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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学生兵入伍”，还有实施“台籍民征兵”制度，其结果是，据陈映真在1998年4月2日—4日台北《联合报》副刊上发表《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一文披露，总共有20万7千余名台湾青年分别以“军属”、“军夫”和“志愿军”战斗员等名目被征调投入战争。战死、病殁、失踪者计5万5千余人，伤残2千余人，其中，因受“皇民化”愚弄摧残，中毒过深者，在南洋、华南战场中误信自己是真皇军而犯下严重屠杀、虐杀罪行，在战后国际战犯审判中被判处死刑者26人，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者147人！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2）
就在“皇民化运动”疯狂推行之时，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新文学也进行了疯狂的摧残。
前已说明，1937年4月1日，台湾总督府禁用中文，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浩劫来临的一个标志。其直接后果，是杨逵主编的中日文并刊的《台湾新文学》接到台湾总督府命令，禁止刊登中文作品，6月，刊行到14期后，宣布停刊。
除了这一年创刊的《风月报》杂志还有中、日并刊到光复才停刊，其他的中文杂志，及至所有的文学杂志，一时间都不见踪影了。
1939年，长期在台的一些日本作家，以西川满为首，集合了滨田隼雄、北原政吉、池田敏雄、中山侑等人筹备成立“台湾诗人协会”。成员中，还包括有台湾作家杨云萍、黄得时、龙瑛宗等人。
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前，西川满的右翼的、反动的“皇民主义”思想已经明显地表现在他的作品中了。日本学者近藤正已的《西川满札记》就指出：“若要想从他的作品中，找出台湾人所处状况之深刻考虑、解释等描写则极为困难。”而他的作品，即使以台湾历史为题材写的片段，我们也可以明白无误地读到他的真实右翼思想。比如，在《赤记》里，西川满就写道：“在以高度国防建设为国家急务之今日，并非回顾个人自由平等的时候。个人无论如何要坚固职守，继承祖父之遗业，以为社稷。”在《云林记》里，西川满又写道：“如果我这一辈无法奉公，那个孩子、或孙子，过了两代、三代，只要是流着我的血，便使之尽皇民之赤诚，为乡土尽力吧！”（引自近藤正已《西川满札记》。文载《台湾风物》，1980年9月、12月之第33卷3、4期。）1939年筹组“台湾诗人协会”时的西川满，已经自踞于协力日本侵略战争的文化榜首，决心要充任日本“皇民文学”——文学侵略军的司令官了。
9月9日。“台湾诗人协会”正式成立。12月，协会的机关刊物《美丽岛》出刊，西川满、北原政吉任主编。《美丽岛》一共收有63人的作品。卷头言由日本右翼作家火野苇平执笔撰写。《美丽岛》只发行了一期。
同年12月4日，西川满拉着黄得时一起作筹备委员，筹备改组“台湾诗人协会”为“台湾文艺家协会”。1940年1月，改组完成，并于1月1日创刊协会机关杂志《文艺台湾》。西川满把持这一阵地，自任了《文艺台湾》的主编兼发行人。“台湾文艺家协会”共有台、日作家会员62人。其中，包括台北帝大、台北高等学校教授、警务局长、情报课长等，殖民统治当局的官方色彩极浓。尤其是，这一年，日本国内成立了“大政翼赞会”之后，“台湾文艺家协会”又因总督府情报部部长、文教局长、文书课长等高官担任顾问，“透过文艺活动，协助文化新体制的建设”的面貌越来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1941年2月，为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体制和响应“皇民化运动”，“台湾文艺家协会”改组。台北帝大教授矢野峰人出任会长，西川满任事务长。矢野峰人虽然是个象征派诗人，但是，和西川满一样，也带有浓厚的殖民者统治意识。他曾以《文艺报国的使命》为题演讲。这“文艺报国”的话题，后来，在1942年6月由情报局指导在日本东京成立的“日本文学报国会”章程里有明确的阐释是：“本会目的在于……，确实并发扬皇国传统与理想的日本文学，协助宣扬皇道文化。”又在同年成立的“大日本言论报国会”那里有了回应。这个“报国会”就宣称：“不受外来文化的毒害，确实日本主义的世界观，阐明并完成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原理，积极挺身于皇国内外的思想战。”（参见朱庭光编著《法西斯体制研究》。）看来，“台湾文艺家协会”的这次改组，也是有定一定的政治背景的。
