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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到了1984年。这时，台湾文艺杂志社出版了一本《台湾语言问题论集》，收集了1973年到1983年间台湾岛内发表的一些主张发展台湾“母语”，以求“语言自由”的文章30多篇。胡不归于这一年的3月，在《台湾与世界》上发表了一篇《读〈台湾语言问题论集〉有感》。文章说：“这个国语的概念，本来就是站在沙文主义上的，有了这种错误思想，才会引起种种政治问题来。过去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所施行的国语政策如此，现在国民政府所推行的国语政策还是如此。要是脑子里头不存些什么歪念头想占人家便宜，语言问题是好谈的，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人人有生存的权利，当然就有权利使用自己最方便的语言，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这种权利是人最起码的权利之一，谁都犯不了、除了他们自愿放弃。所以有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语言相处时，只要大家能互相尊重对方的语言，大家就应该可以相安无事的。不过遗憾的是实际上常常无法做到这样。”他就鼓吹，对于国民党政权的语言政策，台湾人“都应该会感觉委屈，感觉气愤，甚至怒不可遏而叫起来才对。”文章还鼓动台湾人“为了母语的书面化而多卖些力气。”
这一年10月，胡莫在《台湾与世界》总15、16期上发表了《台语书面化之路》一文，继续鼓吹：“台湾人讲的是台湾话，台湾人当然也可以按照台湾话来书写自己的语体文”。这一类文章，还有这本杂志同年11月号上发表的道章的《台语文的音与字》，1985年10月号上发表的道章的另一长文《〈台语之古老与古典〉评介及衍析》。
第四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四（2）
1987年4月号的《台湾与世界》上，王晓波发表了《台湾最后的河洛人——巫著〈风雨中的长青树〉读后感》一文，像是对以上种种的杂语喧哗作了一个总结性的回应。文章借着台湾本土著名诗人巫永福的大作，指出了台湾人、台湾话与大陆中原文化的割不断的联系。王晓波借巫永福之口说：“巫老极言今日闽系台湾人即河洛人，其语言即河洛话，并且才是唐、宋以前的汉语”。他引用巫永福的话说：
河洛语系文化系统的福建、广东与台湾河洛人、客家人，都是纯粹黄帝子孙为中心的汉民族，他们的祖籍都在河洛地区，故他们的祖坟都明记河洛祖籍以示不忘。以我巫姓而言，祖籍为山西平阳，依族谱记载于永嘉之乱时，经山东、浙江避难至福建。之后又有移往广东潮汕地区成为广东河洛人。再后又移往嘉应州梅县成为客家人，而后部分移往台湾。继承着丰富的河洛语系文化的河洛语言、诗经、唐诗、论语、南北管音乐及演剧、布袋戏、皮猴戏、创作歌仔戏，比北京语系文化的京戏、京韵大鼓、铁板书丰富得多。且诗经、唐诗以河洛语来吟韵律才会好听外，其字义的解释更需借重河洛语，很多古书也是一样。因为河洛语系汉民族统治中国的历史较悠久，其文雅的语文及词汇的丰富更是北京语文所不能及。
为什么今天台湾还能保持这些河洛古语呢？王晓波仍然引用巫永福的话说：
这些中国的古语音河洛话——台湾话为何在福建、台湾能保持其古音的完整呢？第一福建多山贫脊，交通不方便，较不易受外来的影响且原住民的势力小。第二台湾隔着台湾海峡成为海外孤岛，海上交通不发达，虽然满清二百六十年的统治却被视为化外，自然地台湾人的语言文化仍然保持其固有的特色，不受满清的语言的影响。而日本虽统治台湾五十年，时间不算长，日本语的影响不多，故其原来的语音风格仍无变化。
王晓波的文章，还针对陈芳明在《岛屿文学的丰收》一文里的所谓“在一九五○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代，可以说是向中国经验正式告别的第一代”的言论，指出：
