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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相机的脚架改成两脚，就会倒掉；改成四只脚，则又会因地面的状况而站立不稳。不论如何，脚架还是三个脚的好。至于人，则不论怎么说，两条脚的才是堂然的人。在日本统治时代，两条脚腿的台湾人，以“四脚仔”骂日本人。
不幸的是，我们自小被人呼做“三脚仔”。但这决不是我们真的比别人多长了一条腿。只因为父母受日本教育，按日本姓氏“改姓名”；为了取得配给物资而使家人说日本话，变成所谓“国语家庭”。当不成“皇民”，驯至成了非人非畜的一种怪物，为“汉人”所笑。
这样的“三脚仔”，张良泽认定是一种“中间人种”。他的解释是：
日清战后，台湾割日，其后直至二次大战终结的五十年零四个月中，产生了介乎大和“皇民”与中华“汉民”间的中间人种“三脚仔”。
台湾有史四百年间，作为汉民族之一支流的台湾人，不断地被逼到夹在异民族的统治和同民族间的对立的情况。为了偷生而百般隐忍，甘于做三脚的怪物，既无蜂起反抗的勇气，又不甘于当“狗”当“猪”，受役于人。三脚人便愈益苦恼了。
在张良泽看来，这“偷生”、“隐忍”，便是介乎“大和‘皇民’”与“中华‘汉民’”之间日据时期台湾岛上的“中国人种”的“三脚仔”文学的精神。
陈映真在1981年2月22日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了《思想的荒芜——读〈苦闷的台湾文学〉敬质于张良泽先生》一文，批判了张良泽的“三脚仔”文学论。陈映真首先指出，“若以‘三脚仔’精神来概括整个从日据时代以迄今的台湾文学的精神，就不再是张先生个人研究上的态度和哲学的问题”了，这是必须深入讨论清楚的。陈映真分析说，人类社会史上，“殖民者民族，凭其不知羞耻的暴力，在政治、社会、军事、文化一切生活的诸面上，支配殖民地民族。在心理上，支配者眼中殖民土著，是卑贱、愚蠢、没有人的尊严和价值的。”陈映真写道：
正与历史上一切殖民统治的结构一样，在金字塔的顶端，是统治的、少数的异族征服者，而底部则是广泛的被支配的殖民地土著民族。介于二者之间，便是为异民族统治者所豢养、所使用的一小撮土著民。这些人，为了保护自己在征服者未来以前所蓄积的利益，或者为了借征服者的威势在殖民结构中获取利益，背叛了自己的民族，为征服者鹰犬。在生活上和心智上，这些人尽其全力依照殖民者的形象改造自己；学习使用支配民族的语言，吃支配者民族的食物，穿支配者民族的衣着，并且对自己母族的血液、语言、生活习惯和文化，充满了自卑、甚至怨毒的情绪。如果我们回顾日本支配下“满洲”、“南京政府”和台湾的文献，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被征服者和知识分子疯狂歌颂支配者，对自己民族怀抱着深切的种族自卑，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加以酷似于支配者口气的恶骂。
这样的少数一些人和知识分子，自然受到民族的卑视。在大陆，他们是“狗腿子”、“汉奸”；在台湾，他们正是介于“两腿”的台湾人和“四脚仔”（日本统治者）之间的，“非人非兽的怪物”，即所说的“三脚仔”。
“三脚仔”最明白的、约定俗成的意义，就是“汉奸”。以“三脚仔”精神，概括台湾文学精神的一般，即使是一个真正的三脚仔，怕也不便、不敢出口的，何况张先生呢”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11）
陈映真以为，“作为施暴者鹰犬的‘三脚仔’族”，如果不再看他们那些无耻的、凶残的“恶疾”，他们也是“日本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作为施暴者的鹰犬的‘三脚仔’族，也成为被支配者、被施暴者民族的巨大的伤口”，因而，对于“大部分尚苟活甚至于活跃于台湾生活的过去的‘三脚仔’族”，他无意“施以严厉的指责”，但是，鉴于张良泽的“三脚仔”论歪曲了台湾文学的精神，他还是要指出这么几点：
（一）所谓“三脚仔”，不是“没有蜂起反抗的”支配殖民的“勇气”，而是不但根本没有反抗的意念，他们认同于殖民者，挖尽心血依照殖民者的形象改造自己，诅咒、怨叹自己身上流的是“下等”的自己民族的血液，而不是统治民族的“高贵”的血液。以自己民族的文化、风俗习惯为耻。在日据时代台湾抵抗文学中常常受到嘲笑的人物，是那些说必蹩脚的日语，穿必和服，食必“味噌汤”的人，这正是所说的“三脚仔”。他们决不是不甘为“狗”（日本人），正相反，他们是抛却一切廉耻想要当“狗”的人。
（二）张先生似乎想要在“台湾史的四百年”中，寻找这样一种人：反对异民族的统治，也厌恶“同民族对立”的，既不认同于殖民者民族，又耻于承认自己和落后的同胞之间的关系的第三种“人种”。从而，张先生引喻失当地把这第三个“人种”名之为“台湾人”，即“三脚仔”！
