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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萍的《光临》写保正林通灵请客的故事。林通灵以为，伊田警部大人能光临他家，是他的无尚光荣，仿佛这K庄的人民再也没有比他更有信用，更有势力的了！不料，他费了三块多钱，鱼肉酒菜一大堆，全家不亦乐乎一阵忙碌，全部落空，伊田大人没有赏脸，而是跑到一个叫做陈开三的那里喝喜酒去了。林通灵扫兴极了，懊丧极了。杨云萍以不长的篇幅写他的举止，刻划他丑恶的心灵，活脱脱地描绘了他的一幅汉奸嘴脸，有力地批判了民族的败类。
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开火，向着汉奸的奴才性开火，向着落后的封建思想开火，这正是台湾新文学一起步就开始了现实主义的战斗传统。
台湾新文学的第一批成果，为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还表现在，它一起步，就十分重视作品的文学性。
杨云萍的《光临》证明了这一点。《光临》全文一千多字，只择取“保正”准备宴客的五个生活片断——他非常兴奋地拿着买到的鱼肉回家；吩咐家人和家工“料理”鱼肉，打扫环境，购买烟酒；点灯出门恭侯客人；接不着客人而疑虑；因客人到别家吃喜酒而懊丧，借酒消愁。杨云萍的笔墨真是十分简洁了，但那“保正”林通灵的奴颜卑膝的种种丑态却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了。还有，《光临》不仅择取了生活的“横截面”（②③胡适：《论短篇小说》。）而且用了“最经济的文学手段”②生动而形象地“描写事实中最精采的一段”③比如第一节，从“形”入手，进而深入到“神”的深处，作品就刻划了一个可耻的汉奸的丑恶形象了。
林通灵巴结、讨好“警部大人”以及受庞若惊，洋洋自得，梦想着往上爬的心愿，都描写得十分逼真。质朴的写实中蕴含着的，正是作者的满腔忿恨。
由上可以看出，张我军、赖和、杨云萍等台湾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已开通了台湾新文学创作的阳光大道，后来者就在这条大道上奋然前行了。
这，就是历史。
这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台湾的新文化运动是在祖国大陆新文化运动直接推动下发生的，台湾的新文学是在祖国大陆五四文学革命的催生下揭开了历史的新的一页的。
就新文学而言，无论是发动革命的思潮，还是排除阻力引导新文学诞生之路的理论，还是为新文学诞生而在组织上、思想上、作家队伍和作品阵地的准备，还是一批证实文学革命成功的新文学作品，都已经表明，台湾岛上，这新文学的脐带和血脉，都是连接着大陆新文学的。说什么“影响微不足道”，说什么“不是从中国来”，而是从“日本殖民者”来的，等等，那都是“台独”派在痴人说梦，或者，它所显示的正是历史的不肖子孙对历史的公然篡改。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8）
（三）关于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的论争
1930—1931年发生的“乡土文学和台湾话文”的论争，是一场新文学如何进一步大众化的讨论。讨论是在新文学阵营内部进行的。双方最后虽然没有取得共识，但共同主张的文艺大众化的思想、确实对台湾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文学台独”论者说什么“台湾话文的提出”，“有标明台湾主体性的意义”（游胜冠：《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与发展》。台北前卫出版社1996年7月版。），论争显示了“台湾本身逐渐产生和建立自主性文学的意念”，（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高雄文学界杂志社1991年1月版。）还说什么“一九三○——三二年经过乡土文学论争、台湾话文论争，台湾文学的本土论终于形成”。（林瑞明：《台湾文学的本土观察》。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7月版。）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如实地描述和阐释台湾“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的论争，还要从20年代初期新旧文学论争说起。当时，愈演愈烈的论争，其实已经开始涉及到“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这个建设台湾新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大问题。只是，由于当时面对的是要“打倒文言文”、“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个紧迫的历史任务，“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的问题，还没有提到加以解决的日程上来。
