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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目的何在？为求自己的生根立命？还是为了‘中国人’开疆拓土？答案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移民到了台湾以后，无不是以全新的台湾人心态在开垦、生活的，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逐渐因地域、环境的条件与中国隔离而形成他们的特色，他们从有移民的念头，到如何在这块地方活下去，我相信没有一样是受到北京政府的指导、保护吧！”
第四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五（3）
对此，鼓瑞金也持一个腔调。彭瑞金说：“语言、血统与生活习惯、残留的文化痕迹，主张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一支流，往往还振振有词地指出，吴浊流、钟理和、杨逵，甚至巫永福、陈火泉等台湾人的作品里都提到了‘祖国’，是为台湾文学具有中国意识的佐证。这是又一个证明中国意识论者霸道不讲理的地方，台湾跟旧中国社会的渊源并不需要否认，重要的是我们在行事、思考上以哪里做基准？我们以什么标准衡量台湾文学的创作？台湾作家以台湾人的立场写作，对中国人、对父祖所从来的地方加以描写、臧否，就算是关心、期待好了，这是台湾人意识呢？还是中国意识？台湾是移民社会，移民虽有先后期之分，但显然肯自承自己是台湾人的移民少有捞一票就跑的打算，他们开垦土地、立家结社，无不朝长居久住的方向去经营，除非我们的文学看不见他们，看不见这个多数，否则怎么可能没有台湾意识呢？倒是文学的统治者，诚如你刚才谈的清朝官僚的情形，哪一个不是存在随时准备走路的心态？各期的统治者给台湾人的感觉都是这种流亡、流放的心态。做为官方宣传工具的应声筒，文人做这种表态，我并不觉得奇怪；然而竟有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以台湾的代言人、思想导师自居的姿态，带着台湾文学去异化为中国文学或边疆文学，其自我扭曲之丑态，令人难过”。彭瑞金在这里攻击的“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显然是影射陈映真的。不止如此，随后，他还肆意谩骂陈映真和他的朋友们是“伪冒的中国意识论者”，肆意攻击陈映真的“不看作品、不肯诚实地从作品找证据，却栽赃说台湾意识就是分离主义，下面他们不敢公开说分离主义就是台独，然而这种暗示却一再重复，我不知道这是向哪一方面表功？”。
三、肆意歪曲台湾新文学史上一些重要的史实。
比如，彭瑞金说，“乡土文学的出现是台湾文学界寻求多元化，至少要求有第二种声音的渴求下出现的文学运动”；陈芳明说，“乡土文学论战的价值，在于厘清了官方和民间对文学的不同立场”，“有人正视‘台湾意识’的问题，应该也是乡土文学论战不可煞杀的功劳”。
在这次对谈中，出于为“文学台独”张目的需要，陈芳明和彭瑞金都说到了要写文学史的问题。彭瑞金就说：“台湾文学的发展其实还处于相当混沌的情况中，似乎极需要有人出来用史的观点来厘清它过去发展的脉络，让它有个较清晰的面目示人。因此，我想目前台湾文学史的写作应该是很急切的工作，否则以目前台湾文学支离破碎的面貌，许多讨论显得隔靴搔痒。”陈芳明也说：“台湾新文学运动从日据时代开始，到现在已经超过六十年了，六十年来台湾文学业已相当成熟，其间的演变也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整理的问题。此时此刻台湾文学史的撰写，不仅是应该有，还应该是迫切需要的”。
基于这样的要求，陈芳明和彭瑞金对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作了最“会心”的解读，最“知己”的吹捧。
陈芳明说，他第一次听说叶石涛在写台湾文学史纲。“内心有说不出的高兴”。他说：“台湾意识的出现，台湾文学史料的出土，都是非常重要的。叶石涛做这项工作，价值在于他是第一个有眼光去做这项工作的人，让新一代的台湾人了解台湾的文学传统之外，也让外人知道，台湾岛不仅只是一个岛而已。在中国的统治者看来，台湾不过是它在海上的堡垒而已；在西方的列强看来，台湾不过是不错的贸易据点，其他的就不是他们肯关心的了。《台湾文学史纲》却证明了台湾有文学、有文化，提醒这些外人：他们只看得台湾的外表，没有看到台湾的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有不少一般人注意不到的作品、作家，他将它整理出来了，让我们看到更具体的台湾文学内容。另外，过去陈少廷写过《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很可笑的是，这本书是抄自黄得时的文章，黄得时还给他写序，台湾人竟能容忍这样的作品那么久。叶氏的文学史纲可说是对这类作品做了一项无言的批判，以具体、结实的内容告诉世人，这才是台湾文学。到目前为止，叶氏这本史纲出现，值得台湾人引以为荣、引以为傲，……。我不知道叶石涛本人对这本书的看法是怎样，我觉得他应引以为傲才是。”
