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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月后，张我军又写了《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和《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两文，分别在《台湾民报》1925年1月的3卷1号、2号发表，深入地阐述了台湾文学革命的意义等问题。
在《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一文里，张我军谈了三个问题：
1、台湾文学革命的必然趋势。
张我军从台湾文学与祖国的关系，指出了台湾文学的走向，文章说：
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而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
文章还指出，“回顾十年前，中国文学界起了一番大革命。新旧的论战虽激烈一时，然而垂死的旧文学”，“连招架之功也没有了”。“旧文学的殿堂，经了这阵暴风雨后，已破碎无遗了。一班新文学家已努力地在那里重建合乎现代人住的”“新文学的殿堂”。张我军认为，由于日本占领台湾，中国书籍流通不便，祖国大陆和台湾遂成了两个天地，而且“日深其鸿沟”。于是，“中国旧文学的孽种，暗暗于败草丛中留下一座小小的殿堂——破旧的——以苟延其残喘，这就是台湾的旧文学。”现在，“本流”变了，“支流”必然变化，台湾旧文学殿堂的被“拆”，当然是指日可待之事，本着这种理念，张我军要效仿胡适了。胡适在《沁园春•；誓诗》一词说：“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就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现在，张我军也很有使命感地表示：
我不敢以文学革命军的大将自居，不过是做一个导路小卒，引率文学革命军到台湾来，并且替它呐喊助攻罢了。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4）
后来，他也一再表示，要“站在文学道上当个清道夫”，（张我军：《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于是，他详尽地介绍了陈独秀和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
2、台湾文学革命的意义。
张我军说，“我们今日欲说文学革命，非从胡适的‘八不主义’说起不可。张我军说的这“八不主义”，就是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说到的“八事”。张我军在详尽解说胡适的这“八不主义”时，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归纳起来，在文学内容方面，张我军认为：
中国近世的文人（当然台湾的文人也在内），只一味的在声调字句之间弄手段，既无真挚的情感，又无高远的思想，其不能造出伟大的作品也是当然的。况台湾今日的文学，只能求押韵罢了，哪里顾得到情感和思想。这种文学当痛绝之。
联系台湾文坛实际，张我军还指出：“常常有一种人，他明明是在得意的境遇，而他自己也很满意着，但一为诗文，便满纸‘蹉跎’、‘飘零’、‘落魄’……等等。还有一种人，每每自负过大，自以为名士才子，实无其力，一味奢求，每不论于自己的地位。所以作诗为文，满口哀怨，好像天下无一知己似的，这都是无病呻吟之例。”由此看来：
夫艺术最重要的是诚实，文学也是艺术的一种，所以不说诚实话的文学，至少也可以说不是好的文学。我们应当留意这点，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切不可满口胡说，无病呻吟。
更为重要的是，张我军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确认胡适的观点，认为“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所以时代有变迁，有进化，则文学也因之而变迁、而进化”，而且在这个前提下还强调“创造是艺术的全部”，摹仿古人是要不得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色彩，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个性，所以欲摹仿某时代，或某人的文学，这是一定不可能的，这是很明白的道理（受感化与摹仿不同，须当分别）。我希望有志文学的人，务要磨练创造之力，切不可一味摹仿他人。须知文学之好坏，不是在字句之间，是在创造力之强弱。
在文学形式方面：
一是不用典。他认为，这方面要具体分析，分别待之。广义用典，多数“皆是取譬比方之辞，但以彼喻此，而非以彼代此的”；狭义用典，是说“文人词穷，不能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所以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的故事、陈言以代之，以图含混过去。”前言是“喻”，后者是“代”，所以多数的广义用典是可取的，主张不用的则是后者的狭义用典。