1941年3月，西川满另行组织“文艺台湾社”，《文艺台湾》改由“文艺台湾社”发行。《文艺台湾》以“台湾文艺家协会”机关刊物的名义刊行了6期。改组后，名义上是同仁杂志，其实是由西川满一个人控制的。
这一年5月，张文环与王井泉、陈逸松、黄得时、中山侑等人组成“启文社”。5月27日，创刊《台湾文学》，成员以台湾作家为主，除张文环外，还有吕赫若、吴新荣、吴天赏、王井泉、黄得时、杨逵、王碧蕉、林博秋、简国贤、吕泉生、张冬芳等。
也就是在1941年的12月8日，赖和遭到日本宪兵队和警务局的共同调查，被捕50多天。
1942年6月，“日本文学报国会”特派久米正雄、菊地宽、中野实、吉川英治、火野苇平等来台湾，在各主要城市巡回举行“战时文艺演讲会”。8月，台湾“皇民奉公会”设置文化部。“台湾文艺家协会”会长矢野峰人就任文艺班班长，“台湾文艺家协会”和“皇民奉公会”公开合流。10月，日本帝国政府在东京召开了“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妄图把亚洲文学界都拖进“大东亚共存共荣”的罪恶活动中去。返台后，12月间，由“皇民奉公会”作后援，“台湾文艺家协会”组织他们在台北、台中、台南各地巡回举行“大东亚文艺讲演会”，极力鼓吹“皇民文学”。
1943年2月，“皇民奉公会”举行第一届“台湾文学赏”颁奖。西川满的《赤记》、滨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和张文环的《夜猿》得奖。2月17日，“日本文学报国会”事业部长户川英雄等来台。3月，成立“统制会社”，由《台湾日日新报》社长担任社长，把电影、戏剧也纳入战时体制。4月，在台湾总督府情报部及“皇民奉公会”各部指使下，成立了“日本文学报国会台湾支部”。其《规程》声称：“支部为谋所属会员之亲睦，透过台湾文学奉公会，以实现本会……之目的，努力宣扬皇国文化。”与此同时，“台湾文艺家协会”宣布解散。另外，又成立了“皇民奉公会”管辖下的“台湾文学奉公会”。
11月13日，由“台湾文学奉公会”主办，台湾总督府情报课、“皇民奉公会”中央本部和“日本文学报国会台湾支部”协办，在台北公会堂召开了“台湾决战文学会议”。会议讨论的题目是“ 确立本岛文学决战态势，文学者的战争协力”。到会的台、日作家约60多人。会前，台湾总督府的出版控制机构曾给全台报刊杂志下达提出“申请废刊”的命令。这次会议上，为贯彻这一“申请废刊”的决定，以西川满为代表的“皇民文学”势力，藉着决战态势的压力，向张文环的“启文社”的《台湾文学》开刀了。西川满三次发言，表达了“文艺杂志进入战斗配置”的决心，表示愿意把《文艺台湾》奉献给当局，同时还逼迫张文环的《台湾文学》废刊。会上，引发了双方面对面的斗争。
1944年1月1日出刊的《文艺台湾》终刊号上，关于这次会议大致上有这样的记载：首先是西川满的发言。他表示对台湾作家只在表面上装出“总亲和”的态度十分不满，接着，他以献出他所主导的《文艺台湾》杂志给日本决战体制为手段，要求其他文艺杂志也一齐跟着进入“战斗配置”，逼使不积极配合决战态势的文学杂志废刊。这实际上是针对以台湾作家和非法西斯日本作家所组成的《台湾文学》的。西川满的提议，当场引发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
黄得时反驳道：“没有必要进行对文学杂志的管制，就像广告一样，愈多愈有人看，杂志也一样愈多愈好。”
滨田隼雄警告黄得时说：“不要把对物质的经济管制和对文化的指导统制混为一谈。”
杨逵赞成黄得时的意见，说道：“抽象的皇民文学理论与杂志的统合管制问题，完全是两回事。”
神川清恼羞成怒地批评杨逵的发言道：“现念与具体实践是不可分离的。”并提醒杨逵道：“假如在政策上两者分离的话，国家将会灭亡。”
黄得时再说：“我并不反对西川满将《文艺台湾》献出的话，这是他个人的自由；但是其他的杂志并没有跟着配合的义务。”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3）
接着，西川满又提出了动议，要求日本军国殖民主义当局撤销文学结社，把作家全部纳入“台湾文学奉公会”，进行文学管制。西川满甚至还赞同在“台湾文学奉公会”下另设“思想参谋本部”，对台湾作家进行思想控制。
这次会议，在台湾总督府保安课长的讲话中结束。他说：“对决战态势无益的都不可要；文学作品也一样，只有对决战态势有益的才可发表。”这等于宣布了——“皇民文学”取代了台湾文学，日本军国殖民体制完全支配了台湾文学界。
会后，日本殖民主义者还继续打压台湾作家。比如，神川清写了《刎颈断肠之言》一文，批判杨逵的发言。他认为，杨逵的发言是本次会议中最不幸的事，这也许是由于杨逵不努力而生的无知；但是，以这样的态度从事文学的人，居然仍然可以在台湾安居筑巢，真是太遗憾了！又比如，河野庆彦写了一篇“决战文学会议”的感言《朝向思想战的集合》，对于台湾作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