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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6月14日，台湾各报都刊载了中央社的报道，表达了钱歌川的一种看法。钱歌川认为“台湾文学”、“台湾新文学”的称谓“略有语病”。“文学之以地域分如南欧文学北欧文学”的原因，都是“以民族气质相异，语言及生活观念又相同，而影响其作风”。既然同属中国文学，“语言统一与思想感情又复相通”，“而谈建设台湾文学某省文学”，实无必要。对这个意见，多数人都不同意。那么，“台湾文学”这个名字是不是说得通？杨逵的回答是肯定的：“是通而且需要。”“台湾文学”是不是有语病？回答也很干脆：“没有什么语病。”既然，“语文统一与思想感情又复相通之国内，而谈建设台湾文学某省文学，实难树立其目标”，为什么还要有“台湾文学”的称谓呢？杨逵说：
而独在台湾却有需要，是因为台湾有其特殊性的缘故。
这“特殊性”，在杨逵看来，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台湾文学的地方色彩。“即如钱歌川所说：‘日本控制台湾半世纪来，文学运动早经停摆，吾人同宜戳力耕耘此一荒芜地带，以图重新积极而广泛展开是项运动，又于推行是项运动时，鼓励于创作中刻划地方色彩及运动适当方言自无不可’”。
其二、有“条隔阂的沟”。“其实在台湾其特殊性岂只有此呢？自郑成功据台湾及满清以来，台湾与国内的分离是多么久，在日本控制下，台湾的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在生活上的环境改变了多少？这些生活环境使台湾人民的思想感情改变了多少？如果思想感情不仅只以书本上的铅字或官样文章做依据，而要切切实实到民间去认识，那么，这统一后相通的观念，就非多多修正不可了。”他认为，“所谓内外省的隔阂，所谓奴化教育，或是关于文化高低的争辩都是生根在这里的。”他提醒人们：“这条澎湖沟（台湾海峡）深得很呢？”他也感慨地说：“这是很可悲叹的事情，但却是无可否认的现实。”然而，这“特殊性”，又绝不会导致“分离”。于是，他明确地指出：
“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台湾不能切离中国”！这观念是对的，稍有见识的人都这相想，为填这条隔阂的沟努力着。
当然，杨逵也很痛心，惋惜地说：“为填这条沟最好的机会就是光复初期的台湾人民的热情，但这很好的机会失了，现在却被不肖的贪官污吏与奸商搞得愈深了。”为此，他呼吁：“对台湾的文学运动以至广泛的文化运动想贡献一点的人，他必需深刻的了解台湾的历史，台湾人的生活、习惯、感情，而与台湾民众站在一起，这就是需要‘台湾文学’这个名字的理由”。
这样看来，杨逵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台湾文学、台湾新文学，与江苏文学等一样，“实难树立其分离的目标”，也“并未想树立其分离目标”，但“可有其不同的目标”，这“不同的目标”正是填平这条隔阂的沟，正因为此，“更需要‘台湾文学’这样的一个概念”。有“台湾文学”这个概念，这个称谓，绝不是游胜冠所说的，表现了台湾文学的所谓“本土意识”、“自主意识”，而是为了“在祖国新文学领域里开出台湾新文学的一朵灿烂的花！”
濑南人的看法，与杨逵完全吻合。他说：“为了适应台湾的自然底或人文底环境，需要推行台湾新文学的运动，但是建立台湾新文学的目标”，“应该放在构成中国文学的一个成份，而能够使中国文学更得到富有精彩的内容，并且达到世界文学的水准。”
（2）台湾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
在《“台湾文学”问答》里，杨逵写下了这么一段“对话”：
问：那么，你是不是以为台湾新文学可与中国文学日本文学对立的？
答：台湾是中国的一省，没有对立。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当然不能对立。存在的只是一条未填完的沟。如其台湾的托管派或是日本派、美国派得独树其帜，而生产他们的文学的话，这才是对立的。但，这样的奴才文学，我相信在台湾没有它们的立脚点。我们要明白，文学问题不仅是作者问题，也就是读者的问题，读者不能了解同情，甚至爱护的文学，是不能存在的。人民所了解同情、爱护的文学，如果它受着独裁者摧残压迫，也不能消灭，反之，奴才的文学，它虽有主事的支持鼓励，而得天独厚，也不得生存。总有一日人民会把它毁弃而不顾。正如这样，台湾文学是与日本帝国主义文学对立，但与它们的人民文学没有对立的。虽说没有对立，却也不是一样的东西，但在世界文学这个范畴里，都是可以共存的。中国文学有台湾文学之一环，世界文学有中国文学、日本文学等各类，在进步的路线上它们是没有什么对立可言的。虽然各有各的特色与风格。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15）
这里，杨逵讲得很明白，也很深刻。
