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远之，敬而远之尤不可得，就鄙而远之。你的时间有限、精力有限，用来潜心学习还不够，哪里来那么多功夫去向每一个对你有看法的人解释误会呢？你的家人是爱你的，你也有那么几个互相欣赏互相尊重的朋友，做人无愧于心，又没有违法乱纪，这就够了。剩下的时间和精力，还是用来好好学习要紧。如果你为了澄清某一句流言，改变某一个人对你的看法，而花了太多的时间，影响了学习，最后高考失败，伤心难过的是你自己、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感到高兴的则是那些制造流言的人，那些不喜欢你的人。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为什么要去做呢？
把事情做好的方法有很多，但首要的一条就是“不要试图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也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是：“不要试图让所有人都喜欢你。”因为这不可能，也没必要。
第五部分学会真诚的赞美他人
请记住，如果你突然发现了别人的某些优点，那么不要犹豫，请立刻告诉他。没有比这个更能赢得别人的好感了。
在人与人的交往中，适当的赞美对方，会让你迅速获得对方的好感。
莎士比亚曾说：“赞美是照在人心灵上的阳光。”
心理学家威廉·杰尔士也说：“人性最深切的需求就是渴望其他人的欣赏。”
正因为如此，赞美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推动力量。对他人真诚的赞美，正如沙漠中的甘泉一样让人的心灵受到滋润。而当你赞美他人的时候，别人也就会在乎你存在的价值，你对他人的赞美也让你获得一种不容易获得的成就感。在由衷的赞美给对方带来愉快以及被肯定的满足的时候，你也十分难得的分享了一份喜悦和生活的乐趣。
当然，仅仅赞美是不够的，你的赞美还必须是真诚的。实事求是，而不是夸张的赞美，真诚而不是虚伪的赞美。毫无根据的夸奖，会让人产生你在拍马屁或者说至少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且，实际上，对于那些喜欢别人过分夸奖的人，也未必适合和他做朋友。只有当你真的发现了别人身上的某些优点的时候，你才把它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这种优点并不一定要惊天动地，一些细微处的赞赏可能更能感动别人。比如你发现对方今天穿了一件很漂亮的衣服，那就请立刻告诉她：“你今天这身衣服真好看。”
请记住，如果你突然发现了别人的某些优点，那么不要犹豫，请立刻告诉他。没有比这个更能赢得别人的好感了。
实际上，为了不辜负你的赞美，受到你赞扬的人会在这方面竭尽全力。
邱吉尔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你想要其他人具有怎样的优点，你就要如何的去赞美他。”
反之，对于别人的缺点，你也应该学会用更加委婉的方式指出，使之听起来更像是赞美而不是直接的批评。
在你的生活和工作当中，也应该这样，以鼓励代替批评，以赞美来启迪他人内在的动力，使其自觉的克服缺点、弥补不足。渐渐的，你就会发现，这种办法比你去责怪、去埋怨有效的多。这样将会让你拥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创造出一种和谐的气氛，从而给学习和生活带来十分积极的影响。
第五部分“作揖主义”（1）
不明智的争论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会使问题更加难以解决。你要知道，当一个人辩论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在单纯的用理智分析问题，他所有的人格尊严都已经行动起来，要求把自己的观点坚持到底。事后他也许会觉得自己错了，但是他必须考虑到宝贵的自尊心而坚持说下去。
刘半农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著名左派作家，《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曾写过一篇叫《“作揖主义”》的文章，其间为人处世的思想至今仍然很有借鉴意义：
沈二先生与我们谈天，常说生平服膺红老之学。 红，就是《红楼梦》；老，就是《老子》。这红老之学的主旨，简便些说，就是无论什么事，都听其自然。听其自然又是怎么样呢？沈先生说：“譬如有人骂我，我们不必还骂：他一面在那里大声疾呼的骂人，一面就是他打他自己。我们在旁边看看，也很好，何必费着气力去还骂？又如有一只狗，要咬我们，我们不必打它，只是避开了就算；将来有两只狗碰了头，自然会互咬起来。所以我们做事，只须抬起了头，向前直进，不必在这抬头直进四个字以外，再管什么闲事；这就叫作听其自然，也就是红老之学的精神。”我想这一番话，很有些同（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相象，不过沈先生换了个红老之学的游戏名词罢了。
