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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观念把性视为一种自然的功能，认为人应当拥有自由表达自己性本质的权力。这种观念激烈地反对各种性禁忌和性压抑，批判假道学，批判性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在美国和西欧，性学研究使性生活开始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从宗教的、道德的领域降低到纯粹私人行为的领域，降低了控制性表达的间接社会手段的控制程度，如法律或其他非个人的第三方对个人在私下场合的行为的干预。
古代哲人云：“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换言之，人所能够具有的性质，人所能够实行的行为，就不是不自然的。著名性学家金西也用类似的方式表达过他对性的观点：惟一不自然的性活动是不能实行的性活动。金西的观念表达了现代社会性观念的思想精华。在进入现代之后，性观念发展变化的一个总的趋势是：认可所有的性活动方式，无论其目标是什么，形式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对象（包括性别）是什么，只要是在生理上能够实行的，就没有什么不可以。这种最新的现代性观念正在进入我国性观念的主流，这是在一个个人权利意识正空前高涨的社会中出现的无法逆转的趋势，也是我们每一个生活于这个社会中的人的福音。
《谈什么性，说什么爱》第五部分
身体变革的轨迹（1）
潘绥铭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人在性方面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又是因为什么呢？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跨进新的一年。
1980年，两个表面看来与性无关的事物打开了国人性观念巨变的大门———它们就是新《婚姻法》和同年开始提倡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
在新《婚姻法》中，离婚的必要条件被修改为，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及经调解无效。从此，中国人逐步地确立了一系列新的爱情和婚姻观念。
另一方面，从1980年起，独生子女政策如同水银泻地，不但成为国策，而且成为绝大多数城市夫妻的自觉行为。独生子女政策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合法地宣称：性生活不再也不允许仅仅是为了生儿育女，它的目标旨在表达爱情和寻求身心快乐。随之，有没有快乐（而不是有没有子女）开始成为夫妻衡量其婚姻质量的重要标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夫妻之间寻求更能使双方快乐的性行为方式；性知识、性科学开始成为人们的急切需求；几乎一切性方面的传统观念都遭到质疑。
独生子女政策和避孕措施的普及减少了女性的怀孕、生殖和哺育，更使她们减少了对可能怀孕的恐惧与担忧。这样，女性可以更加投入性生活的欢愉，其潜在的性欲望和性能力也因此获得了更大的解放。
没有很多人知道中国人的房中术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1985年，阮芳赋的《性知识手册》和吴阶平的《性医学》，是当时的破禁区之作。人们似乎突然意识到：性，可以写了，可以读了，终于在1988年促成了第一次“性学热”。
性学在中国的热闹，并不因为其学术水平，而是因为人们习惯于相信任何正式出版物都代表着官方的微妙态度。所以，中国的性学其实只是一个广告，只是使社会中已经出现的变化更为名正言顺。
然而，性学热的现实效果却是不容置疑的。1985年到1989年间，《性解放宣言》这样的文章居然也得以发表，尽管它根本没说清要解放什么，又要解放到哪里去。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读过这个宣言，但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性观念转变无疑是发生在这段时间的。就如鲁迅所言：当有人宣布要拆掉整个屋子的时候，墙上才会开辟出窗口来。
当然，其时国人基本上还是想的多，做的少。各种不同调查都表明：虽然宽容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的人在大城市里已经相当多，甚至超过了半数，但自己真正这样做过的人却要少得多。
反对变化的也大有人在，他们在解决了政治上的麻烦以后，在1992年之前也成功地使这些性方面的变化进入了“不应期”。再加上，一番激烈的浪潮之后，人们也确实需要一段时间来仔细想想：我到底想要什么？
