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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叫喊着：“我差点摔断了脖颈。”然后；那边又是哭又是笑。
听声音，她们似已在热烈拥抱和亲吻。我吃惊了。不管怎样，我为她们高兴。我的估计完全错了。
我至今都记得，那个晚上，“希望”这个字眼，如何强烈地震撼着我。从此，一天一天，一年又一年，我始终紧紧地抓住“希望”这个字眼，守在妈床边，看着她昏昏沉沉，无意识地自言自语着。但我相信，这样的状况——这个最最可怕的状况，总有一天会结束的。灾难已经来临了，但现在，我却想到了希望。苏茜斯太太和特丽莎间的可怕的激烈争吵还在继续，但我从中似乎明白了某种涵义。
我看见，一个女孩子抱怨着：“我无法再忍受了！”我看见那母亲，穿着漂亮的睡袍躺在床上。后来，女孩子向她高高举着锋利的刀刃：“你必需挨上一千刀，这是唯一令你解脱的办法。”
母亲闭眼坦然地接受了。嗖！嗖！嗖！利刃飞快地剐着母亲。母亲痛入肌肤，大声号叫着，但待她睁开双眼，发现没有血迹，也没有残骸。
女孩说：“看见了吗？”
母亲点点头。“现在我完全懂了。最坏的已经挨过，再没什么可怕的了。”
女孩子说：“到墙那边去看看吧，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你错了。”
然后，女孩子携着母亲的手，穿过墙走了。
信仰和命运
——许露丝的故事
一
为了表示她的虔诚，妈每礼拜上教堂时，都随身带本小小的人造革面的《圣经》。可后来，她对上帝失望了。从此，那本《圣经》给塞在一条短一截的桌腿下，使桌子不再晃动，同样的，也使她生活中残缺的一角也不再因失却平衡而晃动。那本《圣经》，在桌子腿下已压了有二十来年了。
不管什么时候，谁向她提及这本压在桌子腿下的《圣经》，她就装糊涂，用一种过分惊讶的口气叫道：“哎呀，这个……我都忘了。”妈算不上一个好主妇，不容易的是，这些年后这本压在桌腿下的《圣经》，倒还居然一尘不染。
现在，我就看着妈，在这张摆在厨房用的桌下打扫着。这是她每天晚饭后必做的功课。只见她用扫帚尖，轻轻地在垫着《圣经》的那只桌腿上撺弄着，扫了又扫。我在一边默然坐着，寻思着一个合适的机会，向她和盘托出，我和特德崩了，我们离婚了。我知道她听了后会怎么反应：“不可能。”她一定不会相信。
就是我向她一再明白表示，我和特德的婚姻已过去了，她一定还会这样说：“一点也没法挽救了？”
即使我心里清楚——这事已是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了，她还会竭力劝我再试试。
二
妈竟然不赞同我离婚，这真让我啼笑皆非。十七年前，我开始与特德频频约会，这使母亲十分懊恼。我的姐姐们，可是只与教堂里认识的男孩子们约会的。
我和特德，是在一次生态学的讲座中相识的。那天，他俯身递给我两块钱，以此作为报酬，来借我上星期做的笔记。我谢绝了他的两块钱却接受了他喝杯咖啡的邀请。那正是我在伯克莱大学的第二学期。我先入伯克莱的文科班，再转到美术系。特德那时正在医科大学预科三年级。他跟我说过，早在他小学六年级时，便已经在解剖一只胎猪。
我不讳言；特德最初能引起我注意的，恰恰就是那些与我的哥哥和相识的中国男孩子们的不同之处：他的鲁莽，他的执着，他的自信与固执己见；他的瘦削的轮廓分明的脸庞和颀长的身材，他的壮实的手臂；还有，他的父母是来自纽约泰兰城而不是中国的天津。
早在特德第一次来我家接我出去时，妈一定也已经注意到这些不同了。反正那天待我回到家，正在看电视的她，劈头就是一句：
“他是个美国人哦！”她警告般地提醒我，仿佛我是个瞎子，看不出他是个外国人似的。
“我也是个美国人，”我说，“再说，我也没说过要与他结婚。”
同时，特德的母亲乔顿太太那边，对此也有一番话了。那天，特德偶尔发兴，请我去金门公园，参加一个他们家族一年一度的家庭野餐。尽管那时我们还相识不久，自然更谈不上上床，因为我们都住在各自父母家。在那次聚会上，特德把我作为他的女朋友，一一介绍给他的亲戚，可我自己直到那时，也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我是他的女朋友这一点。
后来，当特德和他父亲及其他客人走开去打排球时、他母亲便挽起我手臂，开始在草坪上踱步，渐渐地，我们踱出了人群。她亲热地握着我的手，眼睛却不对着我看：
“真高兴终于见到你了。”乔顿太太说。我想对她解释：我实在算不得特德的女朋友。可她只是管自往下说：“我以为，你与特德十分般配，特德与你在一起，觉得很快活。所以，我希望你别误解我下面要说的。”
