，我只是盯着洞顶——一座远古时期的山峦的底部出神，它很可能就会从我头顶上坍下来。你能想象吗？生的希望，既不在洞里，又不在洞外，也不知究竟在何方？完全是一种郁闷而无望的等待。
“因此一旦轰炸声远去，我们便像刚下地的小猫崽一样，抓着扒着拥上回城的道路。我常常十分诧异地发现，那映着燃烧的天际的山峦，竟然还是完好如初，毫无损伤。
“令我生出发起喜福会这念头的，是在一个酷暑煎人的晚上。那天热得连飞蛾都给暑气熏昏而坠在地上，它们的翅膀几乎要被潮湿的暑气蒸熟了，以至再也无力掀动。反正，处处都散发着浑浊的臭气，没有一间房间可以吸到一点清新的空气。那令人翻胃的臭气，从楼下阴沟里泛出来，往四下弥散，直冲着二楼我的窗棂。它们无孔不入，甚至我的鼻孔也遭了殃。整整一个通宵，阵阵尖锐刺耳的嚎叫声没有平息过，不知是农民在杀猪，还是哪个当官的，在当街痛打挡他道的倒霉的乡巴佬。我也不想去窗口看个究竟，即使看明白了，又关我什么事？就是这一瞬间，我蓦地感觉到，我不能老这样下去，我必得做点什么来让自己分分心，得找点什么消磨消磨时光。
“我便生出了这样的主意：邀集四个女人来打麻将。我很明白要邀的是怎样的人：她们大都像我一般年轻，有生气。她们中一位是像我一样的军官太太，另一位是个上海有钱人家的小姐，她的仪态非常好。在逃难出来时，她随身只携带了一点点钱。还有一位是南京小姐，她长着一头极浓密的黑发，我还从没见过这样黑、这样浓的头发，她的家庭地位较低，然而她为人很是活泼可爱。她曾与一个老头结婚，后来那老头死了，给她留下一笔足以让她养尊处优度日的财产。
“每星期我们轮流做东。轮到的女主人，必须准备一些特别的可以讨口彩的食品——如可称作金钱饼的烧饼，俗称长寿面的面条一，隐喻得贵子的落花生，还有，人称福橘的橘子。
“看，以我们菲薄的经济力量，却能吃上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不在乎金钱饼里的馅是烂水果捏成。而所谓的福橘，皮上满是斑斑的霉点。我们所吃有限，倒并不是因食物不足而存心节省，而是因为实在吃不下了。打从聚会日的大清早起，我们便开始饱口福了。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是幸运的，全城可以像我们生活过得这般奢侈的，实在是微乎其微呀！
“口福饱了后，我们便把钱装满一大碗放在显眼之处，随后各人在麻将台边各就各位。我的那张麻将台，还是从我老家搬来的，用的是一种质地上乘的红色木料，当然不是你们见到的那种玫瑰木，而是红木。这是一种十分华贵的家具，可惜在英语中，找不到合适的专用名词来表示它。桌上铺着一层厚厚的垫衬，以使麻将牌倒上去时，只听见象牙块互相碰撞的闷闷的‘噗噗’声。
“打麻将时，大家都聚精会神的，没有人讲话。除了吃牌时发出的一声短促的‘碰’或‘吃’，大家都鸦雀无声，人人都想争当赢家。但打了十六圈后，我们又要饱口福了，以讨点好口彩，沾点牌运。吃完了，我们便开始天南地北地谈天，直到天亮。我们讲故事，怀恋着那过去的好时光，憧憬着将来的好时光。
“哦，那些瞎聊也真有趣，天下竟有那么多千奇百怪的事，把我们都笑个半死、一只雄鸡闯到房里，跳在一只碗顶上喔喔啼叫，然而第二天它再进屋时，已是静静地躺在那只碗里了，还有一个小姐，给两个朋友发了情书，其实，那两封信都是写给一个人的；此外，有个傻乎乎的外国婆娘在上厕所时，被一声爆竹声吓得昏了过去。
“人们指责我们每周一次的聚会。当城里众多百姓以老鼠充饥的时候——到后来，连老鼠自己都无处觅食，只能吞食垃圾——人们认为我们都中了邪了，甚至在我们自己都面临着家庭崩溃，妻离子散的阴影时，竟还有心思谈笑自若。
“其实，并不是我们对痛苦视而不见，麻木不仁。我们也在担惊受怕，我们也都有各自的痛苦。但什么叫失望？所谓失望，是对那早已不存在的东西，还期待着它回归，或者说，不过是延长着那些难以忍受的折磨。当你家的房子被烧了，连同你的父母亲，都一起烧死了，你还会想念一件挂在房子壁橱里的，你十分心爱的大衣吗？当电线杆上挂着残存的人手和人腿，饿狗满街出没，到处乱窜，它们爪子里，还拖着一只啃了一半的人手，这时，你的头脑还能保持清醒多久呢？我们扪心自问，与其悲悲切切地等死，不如快快乐乐地迎接灭亡，这又有什么错呢？
“因此，我们决定把每周一次的聚会，变成过年一样的节日，令每一周都有一个机会可以忘记过去。我们不让自己想到任何不快与忧愁，就是要吃喝玩乐，自寻快乐。我们赌钱，讲最美好的故事。每个星期，我们都期待着一次欢悦，这种期待，成了我们唯一的快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自己的聚会命名为‘喜福会’了。”
我母亲，通常总是以乐观的口气来结束这个故事。她老爱炫耀自己的牌艺是如何高超。“我手气好，总是赢家。人家开玩笑地称我为‘贼门槛’，”她说，“我赢到手好几万呢。但我并未发财。那个时候，钞票不值钱，连草纸都不如。我曾说过，一张票面为干数的钞票，还不够揩一次屁股呢！”
我从来只认为，母亲的桂林故事，不过是个中国神话而已。故事的结局，也常常是多变的。比如那张票面上千的钞票，她说，用它买来半杯米，将米煮成一锅粥，然后用这锅粥与别人换来两只猪蹄，又再将两只猪蹄换成六只鸡蛋，六只鸡蛋后来又孵出六只小鸡……她的故事也因此不断得到发展和补充。
有天晚上，我向她要求买架半导体收音机，她没同意，于是我就生了一个钟头的闷气，一声不吭。她便说了：“你为什么总要惦记一些你从不曾拥有过的东西呢？”于是，她将桂林故事的另一个结尾给我讲开了。
“一天早上我家来了个军官，”她说，“他是来通知我立即去重庆我丈夫处。我明白他是要我离开桂林。一旦日本人打到桂林，我们这些军人家属可是没好果子吃的。可叫我怎么去重庆呢？桂林根本已不再往外地发车了。亏得那位南京小姐，她通过一个熟人，为我搞到一辆运煤的独轮小板车。
“我把行李，还有那对双胞胎孩子，都放在独轮车上。就在我推车离开桂林的第四天，桂林失守了。一路上，逃难的人群中，不时传来日本人在血洗桂林的消息，那真是太可怕了。直到桂林失守的最后一天，国民党词严义正地表示，桂林是安全的，是受国军保护的。就在当天日本兵入侵桂林后，满街还散乱地丢弃着关于报告国军大捷的号外，而它们上边，则躺满着无辜者的尸体，就像砧板上的鱼一样，横七竖八的。他们多为女人、老人和小孩，真叫人惨不忍睹。毛病就出在他们一直对国军怀着希望。结果你看，连命都丢了。听到这样的惨闻，我只是咬牙赶路，步子越迈越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