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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处于被先进国家在资金、技术、市场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因而，“台湾文学和其他第三世界文学一样，“是做为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文化启蒙运动之一环节而产生”的。说到“台湾文学相对于中国文学的‘独特的特性’论”，陈映真指出：
在历史发展和国际分工中，台湾文学的“特性”，和第三世界文学的诸特性比较之下，就无独特可言了。在反帝、反封建、民族主义这些性格上，台湾文学不可辩驳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织部分。
陈映真还指出，那些引起标举“台湾文学”的“自主性”的“分离主义”，和“企图中国永久分裂的野心家有复杂而细致的关系，而台湾文学的分离运动，其实是这个岛内外现实条件在文学思潮上的一个反映而已。”在后一篇文章里，陈映真则辨析了“台湾文学”这四个字的复杂内容，指出新分离主义者、“台独”势力所说的相对于“中国文学”的“台湾文学”，就是主张台湾文学的“自主性”的。陈映真的批判矛头，仍然指向了叶石涛等人的谬论。
陈映真的主张，后来被他们认定为詹宏志“边疆文学论”之后的“第三世界文学论”，也遭到了新分离主义者、“台独”势的围攻。陈映真以他的善良和对人的理解及宽容，没有一一反击。但是，他的原则立场却不含糊。在接受有关媒体和人士的采访时，还是要一一表明态度的。
比如，1983年8月，他在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期间，就先后接受过李瀛、苏维济、韦名等人的采访，反复谈到他对台湾文学的看法。其中，韦名的采访，曾以《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为题，发表在1984年1月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上。当采访者问到“台湾乡土文学是不是‘台湾民族意识’的文学”时，陈映真明确地回答说，台湾“乡土文学是台湾的中国文学继承了过去中国民族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干涉生活的传统”。陈映真说：
……什么文学才算是“台湾民族意识”的文学呢？他必须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在生活的斗争中，他逐渐地觉悟到，原来过去的汉人意识是“空想”的，原来他是一个经历四百年社会变化后形态的“台湾人”，而这“台湾人”在历史上负有创造一个独立民族和国家的使命。只有当这样的人物和主题出现在过去或现在的台湾乡土文学中，“台湾民族意识”的文学才算诞生。
但是纵观几十年来台湾近、现代文学史，这种文学根本不曾存在时。一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1987年5月22日《华侨日报》发表了香港作家彦火访问陈映真的记录稿《陈映真的自剖和反省》。这是1983年11月11日陈映真离开爱荷华前夕，在下榻的五月花公寓，彦火对陈映真的一次深入访谈记录。访谈中，陈映真批判了当时台湾文学的“暗潮”。当彦火说到“台湾本地的文学，应该成为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时，陈映真说：
我也是这样想的。台湾文学，如果从写作方式、语言、历史、主题来讲，都是中国近代和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是毫无异议的。
当彦火问到他“对目下台湾某些人强调的台湾意识文学有什么看法”时，陈映真就此展开了他的批判：
台湾文学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暗潮，是分裂主义的运动和思潮，从北美感染到台湾。有一本文艺杂志，是党外一个战斗的杂志，水平很低，他们把乡土文学拉到台湾人意识的文学，我不同意。我觉得乐观的原因是分裂派的理论说台湾的矛盾，是中国人对台湾人的专政，这不是事实，因为台湾社会里是阶级矛盾，同阶级里面的外省人和本省人好得不得了，不是民族问题。他这个主张和现实不对头，因而他这种主张的文学也不可能是好的，因为很简单，文学是反映现实嘛，……
说到所谓的“台湾意识文学”，陈映真还特别分辨说，“从世界的角度看起来，”台湾的乡土派“是反西化的一种文学”，“不是像现代派所讲，是台湾意识反对中国意识的文学。不是，在第三世界都有这个共同普遍的问题。”
1987年，恰逢乡土文学论战10周年。《海峡》编辑部派人特别访问了当年论战的主将陈映真。访问记录以《“乡土文学”论战十周年的回顾》为题，发表在《海峡》1987年6月号上。访谈中，陈映真再一次宣布了他的主张，像黄春明的《莎哟娜拉•；再见》、《我爱玛莉》，王祯和的《小林来台北》以及他自己的《贺大哥》等作品：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有一个中国在里面，都以中国为方向，为思考内容。
第二、分析“自主性”、“主体论”、“台湾意识文学”等谬论出笼的社会原因。
《海峡》编辑部的访问中，陈映真谈到的另一个重要话题就是眼前的“台湾文学”的问题。陈映真分析说，1979年“美丽岛事件”后——