早在1923年，黄呈聪在《论普及白话文的使命》（见李南衡主编《时居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文献资料选集》明漂出版社1979年版。）一文里，就涉及到“台湾话文”了。他说：
假如我们同胞里面，要说这个中国的白话和我们的白话是不同的，可以将我们的白话用汉文来做一个特别的白话文，岂不是比中国的白话文更好么？我就说也是好，总是我们用这个固有的白话文，使用的区域太少，只有台湾和厦门、泉州、漳州附近的地方而已，除了台湾以外的地方，不久也要用他们自国的白话文，只留在我们台湾这个小岛，怎样会独立这个文呢？我们台湾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背后没有一个大势力的文字来帮助保存我们的文字，不久便受他方面有势力的文字来打消我们的文字了……所以不如再加多少的工夫，研究中国的白话文，渐渐地接近他，将来就会变做一样……
由这段话可以看出，在台湾，是用祖国通用的白话文，还是将台湾话“用汉文来做一个特别的白话文”，人们是有不同的考虑的。经过比较，一是考虑使用区域小，使用人数少。二是考虑该“白话文”所代表的文化势力以及今后的前途，黄呈聪最后还是确认“不如再加多少的工夫”，普及祖国通用的白话文。
前已说明，1924年10月，连温卿在《台湾民报》发表了《言语之社会的性质》和《将来之台语》两篇文章，从语言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讨论过“台语”。他说，言语和民族的敌忾心是一样的，言语的社会性质是：一方面排斥其他民族的言语在世界上的优越地位；另一方面则保护民族的独立精神，极力保护自己的民族语言。他又说，近代的政治思想，是把国家的理念和民族的理念视为同一的，同一民族必须服从同一政治权力之理想，同一民族必须使用同一的言语。因此在德国便有一种说法：德国在那里，那里就可以听到德国语。所以，无论什么地方，若有民族问题，必有言语问题。连温卿讲了一个实例：荷兰用国民血汗换来的税金，聘请德国人在荷兰大学用德语讲课。由此一个荷兰博士生警告说，消灭荷兰的不是剑，不是铳炮，而是德语。所以，连温卿认为，以统治者的国语同化被统治者的语言，是殖民地当局的语文政策。联系台湾的实际，反抗统治，抵制同化，就要保存台湾语，进行整理，加以改造。至于如何保存，如何整理与改造，遗憾的是，他的《将来之台语》一文只发表了一半就停笔了。我们没能读到他的意见。
1925年8月5日，陈福全还从“言文一致”的角度提出了质疑，他在《台南新报》上发表的《白话文适用于台湾否》一文里就说，台湾300多万的人口中，懂得官话的人万人难求其一，“如果台湾之为白话者”，“观众不能成文，读之不能成声，其故云何？盖以乡谈土音而杂以官话”。所以，“苟欲白话文之适用于台湾者，非统一言语未由也”。
张我军对此也有意见发表。在1925年8月26日发表在《台湾民报》67号上的《新文学运动的意义》的下篇里，讲得很明白。他说：
还有一部分自许为彻底的人们说：“古文实在不行，我们须用白话，须用我们日常所用的台湾话才好。”这话骤看有道理了，但我要反问一句说：“台湾话有没有文字来表现？台湾话有文学的价值没有？台湾话合理不合理？”实在，我们日常所用的话，十分差不多占九分没有相当的文字。那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土话，是没有文字的下级话，是大多数占了不合理的话啦。所以没有文学的价值，已是无可疑的了。所以我们的新文学运动有带着改造台湾言语的使命。我们欲把我们的土话改成合乎文字的合理的语言。我们欲依傍中国的国语来改造台湾的土语。换句话说，我们欲把台湾人的话统一于中国语，再换句话说，是用我们现在所用的话改成与中国语合致的。这不过我们有种种不得已的事情，说话时不得不使用台湾之所谓“孔子白”罢了。倘能如此，我们的文化就得以不与中国文化分断，白话文学的基础又能确立，台湾的语言又能改造成合理的，岂不是一举三、四得的吗？
显然，张我军的这番话是针对“须用我们日常所用的台湾话”而说的，但反驳无力，其原因在于他说得不尽科学：（1）作为闽南方言的台湾话，它的存在，就是合理的，不能用另一种方言为标准去责难它这不合理那不合理，至于它被使用的区域小，或被使用的人口少，那是历史上政治、经济等诸多社会生活因素形成的，不是“合理”“不合理”的根据。（2）作为闽方言中的一支次方言的闽南方言的台湾话，和汉语其他方言，如粤语、吴语等一样，都要经过一个提炼的过程，去粗存精，才能成为有价值的文学语言，在台湾话还处于待提炼的状态的时候，不能轻易地否定它，说它没有文学价值。（3）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全国统一了文字，各个方言区，包括使用闽南方言的台湾地区，都采用了统一的方块汉字。不能以此说，没有某方言的文字就是“下级话”。在方言与方言之间，绝没有上、下之别的，有的只是殖民统治者使用的语言歧视被统治者使用的语言之别。而且，在这里用“下级话”，是不是也反映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张我军也有一些居高临下的味道。再说，张我军恰恰是以祖国通用的白话文为标准去审视台湾话的，所以，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有了上述不尽科学的说法。
但是，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