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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这些“自任为右翼”的学人，跑到台湾大肆活动，为“皇民文学”翻案，正是当年日本殖民主义的幽灵徘徊不去的表现。
在这杂语喧哗之中，按捺不住的叶石涛，又在1998年4月15日的《民众日报》上写有《皇民文学的另类思考》一文。周金波明明是中国的台湾人，文中，叶石涛却歪曲事实，宣称：“周金波‘日治’时代是日本人，他这样写是善尽做为一个日本国民的责任，何罪之有？”
面对这种情势，陈映真从容组织火力，发动了声势强大的反击。
先是在《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的1998年冬季号上，即创刊号上，刊出了特集《台湾皇民文学合理论的批判》。特集共刊四篇文章，即编辑部的《台湾皇民文学合理论的批判》，陈映真的《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曾健民的《台湾“皇民文学”的总清算》，刘孝春的《试论“皇民文学”》。随后，《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1999年秋季号，又推出了一辑专题《不许新的台湾总督府“文奉会”复辟！》，发表了陈建忠的《徘徊不去的殖民主义幽灵》和曾健民的《一个日本“自虐史观批判”者的皇民文学论》。同时，这一期的《人间》丛刊上，还辑有一辑有关当年“狗屎现实主义”论争的“文献”，为解读的这一组资料，曾健民写了一篇《评价“狗屎现实主义”论争》，也是声讨叶石涛、张良泽等“皇民文学论”的战斗篇章。
与此同时，1998年12月25、26日的那个台大法学举行的“近代日本与台湾研讨会”席上，著名作家黄春明还发言反击日本右翼学人说：“日据末期的台湾人口有六百万，皇民作家只是其中的少数几位，皇民文学影响也很小，并不是那么重要；而皇民化运动却影响了全体台湾人，那才是可怕的恐怖的，其影响之深远，至今还残留在我们的社会、家庭中，造成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的矛盾……”
1998、1999两年里，陈映真和他主持的《人间》丛刊上所表现出来对于“台独”势力的“皇民文学”论的批判，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
第一，揭露并痛斥张良泽的荒唐逻辑和汉奸气味。陈映真在《精神的荒废》一文里指出，张良泽的“皇民文学”论的逻辑是：（一）国民党长年以来的“爱国”主义（中华民族主义）教育，是一切基于（中华）“民族大义”痛批“皇民文学的”根源；（二）然而，在现实上，“日据时代的台湾作家或多或少都写过所谓的‘皇民文学’”。（三）因此，“新一代的（台湾文学）研究者，应该扬弃中华民族主义，不可“道听途说就对‘皇民作家’痛批他们‘忘祖背宗’”；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以“爱与同情”的“认真态度”去解读“皇民文学作品。”《人间》编辑部的《台湾皇民文学合理论的批判》一文则指出，张良泽的举动，“无非是要为台湾四○年代极少数汉奸文学涂脂抹粉”。曾健民的《台湾“皇民文学”总清算》一文还旨出，张良泽的作为与谬说，“掩盖了推动皇民文学的日本殖民与军国当局和在台日本人御用文臣的罪行，最终是替当时积极地站在日本当局和日本御用文臣阵营的台湾皇民作家们涂脂抹粉，僭取他们在台湾文学史上的正当性。”
第二，揭露并痛斥张良泽的作为与谬说“对台湾文学造成了严重的淆惑与伤害”。曾健民的《台湾“皇民文学”总清算》指出，张良泽的骗术“误导了一般读者，以为日据末期的台湾文学的内部都与张氏辑译的皇民文学一样，充满了歌颂日本大东亚圣战、皇国精神的作品；且误认当时的台湾作家全都屈服在日本的殖民与军国体制下，积配配合日本当局的皇民文学政策，曲志而阿权地写了像那样的‘台湾皇民文学’。结果，使一般人错认为在日据末期，台湾文学就等于皇民文学；甚至认为，台湾皇民文学就是当时台湾文学的全部。”曾健民认为：“这不但对日据末期的台湾文学造成了甚大的淆惑和伤害，同时对于当时处于日本军事法西斯高压的文学环境下，凭着民族与文学的良知，以各种方式抗拒台湾文学沦为皇民文学的台湾前辈作家来说，勿宁是再度的羞辱。”陈映真等人都还指出，当年，自甘堕落死心塌地地写“皇民文学”的“作家”，也就是周金波、陈火泉等极少数的几个人。针对张良泽把水搅浑的伎俩，陈映真的《精神的荒废》一文还特别澄清说：“从赖和到吕赫若的台湾文学家，即使在压迫最苛酷的年代，都不曾稍露屈服的奴颜媚骨。说到‘发表作品’，人们也会想起在压迫者严密控制下犹冒险秘密写出反抗的心声，隐而不发，迨敌人溃败后才将作品公之于世的吴浊流。台湾文学史上，不为‘活下来’而失节，不为‘发表作品’而违背原则、讨好权力的文章的人，比比皆是，而他们又个个都是从艺术上、思想上都能过关的，令后世景仰的真正的作家。”对此，曾健民的《台湾“皇民文学”总清算》一文还指出，张良泽这样做，“居心”“是想把所有的台湾前辈作家都贴上皇民文学的标签，来壮大皇民文学声势，使所谓的台湾皇民文学正当化。”