彭瑞金也说：“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是，台湾人要想拥有一部不被歪曲、不失立场的自己的文学史，一定是要自己动手来，不必期待官方或外人做，我想叶先生应该是在这样的觉悟下，毅然做了这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据我所知，叶先生本人曾经许愿要在有生之年完成台湾文学史的撰写，虽然文学史纲的写作，他本人也不很满意，实在是客观的条件太缺乏了，纯非作者之罪，正面的价值仍然是不容否定的。”
对谈中，陈芳明和彭瑞金还专门表示，要“写一部没有政治阴影的台湾文学史”。陈芳明一边诬蔑大陆学者研究台湾文学、出版台湾文学史的“目的”，“是在宣传和统战”，一边声称：“我们台湾人整理台湾文学史，目的不在政治”。事实证明，这是谎言。比如，陈芳明攻击说：“中国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差不多都以政治为中心做研究，并不是以台湾人的感情去思考。一般人研究文学必然注意到它的内容，看它表达什么？中共研究台湾文学，先把结论放前面，他先认定‘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这一结论再去找证据。很有趣的是，在台湾我们也听到这样的语言——‘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或一部分’、‘台湾文学具有祖国意识’。所以，基本上要研究台湾文学，一定要先把政治意识去除掉，以台湾人做中心来看文学，我们不能带着自己的政治信仰来解释文学。”不要“中国文学的一支或一部分”，不要“祖国意识”，他要什么？他不就是要的“台湾意识”、“台湾独立”吗”？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政治吗？
好，说到这里，陈芳明亮出他的台湾文学史观来了。请看：“写文学史一定要掌握住史观，要弄清楚你以什么观点，什么立场来看台湾文学。我们今天要写台湾文学；要将台湾文学当台湾文学，不是写中国人观点的台湾文学。什么是台湾文学？就是台湾作家受到台湾的土地、经济、历史、社会所形成的文化环境影响而写出来的作品。这种作品表现了台湾人的生活、精神、思想、价值观、人生观，这就是台湾文学。既然如此，那些是真的台湾文学，那些是有价值的台湾文学，便不难检验了。既然是靠台湾这块土地生活写出作品来的就是台湾作家，我们不必问他是早期移民还是后期移民。……我们如果明白台湾文学是以台湾人民做中心，描写台湾人民的喜怒哀乐，我们便能清楚地看出台湾文学历史的演变。史观确立之后，再来看政治、历史、社会、文学的演变，都是一目了然。”
这一点，彭瑞金心领神会，也呼应说：“史观确立了，一切都好办。没有史观的历史著作只是史料的堆积，根本就失去著作的意义。如果我们想把台湾文学史往上延伸，想想看，从明代、清朝到今天，台湾文人创作的心态变化差异有多大？不先确定史观怎么面对其间的驳杂。”
至于，对谈中，陈芳明、彭瑞金谈到的文学史分期问题，其意义并不在于如何分期。他们是在讨论分期的幌子下，强调用“台湾意识”去改写台湾文学的历史。
比如“皇民文学”的问题，陈芳明就说：“皇民文学的问题也一样，硬要活生生地否定他们生活的世界、现实，而拿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来清算他们，这公平吗？为什么我们不用台湾人的立场，不用那个时代台湾人的心情评价他们？要知道他们进入那样的时代过那样的生活，是被逼的，不是他们自愿选择的。他们生活在那个时代一点也没有中国民族的困扰，今天有人受到中国民族主义的洗礼，反过来把自己这一套去削前人的脚，合自己的鞋子，才发生皇民文学的问题。你如果不能放下这个后出的民族主义的枷，只好一再地扭曲日据时代的台湾新文学了。”陈芳明还说：“伤痕就是伤痕，我相信没有一个作家故意存心去写作称作‘皇民文学’的东西，有的只是被逼迫的。所以即使没有中国民族主义，我们就不能去碰这些东西吗？我们要知道台湾新文学的演变过程极端曲折，我们不可能因为自己主观的愿望，希望自己是极端的中国主义而否定这些作品存在的事实，而拒绝碰触”。对此，彭瑞金完全赞成。彭瑞金还攻击对“皇民文学”持批判态度的爱国文学家：“近日有年轻一辈的文学工作者摆出秉公办理的法曹心态，着意清理这段文学公案，我想你这段话，对他们颇有即时雨的参考价值。”
第四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五（4）
对谈中，从陈少廷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史》主张的“台湾文学是从中国文学来”的观点，陈芳明还对“民族主义”问题大放厥词。陈芳明说：“其实，台湾作家并没有民族主义，因为台湾新文学作家完全出生日据时代，并不发生民族主义问题。何谓民族主义？必须彼此共同生活、共生死，才知道何谓民族主义，假使彼此在命运都不相同，都不了解，算什么民族主义？有人在嘴里叫祖国，或者说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