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是，这些话对妈来说，一辈子也理解不了。
所以我只好这样对妈说：“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那是早在我们结婚前就开始遵循着的，一直持续到现在。”
哈罗德回来了；从车上提下买来的木炭，我则卸下食品等杂货，然后开始腌泡牛肉，煮饭，安排晚餐桌。妈则坐在花岗石铺面的厨房桌边，嚼着咖啡，一边不住地用藏在袖子里的软纸，揩拭着杯子底。
晚餐时，哈罗德不时制造着谈话气氛，一边谈论著有关房子的装修计划：屋顶安上天窗，扩大平台，铺上种植郁金香的花坛，将有毒的砾树砍掉，再辟一个侧厅，然后修建一个日本式的浴室，反正从头到尾都是他一个人在说话。晚饭后，他便收拾了餐桌，一边把脏盆子都堆在洗碗机内。
“要吃甜食吗？”他问着，一边去开启冰箱。
“我已经饱了。”我说。
“丽娜可是不吃冰激凌的。”妈接着说。
“好像有那么回事。她总是节食。”
“不，不是节食。她从来不吃冰激凌，她不爱吃。”
哈罗德笑了，迷惑地看看我，希望我能向他解释一下我妈的意思。
“妈说得对，”我只是冷冷地说，“我几乎一直讨厌冰激凌！”
哈罗德显得更迷茫了，好像我说的也是他不懂的中国话似的。
“我想……你这是因为要减肥吧？”
“难道你没看见，她现在已经瘦成这副样子，”我妈在一边叫了起来，“她已经瘦得像个鬼了，再减肥，连人都要没有了。”
“是的，上帝。她可真伟大，真有毅力。”哈罗德这才松了口气似的，还以为我的妈存心给他找个台阶下。
晚上，我把干净毛巾送到客房里，妈正坐在床沿上沉思。这间小客房，哈罗德向来不怎么上心，因此陈设极简单，一对覆着白床罩的床，裸露着的没有地毯的地板，斜顶的墙面上光溜溜的，一点装饰都没有。
房里唯一的摆设，是床边一个很古怪的茶几，由细脚伶仃的黑漆木质支架支着一块不对称的大理石板。妈刚把手提包往上面一搁，那茶几上的一只圆筒形黑花瓶，便开始摇晃了，连带花瓶里的阿利斯花，也一阵颤曳。
“当心，这张茶几不大稳。”我说。这张设计造型实在不怎样的小茶几，还是哈罗德学生时代的杰作。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对它如此引以为做，这只茶几线条笨拙，没有一点哈罗德所讲究的“流畅”和“动感”。
“这有什么用？”妈用手轻轻摇摇那张茶几，“上面什么都搁不上，‘唇亡齿寒’。”
我给妈道了晚安，下了楼，哈罗德正在开窗让空气流通一下，这是他每晚必做的。
“我觉得冷。”我说。
“什么？”
“请把窗关上行吗？”
他看看我，无奈地一笑，关上窗，然后盘着双脚在地板上坐下，随便找了一本杂志翻阅着。我坐在沙发上发呆，让这种无意识的、无益的烦乱，搅得闷闷不乐。这不管哈罗德的事，他什么也没错，哈罗德就是哈罗德，就是这个样。
在我决定这一行动之前，我明白，我正在掀起一场大波，而这场轩然大波最后该怎么收场，远不是我所能掌握的。但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无论如何不能了。我腾一下起身走到冰箱前，在哈罗德名下的冰激凌上，打了个“X”。
“怎么啦？”
“怎么了？”
“没什么！我只是想，你不该把冰激凌的账上在这里。”
他耸耸肩，贼忒嘻嘻地说：“我爱吃。”
“为什么你总是这样斤斤计较！”我对着他大吼着。
哈罗德放下杂志，咧咧嘴，有点生气了：“你在说什么呀？到底什么事？”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反正，我讨厌斤斤计较，什么该平摊，什么不该平摊，什么得自己一个人付，什么又要加起来，再减过去，再一分为二……我讨厌，讨厌！”
“可当初是你，要这只猫的。”
“你说什么？”
“好，算啦。假如你以为我对灭虫剂的建议不公平，那我俩平摊这份账好啦。”
“那不是主要的。”
“那请劳驾告诉我，什么是主要的？”
我开始哭了，我知道，哈罗德最恨我哭，这经常令他不自在，恼怒。他认为这是在要挟他，可我实在忍不住我的眼泪。因为我发现，我自己也实在不知道，与他争执的要点究竟是什么。是要求哈罗德资助点钱给我？还是要求付得再少一点，比一半再少一点？我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停止这种平摊付账的方式？我们是不是还应该清算一下各自脑子里的货色？这一来，会不会让哈罗德赌气，干脆故意坚持付大部分账，反而令我更难堪了？或许当初，我们根本不该结婚？或许哈罗德根本是个坏蛋，而或许，是我使他变成这样的？