一是，“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当然，台湾文学和中国文学“不能对立”，这“不能对立”，回答得很有内涵。杨逵的意思是说，在台湾当时，已经有一种“对立”的倾向。这一倾向，是前文所说1942年至1949年间国际上某些反华势力欲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阴谋在岛内极少数地主士绅阶级中的反映。对这种“对立”的倾向，他的态度是鲜明的，是坚决的——“当然不能对立！”
二是，在台湾，这种“对立”的文学，就是托管派、或日本派、或美国派所生产的“奴才文学”。他们“独树其帜”，其结果，“在台湾没有它们的立脚点”，“虽有主事的支持和鼓励”，“也不得生存”，“总有一日人民会把它毁弃而不顾”。
三是，日本文学中有帝国主义文学与人民文学之分，台湾文学与前者是对立的，与后者是没有对立的，“虽然没有对立，却也不是一样的东西”。
四是，包括台湾文学的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在进步的路线上没有什么对立，仅是只有各自的特色与风格。
所以，游胜冠说，杨逵要“厘清台湾文学不同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的特殊性”的说法，是歪曲杨逵的原意的。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当然可以对等来论说，作为中国文学一环的台湾文学和日本文学，却根本没有对等的可比性。游胜冠如此偷换概念，移花接木，把不同范畴的“对等”相提并论，硬要把台湾文学的特殊性特殊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于可以和日本文学相等，是自外于中国文学的一种台湾文学，真的显得他心术极其不正，手段极其拙劣文字游戏也做得极其无聊和卑下！
第四、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
在讨论中，有人说，外省人说台湾人民奴化，本省人说台湾文化高，杨逵却说：“未必外省人通通这样说，本省人更不是个个都夜郎自大。说台湾人民奴化的人与说本省文化高的人都是认识不足。大多数台湾人民没有奴化，已经说过，本省文化更不能说怎样高，这里认识不足是因为澎湖沟隔着，而宪政未得切实保障人民的权利，使台湾人民未能接到国内的很高的文化所致的。”所以，杨逵认为：
切实的文化交流是今天在台湾本省外省文化工作者当前的任务，为达到这任务的完成大家须要通力合作，到民间去，去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心情，而给它们一点帮忙，这正是做哥哥的人可以得到弟弟了解、敬爱的工作，进而可以成为通力合作的基础。
在杨逵看来，当务之急，仍然是通过文化交流，通过到民间去深入生活，通力合作填平这条隔阂的沟。杨逵一而再、再而三地说：
这讨论，这运动，当然不是为的“分离”“对立”，更不能也不会是“你争我夺”。
不管内地本地的文艺工作者今天需要联一块儿，竭力找寻一条路，发现定当的创作方法。这也就是今天需要一次嚷嚷，需要先来“一套锣鼓”的理由，但却不是，也不能是“标新立异”，也又不是，更不能是把一个东西变成二个东西，怎么会有“一套你争我夺”的道理呢？
读杨逵、濑南人的文章，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杨逵是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去考察、思考台湾新文学的过去、当时和未来的。他强调的是中国的视野、中华民族的意识；他重视的是实事求是地看待台湾文学的特殊性，既要看到它严重的存在着，又要团结起来去设法填平这条隔阂的沟，目标只有一个——“在祖国新文学领域里开出台湾新文学的一朵灿烂的花！”在杨逵的文章里，根本没有什么“本土论”，更说不上“战后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完整呈现”！”
第二、杨逵的所有论述的深刻意义，在于进一步巩固台湾人民认同台湾的意识和认同中国的意识融为一体的牢固观念，绝非像游胜冠所说的“台湾人民调整‘中国’在台湾的地位的过程”即使要说“调整”，杨逵的用意，也是“调整”到“台湾是中国的一省”的观念上来。
第三、游胜冠多次说，碍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许多台湾作家不敢讲真话，言外之意，杨逵的许多言论也是“屈世之言”。“文学台独”派一贯以“屈世之言”的说法，来为他们自己在过去说过、写过大量的有违今日“台独”文论原则的话，来掩饰自己的懦弱、投降主义和机会主义面貌，现在又以“屈世之言”论，来诬蔑杨逵了。写到这里，我们倒是要提醒游胜冠，杨逵是一位顶天立地的无可畏惧的爱国知识分子，“四•；六”事件中，他和歌雷，以及台大的学生张光直、孙达人等同被投入铁牢。杨逵是一位敢说敢当的人，只是杨逵的说法不合其意，游胜冠就不惜以侮辱他人人格的手法，妄图达到自己为“台独”张目的目的，这就更显得游胜冠人品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