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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底问题，作为关切和抵抗的焦点。“台湾”“乡土文学”的人性，便在全亚洲、全中南美洲和非洲殖民地文学的个性中消失，而在全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个性中，统一在中国近代文学之中，成为它光辉的，不可切割的一环。台湾的新文学，受影响于和中国五四启蒙运动有密切关联的白话文学运动，并且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中，和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运动，有着绵密的关系；也是以中国为民族归属之取向的政治、文化、社会运动的一环。
这中国文学的“光辉的，不可切割的一环”，作为科学的台湾新文学史的文学史观，此后便一直与“文学台独”势力的分裂主义文学史观对峙了20余年。
陈映真批判了《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之后，1978年11月1日，叶石涛在高雄左营接待彭瑞全、洪毅来访，张良泽列席，话题是“从乡土文学到三民主义文学”，谈的就是台湾文学的历史。看来，这是叶石涛在为写文学史作准备。他甚至用十年作一个阶段划分了台湾新文学史的分期。从这以后，直到80年代最初几年，他都是在作准备。比如，在《文学回忆录》里，他分段回忆了有关的事件、刊物、作家、作品，有了诸如《日据时期文坛琐忆》、《〈文艺台湾〉及其周围》、《论一九八○年的台湾小说》之类的篇章。
1984年和1985年，叶石涛用两个夏季写成了《台湾文学史纲》。尽管还顾虑于时局而不得不谨慎下笔，但是，在《文学界》上先行发表时，叶石涛还是强烈地表现了他分离主义的台湾文学史观。如前所述，叶石涛反复强调的是。“跟大陆分离达五十一年之久的台湾，难免对大陆的近代文化有疏离感和隔膜”，“在三百多年来的跟异民族抗争的血迹斑斑的历史里养成的坚强的本土性格，……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它获得了“异族的文化形态”，“希望台湾文学扎根于台湾的特殊性，建立自主性的文学”，等等。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叶石涛在1985年12月为这本书写的《序》里就说，台湾文学“在跟大陆完全隔离的状态下吸收了欧美文学和日本文学的精华，逐渐有了较鲜明的自主性性格”。叶石涛还说：“现代台湾文学的重要课题之一，便是如何在传统民族风格的文学中，把西方前卫文学的技巧熔为一炉，建立具有台湾特性及世界性视野的文学。我发愿写台湾文学史的主要轮廊（outline），其目的在于阐明台湾文学在历史的流动中如何地发展了它强烈的自主意愿，且铸造了它独异的台湾性格”。
这时，1985年8月，陈映真应邀到香港作了一次演讲，讲题是《四十年来台湾文艺思潮的演变》。针对台湾文学史构建活动中出现的叶石涛等人的分离主义言论和活动，陈映真指出，以1975年为起点，集结在《台湾政论》周围的“中生代党外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开始发展”。动荡中，“长年来依赖美国、依赖西方的思潮开始动摇，右翼爱国情绪和台湾分离运动中‘革新保台’以抗共防共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保钓爱国运动鼓起民族主义情感，也激起改革图存的知识分子运动。但这运动又因体制派改革论、分离派改革论与民族统一论间的龟裂而相互抵消。”
第四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五（2）
随后，到80年代，又有重大变化。陈映真说：
随着香港问题的解决，美国与中共关系的缓和与发展，台湾地位问题日趋敏感。统一、独立的问题，虽然无法完全公开讨论，但在暗中形成了一种日重的焦虑，也等比例地反应在台湾文学思想界。
在文学上，一向处于暗流的素朴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八○年代涌现为表流，并与党外运动产生比过去更显著的结合。“台湾文学自主论”，——即强调台湾文学“独特”的历史与个性及台湾文学对大陆中国文学的分离性的“台湾文学论”，自此以比较公开的方式提出。
另外，主张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之一部分，台湾文学应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第三世界文学的连带而发展的理论，和台湾文学自主论形成对立。
此外，与台湾大众消费社会的发展相应，一种新的通俗文学也逐渐发展，使通俗文学与纯文学间的界限，显得模糊化了。
最后，由于长时期以来台湾在文化与思潮上的贫困，使台湾文学的发展因为这内容的贫乏化而受到严酷的阻碍。处于重大转变前期的台湾，也因为思想的贫困，使党外运动也一如文学一样，无法提供结构性、前瞻性的指导作用。无力感、焦虑、不安、不动员症，成为当前台湾文学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点。
