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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岛周报》的“法西斯的、造谣、诬陷的本来面目”无情地予以揭露，并重申，《夏潮》的立场正是“中国民族主义”，“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和人民抱着极深的认同和感情”，“愿意跳出唯台湾论的岛气，学习从全中国、全亚洲和世界的构图中去凝视中国（连带地是台湾）的出路。”
这场争论延续到“解严”之后，激烈程度减退。“台独”势力的新分离主义，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又和台湾政局变化有关。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李登辉开始执掌党政大权，台湾进入“李登辉时代”。1990年5月，李登辉宣布开始“宪政改革”，对旧“法统”进行改造。此后，从1990年到1997年，台湾当局进行了四次“修宪”，包括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总统由台湾地区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冻结台湾“省长”、“省议会”选举，虚化“台湾省政府”功能等等。台湾的政治格局、国民党内部的权力结构以及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和对外政策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国民党政权迅速“本土化”，标榜实行西方民主制度，谋求“两个中国”的政策日益明朗化，分裂祖国的势力愈益煽动仇视大陆的情绪，“台独”活动更形猖狂。
民主进步党，即民进党成立之初，本来还是各种反国民党势力的复杂组合，但领导权基本上被“台独”分子把持，“台独”思潮在该党内严重泛滥，民进党一大通过的党纲，即主张台湾前途由台湾全体居民决定。以后，该党又陆续通过一些决议，宣称“台湾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台湾国际主权独立”等等。1988年以后，在台湾当局的姑息与纵容下，海外公开的“台独”组织加强向岛内渗透，在美国的最大的“台独”组织“台独联盟”迁回台湾，以后集体加入了民进党 。1991年10月，民进党召开五大，公然在党纲里写下了：“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暨制定新宪法，应交由台湾人以公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1992年5月，“立法院”修改“刑法”，废除“刑法第100条”和国安法”，使鼓吹和从事非暴力的“台独”活动合法化。从此，台湾当局实际上已经不再禁止“台独”活动。各种“台独”组织进行了名目繁多的分裂活动，比如，制定“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新国旗”、“新国歌”，推行所谓“公民投票运动”，积极争取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鼓吹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等等。1994年3月，民进党籍“立委”还在“立法院”的专门委员会一读通过了“公投法草案”。与此同时，一些“台独”分子通过选举，有的进入了“国民大会”、“立法院”和省、市、县议会，有的掌握了一些县市政权。比如，1994年底的省市长选举中，民进党获得了台北市长的席位。1997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中，民进党获得空前的胜利，得票率第一次超过国民党，拿到了23个县市长席位中的12个。1999年，李登辉抛出“两国论”的“台独”言论。到2000年的“总统”选举，民进党陈水扁、吕秀莲竟当选正、副“总统”，结束了国民党当政的时代。陈水扁、吕秀莲一上台，便公开抛弃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在这样的政治格局里，从意识形态来说，作为“台独”的文化标千，“台独意识”逐步被“台湾主体性”所取代了。
本来，早在1962年，史明以日文撰成《台湾四百年史》，就已经把“台湾人意识”和“中国人意识”对立起来了。1964年，独派的王育德也在日本出版了《台湾：苦闷的历史》，在史明所炮制的“台湾民族论”架构下，把台湾史描绘成“台湾民族”受到外族压抑的历史。这种“台湾民族”论，是用“民族性”来定义台湾的特殊性。宋泽莱在《民进报》46、47、48期上发表《跃升中的“台湾民族论”》也依台湾在血统、语言、文字、生活习惯上的共性，将生活在岛上的群体定位为“台湾民族”。相对于此，谢长廷在1987年5月的《台湾新文化》8期上发表《新的台湾意识和新的台湾文化》一文，认为，“相对于中国大陆的‘台湾住民’意识”，已经“形成彼此命运一体，息息相关的共同体意识”。他把这种住民意识叫做“新的台湾意识或‘台湾岛命运共同体的意识’”。1988年4月24日，李乔在《自由时报》上发表《台湾文化的渊源》一文，提出来用“台湾人”来称呼台湾的住民，以避免强调族性而激化社会内部的族群对立。1989年7月26日、27日，李乔在《首都早报》上发表《台湾运动的文化困局与转机》一文，继续阐释了这种观点。不管台湾民族论、台湾人论对台湾性的定位及对“中国”定义有什么不同，却都是为了构筑“台独”的理论基础而提出的。不满于立论的局限性，进入90年代之后，“文化台独”开始反省台湾内部多族群如何统合的问题。立足于这种反省，张炎宪在《台湾史研究的新精神》一文里，提出了“多元族群”的观点，认为台湾内部的福佬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都是台湾历史的主体，他们的活动都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各族群在台湾的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都应该得到确认。而这种“台湾的主体性”，只有在去除了“汉人的中心意识”之后，才能获得。这一史观，成了90年代台湾主体论的主要历史观。