这种攒动纷纭的思绪，纠缠得我无法摆脱。看来，它们中没一个是成立得了，而且毫无意义。我自己一个也解答不了，我完全失望了。
待我觉得可以控制住自己时，便呜咽着，迸出几句：“我只是认为，我们必须要改变一下。我们的婚姻基础，到底应该是什么……根本不是这种账单，不是谁该付给谁多少，谁又该找回他多少……”
“胡说！”哈罗德话一出口，即将身于往后一倚，这工夫，他似真的在思考，然后，他以一种受伤的嗓音接着说：“嗯，我知道，我们的婚姻基础，要远比这些账单要多得多……但如果你认为不是这样的话，那末我想，你还要些什么呢？在你改变主意以前？”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一点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我在说些什么。我们只是默默地坐在起居室里，相对无言，似乎连空气都沉重得凝滞住了。我望着窗外，远处的山峦，隐约在一片夏日的云雾中，接着，我听见头顶上有玻璃碎裂的声音，紧接着，一张椅子跌倒了。
哈罗德刚欲起身，我拦住了他：“让我去。”
楼上门敞开着，房里黑魆魆的，没有点灯。我不禁喊了一声：“妈！”
我立时发现，大理石茶几倒塌了，那只圆筒形黑花瓶给跌为两爿，花瓣散了一地。
然后我才看见窗台边的妈，那投在夜幕下的身影，寂孤又清晰。她在椅子上转过身来，脸庞依旧隐在幽寂的夜色中，因此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它掉下来了。”她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声，毫无歉意。
“没有关系，”我说，并俯身将碎片拾起，“我知道早晚要打碎的。”
“那你怎么不想个办法制止它？”妈问。
而这，竟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美国女婿拜见中国丈母娘
——薇弗莱·龚的故事
一
我陪妈去一家我很中意的中国餐馆午餐，希望可以使她散散心，但常常却成为一种折磨，以不快而告终。
我们约在“四方”餐馆。妈见到我，劈头就是一句：“哎呀，你的头发怎么搞的？”她不满地看看我头发，用汉语说。
“什么‘怎么搞’的？”我说，“我刚刚剪了个头。”那是罗雷先生特地为我设计的一个新发型，那种笔直的，前边是一列浓浓刘海的，两边不对称的发式，是很时髦的，然而决不新潮。
“那边似给砍掉了一截，”妈说，“你该向他们要回你的理发钱，让他们赔你呀！”
我叹了口气。“妈，我们就太太平平吃一顿午饭吧。”
她便不做声了，紧紧抿着嘴巴，眼睛贴着菜单细细琢磨着，然后咕噜了一句：“这张菜单上，也没什么好吃的。”然后，她抬手拍拍服务员的手臂，用手指抹抹筷子，啧啧摇摇头，说：“瞧这油腻腻的，你要我用这来夹菜？”然后，她便用热茶重新烫过自己的碗筷，一边劝说我们的邻座，务必也要学她的样。然后，又叮嘱服务员，汤一定要滚烫的，当然，这个烫，得由她自个的舌头来做鉴定。
“你不该这样唠叨。”我制止着她。这时，她正在为多付掉的两元钱与服务员纠缠不清，因为她点的只是菊花茶，而不是绿茶。“再说，如此激动，对你的心脏也不好。”
“我的心脏根本没病！”她怒气冲冲地否定。
这话不假，医生们早就声称，现年六十九岁的老母亲，血压却像十六岁的人那样正常，有如她的生肖马一样的强壮有力。她生于1918年，命中注定，她也像她的生肖马一样的固执和忠实勤恳。我是属兔的，1951年生。兔子嘛，顾名思义，自然是不安分的，好动和敏感的，脸皮薄，动作快。因此，我和妈，似命定就是互相冲克的。
勉强应付过那顿午餐后，我终于硬着头皮告诉妈：我打算和里奇·谢尔顿结婚了。我已经准备好，她听了这消息后，不会给我好脸色看的。
我的朋友玛琳曾不解地问过我：“为什么你要这样紧张？里奇并不是什么端不上台面之辈，要知道，他好歹也是一个税务经纪人，与你一样的税务经纪人。天呀，她凭什么那样挑剔？”
“你不了解我的母亲，”我说，“她反正对谁都看不顺眼，对谁都能挑出一大堆的不是。”
“那你就干脆私奔。”玛琳说。
“我和马文就是这样的。”我说。马文是我的第一个丈夫，我高中时就与他相爱了。
“哦，所以你们出走了。”
“就是呀。当我妈发现我和他好上了，当下就将鞋脱下劈脸扔上来。正好，这一扔，就把我俩扔跑了。”
妈其实并没见过里奇。事实上，每每只需我一提及里奇——比如说，里奇约我去听交响乐啦，里奇带我四岁的女儿苏珊娜去动物园啦，反正只要我一提及他，妈总要急忙用话把它岔开。
就我们刚才在餐馆等结账那工夫，我还得小心翼翼地把话题引到里奇身上：“哦，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