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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的批判还指向了叶石涛、张良泽们在“皇民文学”问题上做文章，和日本反动学者沆瀣一气的面目。
《人间》编辑部的《台湾“皇民文学”合理论的批判》一文指出：“美化日帝据台历史、怂恿日本右派不必为侵华战争频频道歉，到下关去为马关割台感谢日本人，仇视、憎恨中国和中国人而必欲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这些理论与行动，和将台湾‘皇民文学’免罪，进而加以合法化与合理化的言动，是一个运动、一个倾向的组成部分。”这就揭露和痛斥了张良泽们的言行和“台独”势力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之间不可小看的瓜葛。
《人间》编辑部的《台湾“皇民文学合理论”的批判》和《不许新的台湾总督府“文奉会”复辟》两文还指出，日本的反动学者垂水千惠、中岛利郎和藤井省三们，也有相关的谬说，也都美化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美化“皇民化运动”，美化“皇民文学”。陈建忠《徘徊不去的殖民主义幽灵》专门表达了对于垂水千惠的《台湾的日本语文学》的义愤。曾健民的《一个日本“自虐史观批判”者的皇民文学论》则集中火力批判了中岛利郎为皇民作家周金波翻案的文章《编造出来的“皇民作家”——周金波》，并揭露这些日本反动学者妄图复辟一个新的“台湾文奉会”的阴谋。
对于这些日本右翼学人，曾健民在《一个日本“自虐史观批判”者的皇民文学论》里指出：“并不是个人的或孤立的事情，而是近年在日本文化界逐渐兴起的一股右倾化潮流——‘自虐史观批判’的一个组成部分。”
什么是“自虐史观批判”？
“自虐史观”是“自我虐待的史观”的简称。这是近年在日本文化界逐渐兴起的一股右翼化的潮流。随着日本政界的一系列异常变化，如“日美安保新指针”、“周边事态有事法”、“国歌国旗法制法”、“加入TMD”等等的出台，日本社会右翼的、保守的势力对有良心的、进步的势力频频发动了攻击。在中日关系上，有一个焦点就是侵华历史的问题。有良心的、进步的日本人，对于过去日帝的侵略历史坚持自我反省和向中国人民道歉谢罪的历史观点。右翼的、保守的势力就把这种正确的历史观点讥评为“自我虐待的史观”，即，把所有日本国内批判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观点讥称为“自虐史观”，用批判这种自我反省、道歉谢罪的历史观点的办法，来美化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使其侵略战争正当化、合理化。推动这种倒行逆施的右翼文化潮流的主要团体是“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新历史教科书造成会”等等。垂水千惠、藤井省三、中岛利郎等人，就是这股势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只是，如同《人间》编辑部所说，这些日本学者“绝不敢于在韩国或北朝鲜发此狂言暴论，却敢于在台湾肆言无忌，放言恣论”。这是为什么？《人间》编辑部指出，这“是因为台湾内部自有一种‘共犯结构’。在政界，有李登辉（笔者注：也包括某新领导人）这样的皇民残余；在民间，有皇民欧吉桑、有皇民学者、有皇民化的台湾资产阶级。在台湾学界，有不少人因反中国、反民族而崇媚日本、美化日本殖民统治。”《人间》编辑部还指出，台湾国民中学教科书《认识台湾》（历史篇）的出台，生动地说明了，台湾已经将美化日本对台殖民统治的历史观上升到了当权者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层次。对此，曾健民的《一个日本“自虐史观批判”者的皇民文学论》也指出：“由于台湾近十年政治、文化、社会意识的急速‘亲日化’使台湾成为日本右倾势力合理化、正当化日本殖民历史的重要突破口和模范舞台，日本的‘自虐史观批判’者群起游走日台之间，纷纷把‘某些台湾人的心声’做为批判日本国内的‘自虐史观’的好材料。而‘台湾皇民文学’问题更是一个上等的好材料，这就是中岛等人的所有作为的真面目。”
针对这些徘徊不去的日本殖民主义幽灵的猖狂活动，《人间》编辑部指出：“他们的书（中译或日本原文）、文章在台湾公开流通。他们的立论有枝节的不同，但有一条说辞是一致的，即他们无批判地夸大日本的对台殖民统治为台湾带来‘现代化”（日本人叫‘近代化’）。他们将皇民文学中台湾人心理的一切伤害和矛盾，都归因于前现代的台湾人面对文明开化的殖民地现代性时的挣扎与苦闷，而与对殖民地心灵、物质深刻加害的、不知以暴力为人间罪行与羞耻的日本殖民地体制毫不相干！对于他们来说，日本对台湾的殖民使台湾迈入世界史的现代，得以文明开化，教育识字率普及，出版品丰富流通，形成‘公共空间’，从而形成‘台湾民族主义’，是战后台湾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的源头。总之，日本殖民主义是美善的，有利益和恩惠于台湾……帝国主义有理！殖民制度无罪！”这就说明了，这些日本右翼学人为“皇民文学”翻案的目的，是要美化日本当年在台湾的殖民统治！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18）