二是不用套语烂调。他说：“我们做诗做文，要紧是将自己的耳目所亲闻亲见，所亲身阅 历之事物，个个铸词来形容描写，以求不失真，而求能达状物写意的目的，文学上的技巧这就够了。大凡用套语烂调的人，都是没有创造之才，自己不会铸词状物的。”
三是“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他说：“对偶若近于语言的，自然而无牵强刻削之迹，没有字之多寡，或声之平仄，或词之虚实的，这是人类语言的一种特性，我们不必去拘它。”然而，“文中之骈，诗中之律”，或被限于字之多寡，声之平仄，词之虚实，或种种牵强刻削，这委实是束缚人的自由的枷锁，和八股试帖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罢了。”“现代的人，徒知八股之当废，却不知骈文律诗之当废，真是可痛！”
四是“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学”。他感慨，“文与诗之不讲究文法的在所皆是”，是谓“不通”，这是最浅明的道理，何用详论呢！？
五是“不避俗语俗字”。从中外文学发展的经验出发，张我军力推“白话为文学的正宗”，“我们如欲普遍国民文学，则非绝对的白话不可。”
3、文章以陈独秀的“三大主义”为结论，这就是“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②、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③、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就是说，号召台湾人民高举三个“打倒”、三个“建设”的大旗，把文学革命进行到底。
《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则是深入论述诗歌革命的问题。这篇文章的意义在于，从理论上讲清楚了诗的本质，诗的内容与形式关系，为台湾诗界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文章也尖锐地指出台湾诗坛的形式主义错误，为台湾诗界革命扫清道路。
张我军的文章击中了台湾旧诗界的要害，沉重地打击了台湾旧文学。台湾旧文学的势力，像当年林琴南等人反对新文学一样，又进行了“谩骂”式的争辩。在双方激烈论争中，对峙的营垒十分鲜明。
就在张我军的文章见报后的第四天，1925年1月5日，《台湾日日新报》汉文栏刊发了署名“闷葫芦生”的反扑文章《新文学的商榷》，除了“谩骂之词”外，主要论点有两个：（1）关于台湾白话文学，即“台湾之号称白话体新文学，不过就是普通汉文加添几个字，及口边加马、加劳、加尼、加矣，诸字典所无活字，此等不用亦可（不通不）文字”。“夫画蛇添足，康衢大道不行，而欲多用了字又几个（不通不）文字。”“怪底写得头昏目花，手足都麻，呼吸困难也。”（2）关于中国新文学，即：“今之中华民国之新文学，不过创自陈独秀、胡适之等，陈为轻薄无行，思想危险之人物，姑从别论，胡适之所提倡，则不过藉用商榷的文字，与旧文学家辈虚心讨论”。
第二天，张我军写就那篇著名的反驳文章《揭闷葫芦》，同年1月21日在《台湾民报》3卷3号发表。张我军认为，闷葫芦生的《新文学的商榷》完全没有触及新文学的根本问题，“只是信口乱吠罢了”。张我军说，按理，和他理论，不但没有必要，而且还要玷污了自己的笔，然而，最终还是写了此文，那是“欲借此机会多说几句关于新文学的话罢了”，也就是说，他要向台湾文学界进一步宣传新文学。于是，针对闷葫芦生的错误观点，文章论述了两个问题。
1、为“新文学”定位。
文章从四个方面论述。首先，“汉文学即中国文学，凡用中国的文字写作的有韵无韵的诗和文，而含有文学的性质的都是中国文学（以下都是说中国文学，因为说汉文不甚通，中国人也已不用了）”。其次，“所谓新文学，乃是对改革后的中国文学说的。所以说新者，是欲别于旧的。所以我们之所谓新文学，当然是包含于中国文学的范围内。然而台湾的中国文学家大都把新文学摒除于中国文学之外。”接着，张我军生发开去，幽默地打了个比方说：“若照他们的意思是说‘中国人’才是中国人，而‘新中国人’便不是中国人了，若不是中国人是什么？”接下来，笔锋一转，张我军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台湾旧文学势力的领军人物连雅堂的谬论：“实不知我们之所谓新文学是指‘新的中国文学’呢？难怪乎如某大诗人说提倡新文学的人都说‘汉文可变’！”其三、中国的新文学“是时势造成的中国公产”，“决不是陈，胡二人的私产”，只不过他们两人是其“代表”罢了。其四，胡适的“商榷”，“是要留下余地给赞成文学改革的人讨论的”，“是‘当如何来改革才好’的‘商榷’，而不是‘当不当改革’的‘商榷’。”所以，十年前中国新文学“商榷”已有定论而且在文学创作上已成气候，如今“顽固、不识时势”的台湾旧文学家的反对，“严厉地指摘了旧文学的坏处”，“揭出台湾旧文学家的劣根性”，当然是“无半点怪异的事”更扯不上“骂得如杀父仇”之“乱骂”！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5）
2、新旧文学的区别。
张我军认为，“新旧文学的分别不是仅在白话与文言，是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在这个大前提下，他着重谈了语体文（白话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