第三，揭露并痛斥皇民文学势力对台湾文学进行镇压的罪行。曾健民的《台湾“皇民文学”总清算》一文指出，和战时的德国、日本一样，也和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一样，二战中，台湾岛上的“皇民文化”及一切的“皇民”文学、艺术，都是推进法西斯战争的一种重要手段。为强化这种手段，在台“皇民文学”运动的头号总管西川满，控制“台湾文学奉公会”和“日本文学报国会台湾支部”，利用在台日本御用文臣的报纸杂志及其背后的总督府保安课、情报课、州厅警察高等课、日本台湾军宪兵队等在台军国殖民主义势力，用各种方式打压台湾人民的文学，企图将台湾文学“皇民文学化”。其中，包括禁止用汉文（汉语白话文）写作，迫使当时台湾文学的两大园地《台湾文艺》的《台湾新文学》停刊，迫使一部分失去文学园地的作家背井离乡远赴大陆和南洋。当着赖和、杨守愚、陈虚谷和吕赫若、张文环等许多作家顶住这种压力，秉持文学与民族的良知，坚持台湾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继续从事创作时，1943年5月，西川满又抛出“狗屎现实主义”对台湾文学进行恶毒的诽谤和攻击。到了这一年年末，眼看日本战局颓败愈为紧迫，西川满又策划召开了“台湾决战文学会议”，逼迫张文环、王井泉、黄得时等人在1941年5月艰难创办的《台湾文学》季刊废刊，还迫使台湾作家撤销文学结社。到1944年，盟军攻陷塞班岛，开始对日本总反攻，日本本土和台湾处于盟军猛烈轰炸之下，台湾进入“要塞化”时期，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文学的至上指令又由“决战文学”进入“敌前文学”时期。曾健民指出，这样通过打压台湾文学而建立起来的台湾“皇民文学”体制，是和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推行的军需工业化、强制储蓄运动、“皇民化”运动，军夫、志愿兵运动等等，正是“一物的两面”。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17）
第四，揭露并痛斥皇民文学的性格是“战争文宣性格”、“日本法西斯思想性格”、“皇民化性格”。《人间》编辑部的《台湾“皇民文学”合理论批判》一文指出，“皇民文学”的“特质”是：“（一）在民族上憎厌自己的中华种性，思想和行动上疯狂地要求同化于日本”；（二）以文艺作品去宣传、图解日本殖民者的政治与政策——“支持战争、号召应征为‘志愿兵’，充当侵略的尖兵”。陈映真的《精神的荒废》一文指出，“皇民文学”是为“皇民化运动”的目标服务的，它正是“皇民化运动”“这邪恶道场的共犯和帮凶”。“从全面看，皇民文学是日本对华南、南洋发动全侵略战争时，作为战争的精神思想动员——‘国民精神总动员’机制的组成部分而展开。……目的在集体洗脑，使殖民地人民彻底抛却和粉碎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化和认同，从而粉碎自己民族的主体意识，在集体性歇斯底里中幻想自己从‘卑污’的台湾人蜕化成为光荣洁白的‘天皇之赤子’，在日本侵略战争中‘欢欣勇猛以效死’，‘以日本国民死’，‘为翼赞天业而死’。”曾健民的《台湾“皇民文学”总清算》一文则把皇民文学的性格认定为“战争文宣性格”、“日本法西斯思想性格”、“皇民化性格”。
前述三篇文章，还有刘孝春的《试论“皇民文学”》，陈建忠的《徘徊不去的殖民主义幽灵》，曾健民的《一个日本“自虐史观批判”者的皇民文学论》，还都揭露和批判了叶石涛和张良泽所美化的周金波、陈火泉的“皇民文学”的作品。他们反映出：周金波的《水癌》用庶民阶级的没有教养的“母亲”来象征台湾，用“水癌”来象征台湾的迷信、陋俗，鼓吹用“皇民化”的观念、理想与抱负来改革台湾，主题表现的正是当时日本军国殖民者的“国策”。周金波的《志愿军》，写的是一个只有小学毕业、出身平凡、质性素朴的台湾青年高进六（自改姓名为“高峰进六），对皇民化思想有很深的体会，决心要依所信而活，终于以血书明志，应征为特别志愿兵，歌颂了夺取三万条台湾庶民的性命的“志愿兵”制度。陈火泉的《道》表现了主角青楠力争在天皇信仰中把自己转变成日本人时，近于哀嚎、呻吟的民族自卑、自我憎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