其实，“皇民文学”的汉奸文学性质，铁证如山，是谁也翻不了案的。针对中岛利郎的歪曲，曾健民在《一个日本“自虐史观批判”者的皇民文学论》一文中特别以周金波的作品为例，说明《水癌》就是要用“皇民炼成运动”来“去除迷信、打破陋俗”，就是要用“皇民化”的观念、理想与抱负去改革台湾和台湾人，所颂扬的正是“当时的主题是再鲜明不过的，这是通过张明贵与高进六两个典型来塑造一个台湾志愿兵的样板，颂扬这种人物的思想与行动力，赞美这种典型人物。”曾健民还指出，当年，日本殖民统治在文学上的头号总管西川满，发表《水癌》时赞誉有加。另外，在1941年6月20日殖民当局宣布决定在台湾实施志愿兵制度之后，9月，西川满一伙就和日本文人川合三良的同是以志愿兵为题材的小说《出生》一起，在《文艺台湾》上同时发表了《志愿兵》。第二年6月，还给这两篇作品同时奖给了“文艺台湾奖”。可见，日本殖民当局是十分称许周金波的汉奸文学作品的。在这样的铁的事实面前，怎么能说周金波是个“爱乡土、爱台湾”的作家呢？怎么能说“皇民作家”是战后台湾文坛编造出来的呢？
其实，周金波自己，对于写作《志愿兵》的“皇民化”宗旨是供认不讳的。曾健民查到1943年12月1日出版的《文艺台湾》，那上面刊登了一篇“变征兵制”的座谈会记录。其中，周金波有一段发言是：“我的小说《志愿兵》写了同一时代的两种不同的想法，一种是‘算计’的想法，另一种是‘不说理由的、直接认定自己是日本人了’的想法；代表这个时代的二位本岛青年，到底哪一位走了正确的道路？这就是《志愿兵》的主题。我是相信后者——‘不说道理的直接认定自己已是日本人’，只有他们才是背负着台湾前途的人。”面对这样的事实，中岛利郎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做他的翻案文章呢？不止是为周金波翻案，为陈火泉翻案也是如此。明明铁案难翻，却还是贼心不死，这是为什么？垂水千惠曾经十分狡猾地把翻案文章做在追究周金波、陈火泉等人“非‘亲日’不可的动机”上，或者说“非作皇民不可，有什么内在的必然因素”上。陈建忠的《徘徊不去的殖民主义幽灵》一文对此有入木三分的揭露。这就是垂水千惠自己说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在近代化过程中，一个人如何和自己的民族认同意识妥协。”或者，是个“不做日本人就活不下去”的问题。这，分明是在美化当年的日本殖民统治！
在《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的1998年冬季号上，陈映真的《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一文的《愤怒的回顾》一段中，列举了“皇民化运动”给台湾人造成了数以二十万余人的生命损失之后，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1945年，战败的日本拍拍屁股走人，在台湾留下满目心灵和物质的疮痍。驱策台湾青年奔赴华南和南洋，成为日本侵略战争的加害者——和被害者的主凶，当然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残暴的权力。但是，对于殖民地台湾出身的少数一些文学家，在那极度荒芜的岁月中，认真鼓励鄙视自己民族的主体性，鼓动青年‘做为日本人而死’，从而对屠杀中国同胞和亚洲人民而狂奔的行为，后世之我辈，应该怎样看待？”陈映真向读者推介了日本学者尾崎秀树。
尾崎秀树的《旧殖民地文学之研究》，是怀着对日本战争责任的深刻反省和“自责之念”而敢于仗义执言的力作。在评论陈火泉的《道》的时候，尾崎秀树有这样沉痛的感慨：“陈火泉那切切的呐喊，毕竟是对着什么发出的啊！所谓皇民化、做为一个日本臣民而生、充当圣战的尖兵云云，不就是把枪口对着中国人民、不也就是对亚洲人民的背叛吗？”由此，重读陈火泉的“皇民”小说之余，尾崎有这样痛苦的呻吟：“当我再读这生涩之感犹存的陈火泉的力作时，感觉到从那字里行间渗透出来的作者的苦涩，在我的心中划下了某种空虚而又令人不愉快的刻痕，无从排遣。”有鉴于此，尾崎秀树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对于这精神上的荒废，战后台湾的民众可曾以全心的愤怒回顾过？而日本人可曾怀着自责之念凝视过？只要没有经过严峻的清理，战时中的精神荒废，总要和现在产生千丝万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