应该说，指出了这两种台湾文学观、台湾文学史观的公开对立，是陈映真对于台湾新文学史的构建工作作出的一大贡献。
鉴于叶石涛在《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一章之后，分别以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为一段，弄出了个台湾新文学史的分章结构体系，陈映真尽力把它校正为6个阶段，即：（1）1945年以前，（2）1945年到1950年，（3）1950年到1960年，（4）1960年到1970年，（5）1970年到1980年，（6）1980年以后。而在方法上，则以“世界大事”、“台湾大事”、“一般性思潮”、“文艺期刊和团体”、“文艺思潮”为序，力图科学地构建台湾新文学史的体系。陈映真解释说：
一时代的思潮，就是一时代共同精神在思维上的表现，这思潮在表面上常常是由一个或几个人主倡，由一个或几个杂志、文化或文艺团体提倡，终至蔚为潮流。但究其实，一时代的思潮，受到当时社会、经济、国内外政治形势所制约。人和杂志，只不过是一时代社会、经济等条件上建立的上层结构的表现工具而已。此外，思潮有主要的潮流，也有次要的潮流。要全面理解一时代的思潮，就要兼顾主要的方面，也要注意次要的方面。
这，也是他就文学史观、方法论表明的观点和态度。
陈映真的演讲稿，是1987年6月发表在《中华杂志》上的。不久，7月间，以陈芳明为中心，新生代的“文学台独”势力有一次聚集，全面地宣布了他们有关台湾新文学史体系构建的观点。这就是我们在前面说到过的，陈芳明与郑炯明、李敏勇、彭瑞金等人在美西夏令会上的会见。
会见中，陈芳明与彭瑞金就文学史的撰写问题作了一次长时间的对谈。对谈的记录，前已说明，以《台湾文学的局限与延长》为题，于1987年的《台湾时报》、《文学界》和美国的《台湾公论报》上发表。记录分为10个问题加以整理，即：一、乡土文学论战之后的台湾文学；二、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三、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四、台湾文学不是边疆文学；五、台湾母语运动与母语振兴；六、文学与政策；七、写文学史厘清文学的发展；八、写一部没有政策阴影的台湾文学史；九、台湾文学史的分期；十、文学和时代环境一起运动。1988年2月，陈芳明在《自立早报》上发表他的另一篇文章《是撰写台湾文学史的时候了》，回忆这次会见和对谈的时候，曾说，有人以为，那对谈就是他“要撰写文学史的基本构架”。陈芳明解释说：“在那次对谈中，其实只在厘清整个长期遭到误解、混淆的观念而已。”
陈芳明和彭瑞金“厘清”了什么样的“长期遭到误解、混淆的观念”呢？从他们的对谈来看，无非是：
一、鼓吹用“台湾意识”对抗“中国意识”。
陈芳明认为，所谓“台湾意识”问题，“是对既有作品的不同解释态度而已，我个人认为这些纯出于不同的政治信仰，文学作品的本身是非常清楚的。”在他看来，这“台湾意识”，就是台湾“乡土意识”，就是“台湾本土意识”。他认为，“乡土文学中带有乡土意识也是本已有之的，不是外人、后来之人硬加上去的。台湾本土意识的文学早已存在，远在日据时代就有了，它是台湾文学的传统。只是战后数十年来台湾客观环境下，它受到了压抑，不得彰显而已。批评家本身可能由于勇气不够，警觉性不够，不敢表达，没有注意到，无论如何却不能说它不存在。”针对陈映真等人提出的“中国意识”，陈芳明攻击说：“我们便应该回到作品本身看看它的内容是什么，精神是什么，我们绝不能霸道地宣布作家都是使用中文的，所以这些作品都朝向中国。”
彭瑞金对此是一唱一和的。彭瑞金说，他“个人的台湾意识”就是“纯粹是读台湾文学，更精确说，是读台湾小说提炼出来的。”他以为，这种“台湾意识”，在“一代接一代的作家间”，有一种“一脉相承的精神承传可寻”。这种意识的文学，“始终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型态延续着。”彭瑞金不无得意地说：“当我找到了这样的台湾人文学脉流之后，不但对台湾文学的发展历程了然于胸，也坚定了我个人的台湾意识。”
二、鼓吹“台湾文学不是边疆文学”，不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陈芳明抓住“边疆文学”这个说法大做反对“以中原为中心”的文章，大做反对陈映真等人“站在中国文学的立场发言”的文章，声称：“台湾没有产生过中国文学。”陈芳明说：“要讨论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我不同意以‘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这样的主张来搪塞。除非证明，台湾社会的生活、政治、经济、历史的条件与中国完全相同，才有可能在台湾产生中国文学。”
由此而说到移居台湾的先民的文化传统，陈芳明更有谬论说；“从十七世纪以来，便陆续不断地有中国人移民到台湾来，这些移民到台湾来的目的何在？为求自己的生根立命？还是为了‘中国人’开疆拓土？答案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移民到了台湾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