有些台湾作家是以外省人压迫本省人解释这个政治事件，而不是用更高层次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去了解；所以心中就产生了悲愤。于是提出“台湾文学”的概念，探讨“台湾人”是什么？“台湾文学”是什么？“台湾”是什么？这种身份认同的问题在台湾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第二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一（3）
陈映真说，像这样把“台湾/台湾人”当做问题来讨论，其实在50年代就已发其端了，陈映真简要地描述和阐释那一段历史是：
五十年代大概是台湾的地主阶级与过去亲日资本家在整个国民党政治结构上争取到发言权，再加上国际势力要使台湾彻底亲美反共，才产生所谓的“台湾分离主义”。这个“台湾分离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纲领就是台湾/台湾人的问题。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来，必需要有一些理由，于是有人从国际法这个层面提出，也有人从民族的观点提出，更有的从台湾的历史来探讨，这些都是为了要取得台湾人为什么要独立于中国之外的论证。可是，我们的理解是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分成彼此矛盾的两种政治经济结构，形成对立的两个阵营。而“台独”企图利用两大阵营之间的结构矛盾来夺取国民党的政权，从而为这个反共阵营服务。可是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取代了“台独”的功能，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理论没有现实基础——因为台湾内部矛盾，根本上是社会矛盾，而不是什么民族矛盾——因此，它就没有办法取得广泛的认同。
陈映真还分析说：
从另一角度看，从五十到七十年代，海外的台湾籍人士所积极进行的“台湾独立”运动，并没有全面影响台湾当时的知识界。我在绿岛时一直都有“台湾独立”运动的案件被侦破，但主要还是局限于政治运动。然而，美丽岛事件以后就不同了。
这“不同”，陈映真指出，就是文学界的卷入。文学界的新分离主义提出了种种“台独”主张。对此，陈映真明确地表示，他持批判态度。陈映真说：
最近提出一种相对中国文学的台湾文学论，这个概念不同于日据时代那种相对于日本文学的台湾文学。他们提出台湾人的概念时，是针对于中国人这一概念的。这个理论是将国民党当局四十年来在台湾的支配看成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进行殖民统治，所以认为台湾文学是和中国文学相对立的。
这一年，11月的《台北评论》2期上，还发表了蔡源煌对他的访问记录稿《思想的贫困》。这是陈映真在1987年发表的一次重要的谈话，谈话中，关于新分离主义、“台独”势力，有这样一段：
台湾分离主义，其实是四十年以来台湾在“冷战——安全”体系下发展的反民族或者非民族之风的一部分。这非民族之风，大约有海内和海外的双重因素。
这因素，陈映真的分析是——从历史上看，1945年台湾光复后国民党陈仪的恶政下，日据时代台湾抗日解放运动的知识分子、文化人、社会精英，遭到各种打击，而若干汉奸分子却享有了荣华。这忠奸的颠倒，打击了台湾抗日的民族主义。随后，1947年的“2。28”事件，又严重地打击了“祖国——中国”的情感。接下来，1950年冷战结构下的广泛政治肃清，再一次打击了台湾继“2。28”事件后掀起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解放主义。从经济上看，1945年光复时，国民党政府全盘接收日本殖民者遗留下来的公私巨大产业，并没有分发下来给台湾资产阶级私营。长期受日本侵略者压抑不得发展的台湾资产阶级失去了在光复后成为快速成长的民族工业资产阶级的机会，失望而致不满，这对台湾的民族和阶级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形成，也是沉重的打击。此外，陈映真还谈到，大陆“文革”中“四人帮”的问题，以及极“左”年代在政策上的一些弊端，使一些台湾人怕谈“统一”。
对此，陈映真则表示：“我却不这么想。”他认为，“海峡两岸的人民应该以鲜明的主体性推动各自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民主化”，共同努力，“使民族内部的和平与团结创造最有利的条件”。陈映真说：
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个死不改悔的“统一派”。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好学深思的青年知识分子理解这样一个并不深奥的想法。
面对种种攻击，陈映真还揭露说，“有一位远在美国的分离主义理论家，在美国遥遥控制和指挥我们当地的，至少是勇敢的分离主义的青年们，向他们心目中‘并吞派”、“统一派”的罪魁陈映真进行攻击，其中，对于发表在《人间》第十八期《为了民族之团结与和平》（一九八七年六月号）我的‘二。二八’论，尤其深恶痛绝。”回到近一年来对于陈映真的“思想、文学作品的攻击和批评多了起来”的话题，陈映真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