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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国大陆学者有关台湾文学史的论著，即能指责叶、彭两人充满地方意识、视野狭窄。”
五是鼓吹台湾文学不算中国文学。他说：“台湾文学之整体性概念，从三○年代确立，到决战时期，从主轴上来观察是极为明确的，未曾变动。当时环境，台湾人是日本国民，但内在台湾人则是被视为“本岛人”以相对于“内地人”。这种情况下发展的台湾文学，是“无法被归纳为中国文学的。”
在宣扬这些“文学台独”主张的《台湾文学的历史考察》一书的《国家认同冲突下的台湾文学研究》一文里，林瑞明其实是公开鼓吹“两国论”的。他鼓吹在“政治属性”上“也不必然就朝中国统一”，“不必然就认同”“政治中国”。
再就是1996年7月游胜冠的《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和发展》了。
游胜冠将70多年的台湾新文学发展的历史全部归结为“本土论”的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而以“发轫”、“式微”、“再兴”、“建构”划分其发展阶段，相对于前此诸公的鼓噪，也算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在该书的《绪论》里，游胜冠说到他研究的动机与目的，首先从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说起。他说，“当台湾社会因为特殊历史因缘，分裂为‘台湾’、‘中国’两种不同意识形态时，台湾文学的‘台湾’自我——本土论与‘中国’文学论的对话就一直在相应的时机出现，争执谁才是台湾文学的真正自我。……我们觉得台湾文学‘台湾立场’与‘中国立场’之争，带给台湾文学负面的影响终究要多于正面的，立足点的游疑不安，一直都是台湾文学不能扎根本土，厚厚茁壮的主因”。游胜冠以为，这种“论争虽然涉及诸多议题，但却可以归结到‘台湾文学的定位’这个母题之上，而‘台湾文学’如何定位之所以迟疑不决，难以形成文学界的共识，则台湾与中国分离的历史经验，以及目前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台湾何去何从，这个台湾前途问题之上。面对诡谲多舛历史命运的台湾人，一直以不同立场、不同期待，追问台湾往何去？台湾人的出路在那里？的问题。不同的解答来自一定的历史意识、现实考虑，以及对未来的期待，也形成了意向不同的台湾文学观。既然同是台湾的一份子，谁都有权表达对自己的未来的意见……站到文学立场来看，所谓的中国立场相较于台湾立场来说，是偏离了台湾现实，此处所谓的‘台湾现实’，意谓：1、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的现实；2、所谓‘中国’已有中国大陆作为代表的现实；3、台湾文学只反映了台湾社会的现实。从这三种‘现实’考虑，本土论以台湾定位台湾文学是符合台湾历史现实的作法，不管台湾未来是不是与中国统一，台湾文学作为台湾社会的产物，既然现实上台湾独立于中国之外，台湾当然就是台湾文学唯一的立足点，也唯有‘台湾’可以概括它，以眼前台湾现实上掌握不到，而事实上中国大陆又取得代表权的’‘中国’支配台湾文学的发展，我们觉得是并不切合现实。”由此，游胜冠说，他作这种研究，是要“在台湾前途不定、台湾文学定位不明的迷乱中，以前人的经验智慧结晶，厘清台湾文学的走向。限于个人时间、能力、兴趣及论文的篇幅，本文只能以台湾文学本土论作为关照台湾文学的起点，本文，除了致力追溯战前台湾新文学运动推动以来，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发展历程，从两结（著者按，即‘中国结’与‘台湾结’）的文学论争的探讨中，呈现本土论的理论内容外，也希望能进一步剖析，台湾文学本土论与台湾日据后翻覆乖舛的历史，台湾人寻求台湾出路的构想之间的关系。”
可见，他是十分自觉地把“文学台独”的文学史建构工作和政治上的“台独”联系在一起，要为政治“台独”张目的。
游胜冠对“台湾文学”、“本土论”还作出了自己的理论界定。什么是“台湾文学”？游胜冠说：“为与大陆的‘中国文学’有所有分别而提出的‘台湾文学’，既是分别两岸文学而提出，除了是以地理上的‘台湾’来指称此地产生的文学，当然也肯定台湾文学，在台湾与中国分离的特殊历史经验中，已发展出不同于中国文学的特殊性，而且也承认台湾新文学是日据台湾新文学推动以来，在台湾这个社会进行的文学活动的总称。因为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是两个内涵不同的范畴，所以，以‘台湾文学’这个概念指称台湾的文学。”
什么是“本土论”？游胜冠说：“本土论是伴随文学本土化运动而来的文学论。文学受一定时空条件的制约，是在‘本土’进行的文学活动就应该呈现一定的‘本土性’。‘本土化’是相对‘外来化’而成立的，也就是说，一地的文学若是自然发展，文学的‘本土性’应该不虞匮乏，当然也没有刻意强调‘本土性’的必要。但若在外来文学强势冲击下，丧失对本土文化的信心，使得本土文学‘外来化’，减损了应有的‘本土性’。那么，经过一定历程的摸索、觉醒、寻找文学本土自我，反外来文化帝国主义支配的‘本土化’动向，就会随着本土意识的觉醒而兴起。‘本土化’常常是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反殖民、反支配运动的一环而兴起的。”