十九世纪发展出来的帝国主义，以无限制的贪欲和残暴攫取殖民地，其目的在掠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丰富原料，榨取殖民地的劳动，并以广大殖民地为无防卫的、驯服的倾销市场。欲达到此目的，殖民地的资本主义改造……以文明教化泽被蛮夷之名，进行殖民地的建设。特别在教育一项中，无不扬揄殖民母国文明之发达，促成殖民地人民心灵的殖民母国化（例如日治时代台湾和‘满洲’的“改姓名”、“皇民化”）为重要的教育目的，从心灵上消弭殖民地人民的反抗。
在这样的教化之下，受到殖民者教育的殖民地知识分子，便分成两种。其一，对殖民者的进步和文明、高尚，产生无限的崇拜，相对地对自己民族的落后和卑下，产生极深的厌恶。于是他一味要按着统治者的形象改造自己，努力继绝和自己民族的各种关系，并在思想、感情、心灵上认同于统治者民族。其二，殖民者的教育使他开眼，使他能认识到濒于灭绝的自己民族的悲惨命运，洞识殖民体制的榨取结构，从而走上反抗的道路，以寻求自己民族的解放。第一种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三脚”知识分子，厌恶自己民族则有之，反抗异族则绝无；第二种知识分子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他对统治者反抗，而这反抗正是以对自己的民族坚定的认同为基础。因此张先生所设定的既反抗异族 的统治，又不屑认同自己民族的第三种人种，现实上是不存在的。而以这第三种人种自居的人，往往其对自己民族的憎恶是真，其对统治的异民族之批评或反抗则是假的。例如，在近十几年中，在北美和日本有这理论：台湾四百年史，是台湾人在西班牙、荷兰、英国、日本和中国殖民者统治的历史，因此台湾应该从中国分离出来、走自己的路。说这话的人，反华的意识是真，但反西方殖民主义一点，就其运动和东西帝国主义关系之系之密切言，是欺罔之辞。
（三）有一种台湾史论，动辄以台湾的历史性格为言。从殖民制度的历史，从帝国主义发展史来看，台湾的历史，和一切亚洲、非洲、中南美洲这个幅员广大、历史古老的殖民地的历史，其实并没什么“独特”之处。西班牙占领北台湾、荷兰占领南台湾，以至于英国、法国和日本在十九世纪帝国主义疯狂鲸吞包括台湾在内的东方的时代，整个中国、近东、中南半岛、非洲和中南美洲，都遭到同样的命运。帝国主义发展的基本上的共通性——一国资本主义向国际资本主义发展；资本的扩大再生产要求在落后国家开商埠，甚至占领别人的领土，进行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干涉等等，使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和列强帝国主义下的中国、越南、印度、非洲、朝鲜、近东、中亚，遭受同样的命运。殖民地台湾的历史，在世界殖民地历史的背景中，失去了它所谓“曲折迂回”的、“孤独”的历史特点，反而彰显了帝国主义、殖民地历史中，被压迫民族的共性。台湾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历史性格，不但和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历史性格有深刻的同一性，也成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抵抗帝国主义历史中的一个篇章。
针对张良泽“三脚仔”的“偷生”、“隐忍”而“甘于做三脚的怪物”的画像，陈映真愤怒地指出
如果以这三脚人的画像，来界定“五十年零四个月”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台湾人（即张先生认识中有别于“大和‘皇民’”和中华‘汉民’”的“台湾人），毋宁是一种极大的侮辱。从武力反抗到非武力反抗，五十余年的日本统治下，台湾发生过多少壮烈的抵抗，这是治台湾文学史从而治台湾史的张先生，所不应该不认识的。正是从张先生辛劳而可敬的研究工作中，使战后一代的台湾知识分子得以重新去认识到日据时代下台湾文学的宝贵遗产，即先行代日政下台湾文学家如何在巨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暴力之下，发出英勇的抵抗主义，对异族殖民者和台湾的三脚仔大加挞伐；如何在被压迫的生活中，怀抱着磅礴的历史格局。这些主题，也应该是研究日本统治时期台湾文学的张先生所熟悉的。以“为了偷生百般隐忍”、“无蜂起反抗的勇气”、“为了取得配给物资”而“改姓名”、组成“国语家庭”的“三脚仔”精神，概括一切的台湾文学，简直是睁着眼睛诬蔑先贤了。
在日本侵略战争体制下，在当时所谓的“决战下”的“台湾文学”中；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结构下组织起来的“大东亚文学者奉公”中，确确实实地，和所谓“满洲”的汉奸文学家们一样，台湾也出现过这种三脚文学家，和他们的三脚作品（我不忍在此列出人和作品的名字，因为我有这样的认识：他们也和其他受压迫的同胞一样，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