如果台湾青年知识分子不能回到自己的历史，而变成向河洛人告别的一代，我怕，巫老将会变成台湾知识分子中最后一个河洛人了；巫老一生在这动乱时代中的文化奋斗，也可能只能成就自己为河洛人的孤臣孽子了。
不过，我更相信台湾人强韧的民族力，台湾的老百姓，仍然会一代又一代的，把自己民族的烙印勒刻在死后的石碑上，和书写在自己的族谱上。所以，只要孤臣孽子犹在，河洛人的香火仍得不绝如缕，巫老的心血终究是不会白费的。
然而，这样的批判阻扼不住“文学台独”势力拿语言当稻草的努力。而到了90年代，这同一个巫永福也转向，成为“台独”派，背离了自己原来的民族和思想立场。而且，这以后，还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叶石涛等人直接由“台语”而鼓吹“台语文学”，以图分裂了。
先是叶石涛
在1985年开始发表的《台湾文学史纲》里，叶石涛先认定，张我军主张的“白话文学的建设，台湾语言的改造”，跟“殖民地台湾的现实状况背道而驰”。到了30年代的“台湾话文和乡土文学”的论争，其实质分明是个文学如何“大众化”的问题，叶石涛却硬要说，那“是台湾话文的构想”的“萌芽”。说到80年代的台湾文学，叶石涛又说：“在台湾新文学开展的初期阶段，已经出现了台湾话文、乡土文学等论争。台湾话文尽管是主张为了渗透民间的方便起见，创作语文应用台湾话文去书写，排除用日文写作的途径，但它也同时认为，以北京官话为准的白话文不适用台湾民众，跟大陆的大众语运动互相呼应，要建立更符合民众生活的日常性语文——台湾话文。”从此，“以北京官话为准的白话文不适用台湾民众”，成了“文学台独”势力鼓吹“台湾文学”同大陆文学分离的纲领。
1995年，叶石涛在高雄《台湾新闻报》上写他的专栏文章《台湾文学百问》时，进一步宣传了这些主张，比如，在《新旧文学论争与张我军》一篇里说：“张我军的‘白话文学的建设，台湾语言的改造’主张，其实是一条行不通的路。台湾人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国人，台湾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后来在三○年代，黄石辉、郭秋生等作家主张‘台湾话文’，但一九三七年以后变成清一色的日文文学，台湾的历史性遭遇使得台湾的语文环境变得很复杂，这也许是张我军做梦也没料到的事。”至于，说到80年代的台湾文学，叶石涛则胡说台湾是一个“国家”，诬蔑汉语普通话的推行是“外来统治民族强压的语言政策所导致的结果。他的诬蔑性言辞是：“台湾本来是多种族的国家。先说属于古代南岛语族的山地原住民和平埔族，就有将近二十种互不相通的族群母语。然而除去东部噶玛兰族人还保存有噶玛兰话之外，其余平埔族已被汉人同化，母语已经死灭。山地原住民除老一代还能操母语之外，年轻一代的母语能力低落，而且山地原住民九族的所谓母语里掺杂有相当多的日语。汉人中的福佬、客家族群，年轻一代的母语能力也不佳，只有外省族群所用的普通话一枝独秀，是优势的语言，正如日治时代的日语是优势语言一样。这当然是外来统治民族强压的语言政策所导致的结果。虽然在日治时代的一九三○年代初期，黄石辉和郭秋生掀起台湾话文运动，极力主张回归母语，抗争中国白话和日文，且留下赖和、黄石辉、郑坤五、蔡愁洞等作家少数的台湾话文作品。但由于战前、战后有关母语的标记法认知不同，今天去读黄石辉等人的台湾话文作品，令人感到相当吃力。用母语来创作是天赋人权，不可剥夺的人权之一。统治者用政治力量来宰制文学及民众的日常语言，是最法西斯的强暴手段。”叶石涛还夸大一些作家在作品里使用方言词语的情形，硬说“战后许多客家系作家，如吴浊流、钟肇政、李乔、钟理和等，把客家母语甚至日语带进作品里。福佬话即由王祯和带进作品里，成为保存母语韵味的崭新的‘文学语言’。”说到“母语”的标记法的问题，叶石涛又说：“就母语的标记而言，长老教教会有漫长的罗马字拼音的福佬话标记法，通行几十年。有关母语标记法各研究家中难免有些争执，互不相让，从连雅堂到王育德都有不同的看法。战后给母语文学带来不同标记法的专家，先后有许成章、郑良伟、洪惟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