1991年，陈芳明的《朝向台湾史观的建立》一文，在台湾史领域建构了“台湾主体性”的概念，并在台湾文学中同时建构了“台湾主体性”的概念。1992年，陈芳明在四七社议论集《改造与重建》一书的序言《注视世纪的地平线——四七社与台湾历史意识》一文中，又以“相对于整个中国”的“命运共同体”的台湾为主体，他是要用多元主体论来消弥社会内部的对立，凝聚台湾“独立”建国的能量。
90年代，这种新分离主义的思潮，在文学领域里得到了恶性的膨胀，形成了一股反民族、反中国的文艺“台独”思潮。这股文艺领域里的“台独”思潮，从80年代延伸而来，到90年代变本加厉，又理所当然地激化了台湾新文化思潮领域里的统、独大论战。
第二部分“文学台独”恶性发展的历史（1）
“文学台独”的发生和发展，一般说来，大致有两个阶段，即：从“乡土”向“本土”转移，进而抛出了台湾文学“主体论”；从台湾文学“主体论”进而鼓吹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台湾文学论”、文学“两国”论。
先谈第一阶段。70年代到1987年解除戒严，从“乡土”向“本土”转移，进而抛出了台湾文学“主体论”。
在台湾，“乡土文学”这个词语，沿用已有多年。如果从连雅堂于1929年编著《台湾语典》时，谈“乡土文学”算起，已经70多年了。
直到1965年11月，叶石涛在《文星》97期上发表了《台湾的乡土文学》一文，才率先在台湾提出了从理论上重新厘定“乡土文学”的概念的问题。只是，当时的台湾文坛，汹涌的正是现代主义的浪潮，叶石涛的声音过于微弱了。1977年5月1日，台湾文坛乡土文学论战正在激烈展开之间，叶石涛在《夏潮》14期上发表了《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一文，再一次对“乡土文学”作了新的阐释。叶石涛把1967年从福建来到台湾的郁永和的《裨海纪游》到吴浊流的小说之间的台湾重要作家作品都包罗进去，把近、现代的至少是1945年前的台湾地区的中国文学，全都看作是“乡土文学”了。要是从文学的地域文化特征或者地域文化风格来立论，那倒也罢了，问题是，叶石涛从“乡土”衍生出了一个“台湾立场”的问题。日本割据台湾以后，这个“台湾立场”，有了政治学的意义。叶石涛说，台湾从陷日前的半封建社会进入日治时代的资本社会之后，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过程之中，近代都市兴起，集结在这些近代都市中的，是一批和过去的、封建的台湾的传统没有关系，从而也就与农村的、封建的台湾之源头——中国，脱离了关系。一种近代的、城市的、市民阶级文化，相应于日本帝国对台湾之资本主义改造过程；相应于这个过程中新近兴起的市民阶级而产生。于是，一种新的意识——“台湾人意识”产生了。进一步，叶石涛将这“台湾人意识”推演到所谓的“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说什么，台湾人虽然在民族学上是汉民族，但由于上述的原因，发展了和中国分离的、台湾自己的“文化的民族主义”。只要翻阅一下史明的《台湾四百年史》就知道，这些论点完全是抄自史明的概念。
叶石涛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遭到了陈映真的批判。陈映真在1977年6月《台湾文艺》革新2期上发表了《“乡土文学”的盲点》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用心良苦的，分离主义的议论。”陈映真还指出，日据时代的台湾，仍然是农村经济而不是城市经济在整个经济中起着重大作用。而农村，正好是“中国意识”最顽强的根据地。即使是城市，中小资本家阶级所参与领导的抗日运动，也都“无不以中国人意识为民族解放的基础”，所以，“从中国的全局去看，这‘台湾意识’的基础，正是坚毅磅礴的‘中国意识’了”。由此，陈映真断言：“所谓‘台湾乡土文学史’，其实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史’。”
也许是忧虑于叶石涛炮制的这种文学分离主义的恶性传播，陈映真接着又在1977年7月1日出版的《仙人掌杂志》5期上发表的《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一文里强调“台湾新文学在表现整个中国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自由的精神历程中，不可否认地是整个中国近代新文学的一部分。”这一年的10月，他又在《中华杂志》171期上发表的《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一文里强调，“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