于是，她娓娓地与我提及了有关特德的前程。他需要致力于他的医学深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不能过早考虑成家。她向我保证，她对少数民族，一丁点都没有任何偏见。她与她丈夫拥有好几爿办公用具公司，他们对公司里的一些东方人、西班牙人甚至黑人，印象都很好，私交也不错。但是特德将来所持的专业，注定有其特定的局限与准则，他的活动范围将是病人和其他医生们，他们不可能像我们乔顿家那般通情达理，那般理解特德。然后，她不无遗憾地表示，世上其他地方还有那么多灾难和不幸，越南战争，又是如此丧尽人心。
“乔顿太太，我不是越南人。”我轻声纠正着，即便此时，我已怒火中烧，忍无可忍。“再说，我也根本没想过要嫁给你儿子。”
后来在特德开车送我回家途中，我对他说：我们不要再见面了。他追问我原因，我便把他妈的那番话一字不改地重复给他听，没有加进任何我的评价。
“行了，你就坐那边去，让我母亲来摆布一切吧。”他对着我大声咆哮着，好像我是他母亲的同谋者，好似我背叛了他。他的暴跳如雷和愤慨深深地打动了我。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幽幽地对他发问，同时觉得心口一阵作痛，我想，那是爱情的萌发。
最初的几个月里，我们如胶似漆，一种受唐突的反叛和冒险心理的激励，我们互相缠在一起，越发觉得彼此难以分离。我们自认对方，就是自己的那一半，我们两个一半，构成个坚固的整体，就像阴阳和合一样协调完美。我们是自己想象中一出悲剧的男女主角，他是搭救我的勇士，我只是个孱弱的女子。不论我陷于怎样的困境，我的勇敢的男主角，总会排除万难，就像童话中的王子历经曲折去解救受难的公主一样，将我搭救出来。我们完全沉醉在其间，情意缠绵。即使拥抱做爱之时，我也从心灵深处感到，我得到了保护，得到了依傍。
“我们该怎么办？”我继续不断向他询问。就在我们相识的这一年内，我们住在一起了。在特德进入加州大学医科的前一个月，我们在圣公会教堂举行了婚礼。婚礼那天，乔顿大大坐在教堂前排长凳上哭了，就像一切新郎的母亲在这个时刻都会做的，哭得恰如其分。直到特德结束了他的皮肤病学实习，我们便买下一幢多年失修的，带个大花园的三层楼维多利亚式住宅。特德替我在楼下安排了个工作室，这样，我能作个自由绘图员，把活带到家里来做。
好几年过去了，总是特德来决定，我们去哪度假，他决定需添哪些家具，他决定我们暂时不要小孩，直到搬到一个拥有更高层次的邻居的地段。开初时，我们还互相讨论一番，待我们明白讨论的结果，总不外乎是“你看着办吧，特德”，“你决定吧，特德”，便干脆不作讨论，只由特德做主了。我从没想过要违抗他的决定。我宁可不操这份闲心，集中精力在自己的T字尺和红蓝铅笔上。
但从去年，特德变了。自从他接受了一个面颊上患蜘网血管瘤的女病人后，他的自信和责任感，都消遁了。他当时表示，他能把这些网状血管吸出来，令她恢复正常的形象。但结果，他竟把她面颊上的一根神经吸了出来，她左边的脸神经瘫痪了，她去法院控告了他。
诉讼失败后，他的变化令我震惊。他开始逼迫我来作决定。我得决定，是买美国车还是日本车，办终身保险还是定期保险？还有对候选人的选择，家庭的开支……
我得反复掂量，反复考虑，而结果往往是我的脑袋被搅成一团浆糊。因此，只要我一说：“你决定吧”，或者“我无所谓”，“随你便，特德”，他便会不耐烦地说：“不，你来决定。你不可以这样毫无责任心，这样模棱两可。”
我本能地意识到，在我们之间，已起了微妙的变化，这使我非常不安。那层以保护者自居的面纱已经撩起，现在，特德处处都在逼迫我，甚至是最琐细的生活小事，我觉得他似在有心折磨我：买泰国食品还是意大利的？一种开胃食品还是两种，哪一种更好？用信用卡还是支票，用支票还是现金？
上个月，为着业务上的事，他将去洛杉矶两天。临行时，他问我是否愿与他一起去？可不及我开口，他又接下来说：“算了，我一个人去吧。”
“也好，如是你可以更专心业务研究。”我表示同意。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只是因为，什么事要指望你来作决定，等于白搭！”他忿忿然地回答。
我申辩着：“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对你，从来没一样事是要紧的。”他恶狠狠地说。
“特德，如果你要我去，我就去。”
他好像被火烙了，暴跳如雷地对着我吼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