不抵抗主义我向来很赞成，不过因为有些偏于消极，不敢实行。现在一想，这个见解实在是大谬。为什么？因为不抵抗主义面子上是消极，骨底里是最经济的积极。我们要办事有成效，假使不实行这主义，就不免消费精神于无用之地。我们要保存精神，在正当的地方用，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地方节省些。这就是以消极为积极：不有消极，就没有积极。既如此。我也要用些游戏笔墨，造出一个“作揖主义”的新名词来。
“作揖主义”是什么呢？请听我说：──
譬如早晨起来，来的第一客，是位前清遗老。他拖了辫子，弯腰曲背走进来，见了我，把眼镜一摘，拱拱手说：“你看！现在是世界不像世界了：乱臣贼子，遍于国中，欲求天下太平，非请宣统爷正位不可。”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二客，是个孔教会会长。他穿了白洋布做的“深衣”，古颜道貌的走进来，向我说：“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现在我们中国，正是四维不张，国将灭亡的时候；倘不提倡孔教，昌明孔道，就不免为印度波兰之续。”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三客，是位京官老爷。他衣裳楚楚，一摆一踱的走进来，向我说：“人的根。就是丹田。要讲卫生，就要讲丹田的卫生。要讲丹田的卫生，就要讲静坐。你要晓得，这种内功，常做了可以成仙的呢！”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四五客，是一位北京的评剧家，和一位上海的评剧家，手携着手同来的。没有见面，便听见一阵“梅郎”“老谭”的声音。见了面，北京的评剧家说：“打靶子有古代战术的遗意，脸谱是画在脸孔上的图案；所以旧戏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体。”上海的评剧家说：“这话说得不错呀！我们中国人。何必要看外国戏；中国戏自有好处，何必去学什么外国戏？你看这篇文章，就是这一位方家所赏识的；外国戏里，也有这样的好处么？”他说到“方家”二字，翘了一个大拇指，指着北京的评剧家，随手拿出一张《公言报》递给我看。我一看那篇文章，题目是《佳哉剧也》四个字，我急忙向两人各各作了一个揖，说：“两位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六客是个玄之又玄的鬼学家。他未进门，便觉阴风惨惨，阴气逼人，见了面，他说：“鬼之存在，至今日已无丝毫疑义。为什么呢？因为人所居者为‘显界’，鬼所居者，尚别有一界，名‘幽界’。我们从理论上去证明他，是鬼之存在，已无疑义。从实质上去证明他，是搜集种种事实，助以精密之器械，继以正确之试验，可知除显界外，尚有一幽界。”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末了一位客，是王敬轩先生。他的说话最多，洋洋洒洒，一连谈了一点多钟。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发挥得详尽无遗，异常透切。我屏息静气听完了，也是照例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如此东也一个揖，西也一个揖，把这一班老伯，大叔，仁兄大人之类送完了，我仍旧做我的我：要办事，还是办我的事；要有主张，还仍旧是我的主张。这不过忙了两只手，比用尽了心思脑力唇焦舌敝的同他们辩驳，不省事得许多么？
何以我要如此呢？
第五部分“作揖主义”（2）
因为我想到前清末年的官与革命党两方面，官要尊王，革命党要排满；官说革命党是“匪”，革命党说官是“奴”。这样牛头不对马嘴，若是双方辩论起来，便到地老天荒，恐怕大家还都是个“缠夹二先生”，断断不能有什么谁是谁非的分晓。所以为官计，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捉革命党。为革命党计，也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革命。这不是一刀两断，最经济最爽快的办法么？
我们对于我们的主张，在实行一方面，尚未能有相当的成效，自己想想，颇觉惭愧。不料一般社会的神经过敏，竟把我们看得像洪水猛兽一般。既是如此，我们感激之余，何妨自贬声价，处于“匪”的地位：却把一般社会的声价抬高──这是一般社会心目中之所谓高──请他处于“官”的地位？自此以后，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匪。要是做官的做了文章，说什么“有一班乱骂派读书人，其狂妄乃出人意表。所垂训于后学者，曰不虚心，曰乱说，曰轻薄，曰破坏。凡此恶德，有一于此，即足为研究学问之障，而况兼备之耶？”我们看了，非但不还骂，不与他辩，而且还要像我们江阴人所说的“乡下人看告示”，奉送他“一篇大道理”五个字。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是官，这些话说，本来是“出示晓谕”以下，“右仰通知”以上应有的文章。
到将来，不幸而竟有一天，做官的诸位老爷们额手相庆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