第四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五（6）
什么是“台湾文学本土论”呢？游胜冠的荒唐解说是：“伴随文学本土化动向而来的本土论，是反外来文化的支配，对文学本土化相关命题的申论。台湾文学因为社会内部认同意识的分歧，自日据时代新文学运动开展以来，即存在回归‘中国’或‘台湾’本土的争执，战后，文学界经过几次台湾文学论战，大致上，是以本土化论专指站在台湾立场进行的文学本土化运动，至于民族主义站在中国统一立场所倡导的台湾文学论，虽也强调反帝的本土化走向，但因台湾目前独立于中国之外，民族文学论回归的是和台湾相对立的中国，台湾现实上并无‘中国’可回归，所以本文，不将统派民族文学论的反帝本土论，视为台湾文学的本土论。另一方面，因为日据以后的台湾历史，一直有两岸政权及中国民族主义者主张两岸统一，在这种政治意识型态的宰制下，民族文学论乃将中国立场绝对化，视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的支流，并据以支配台湾文学走向，这些论调，在本土论者看来，也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中国’事实上也成为台湾本土化所要对抗的对象，所以，台湾文学本土论所谓的‘本土文学’、‘本土化’除了相对于日本、西方等外来文学而成立之外，主要也是相对海峡对岸的‘中国文学’而言的。”
走在这样一条“文学台独”的歧路上，游胜冠研究台湾新文学发展的历史，只能得出极其荒谬的结论。游胜冠在全书的《结论》部分就说：“从台湾内部多族群的角度来看，所谓‘台湾意识’、‘中国意识’的纠葛，其实只是汉移民的问题，对岛内的原住民来说，并无这种意识纠结的困扰。但因为台湾的历史，一直在汉移民的汉人中心意识主导下发展，所以，‘台湾立场’与‘中国立场’的对抗，一直贯穿整个台湾文学的发展史，即使‘多族群互为主题’的台湾立场提出后的九○年代，中国文学论者仍然在汉人中心意识的作用下，以‘中国立场’对抗本土论者的‘多元主体的台湾立场’，既然这是个历史事实，也是目前仍未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考察这段历史过程，探究两种意识型态所以从台湾社会产生的缘由，以及从台湾与中国分离的这个现实来考量，在哪一种意识型态的主导下发展，能带给台湾社会最大利益，对台湾文学最有助益。考察台湾文学的发展史，台湾新文学运动自推动以来，曾兴起两次文学本土化运动，为什么战前、战后一再兴起文学的本土化运动？战前的日本同化政策、战后因国民党依附美帝，西方外来文化强势侵入，使得台湾文学丧失了民族性、自主性，固然是本土论兴起的主因。然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在本土论者眼中，‘中国文化帝国主义’却是使台湾文学失去主体性主要的力量，在回归台湾社会现实的本土立场中，通常倾向与‘中国’分离，建立自主的台湾文学。回顾台湾文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文学本土化运动所遭遇最大的阻力，反而不是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入侵的日本、西方文化，却往往是台湾作家的‘中国意识’与‘中国立场’。从台湾割让日本，台湾在近代思潮的冲击下，台湾人开始安置台湾的地位、规划台湾的前景，台湾人心中重叠的‘台湾’——‘中国’认同意识，就开始他们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论争。战后，台湾短暂地在中国安置了四年，又因中共取代了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地位，来台的国民党政府因为坚持中国正统意识，使台湾被固定在中国的内战结构中，与中国又对峙了四十年。虽然国民党与中共互争中国代表权，在台湾力求中国意识的普及，但二二八事件后，台湾又陷入不知以‘台湾’或‘中国’自我定位的不安定状态中，‘台湾化’与‘中国化’的争议，几乎就没有停止过，也从没有得到过永久性的结论。”
应该指出的是，游胜冠是十分张狂的。在这《结论》里，他公然叫嚷“台湾明明已独立在中国之外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却要受‘中国’这个名义的支配、剥削，面对这样荒谬的历史处境，岛内台湾意识高涨，台湾人民反‘中国’支配，反‘中国’对台湾的价值剥削，企求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意向当然越来越强烈。”他甚至公然煽动分离主义者们说：“一世纪来台湾与中国分多合少，台湾几乎是独立发展于中国之外。打从日据时代开始，台湾在与祖国隔绝的环境中，接受近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