1992年大潮再起以后，人们终于开始学会以自己为单位去参与性文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性观念方面，80年代那种鲜明的对垒已经很难再看到了。呼吁观念更新的人和反对性自由化的人同样地越来越少。并非来自压制，而是因为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以个人为单位，在性方面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个体化，已经越来越难用任何大一统的理论来加以解释，更没有多少人乐意倾听任何一种振臂高呼。中国人开始经历急剧的分化。不是人们的性观念问题已经获得解决，而是性观念已经深深地渗入了人们的个体选择和私人行为，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是根据自己的现实利益来行动，而不是根据任何一种理论或者大众性观念。
而与此同时，新的“问题”出现了。
首先是，就性问题而言，1980年代的中国人关注的是婚前、婚外的性行为与性关系。但1992年起，一种跟爱情、跟婚姻都没有多大关系的现象，开始成为人们谈论性问题时的热点。那就是嫖娼卖淫，以及作为其延伸内容的“傍大款”、“养小蜜”和“纳妾”。
在所有发达国家的历史上，嫖娼卖淫都随着性革命而日益衰微（其鼎盛期是19世纪下半叶，而性革命实际上大大压缩了娼妓的市场），而我们在为性解放争吵了十年以后，却眼看这种从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且一直在发展中的行业在中国“昌盛”起来。人们不得不开始反思。对于1980年代的性观念启蒙者来说，这是莫大的悲哀与讽刺。原因说来也简单，这其中最主要的思想因素，并非性解放或者反解放，甚至根本就与性观念无关，它仅仅是一个如何赚钱或者如何消费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阴盛阳衰”。近年的调查数据反映出：在婚内性生活里，女性的期望、企求和评定标准之高，已经开始超过男性，因此女性的失落、不满和变更意愿也开始超过男性。中国的大多数男人都以为，自己就是性学专家。再者，大多数男人以为，所谓性知识不过就是一些性技巧。可惜，恰恰因此，男人才很少懂得性的心灵方面的知识，很少能够正视自己以及即将来临的“性别革命”。因此，在性方面，男人在20世纪90年代里开始落后于女性的进展。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遍布全国的“壮阳药”大泛滥。这并不说明性功能障碍的男人增多，但确实能够表明的是，中国男性的性心理日益脆弱，越来越不懂变化了的女性。对于“走向世界”来说，这才是最严重的“衰”。（附带一说，这也是中国性学的下一个障碍或者拖累，因为现时许多性学家还全然不知当代女性主义的性理论。）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中国进入了“性，男人是弱者”的时代。
二十多年，中国人性观念的变化，每每出人意料，让正反两方面的人都不知所措。这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已经习惯于把性的一切都仅仅看作纯粹的生物现象，不管主张什么样的性观念，总是显得缺乏预见。然而所谓的“性”，却是整个社会和全部人生的冰山之尖。
成人用品：不仅是安全套（1）
王海军
2月12日上午9：30，是广东成人用品市场开业的第一天，每个门档都面对大批的客人和大把的订单，老板和客户站在横七竖八的纸箱物品中对话，店员们大声地接着电话传着单据。浩浩荡荡的舞狮队一路敲着锣鼓，喊着“恭喜发财”来到了8113档门口。刘萍玉头也没抬，一边听电话，一边飞快地填着同事不时递来的表格。鼓声远了，她才站起身，看见挂在门上的生菜和红包已经不见了，自语道：“狮子什么模样都没看见。”
螃蟹的吃相
位于广州市站前横路的广东成人用品市场在3000平米的场地中云集了100多家商户。市场副总经理李继红告诉记者，该市场是全国首家、整个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成人用品批发市场。
1997年，每年有几千万的青壮年涌入这一事实，让李所在的广东共创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看到了一个产业的发展机遇。“发展速度很快，但起步也是异常艰难。”李继红说，“只因我们的商品都和一个字有关：性。”
“你知道，六年前人们对待性的态度和现在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我们的员工在向别人介绍到自己的工作时，也是支支吾吾，闪烁其词。”行人从市场门口走过甚至都要加快步伐，生怕别人认为自己是要进去买东西。接二连三的匿名信开始不断地光顾办公室的邮箱，中间有好心的规劝，但更多的是愤怒的指责，“有伤风化”、“道德沦丧”成为信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当时遭遇的这些待遇也都是可以理解的。”李继红笑着说，第一个吃螃蟹的，吃相可一点都不潇洒。“客人在来市场的路上把皮包夹在胳膊下，要进市场时拿在手中，进了市场则挡在了脸上。匆匆挑选，也不讲价，丢下钱转身就走。”
这种情形显然已经成为过去。记者在偌大的市场看到，人流和货流中，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伯抬头看了一眼站在身边的记者，又低下头继续透过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手中药品的说明书去了。
入行往事
詹炼，广东成人用品市场8108档的老板，1992年从暨南大学化学专业本科毕业，做了四年的外贸工作后在表哥的影响下开始转向，他是市场最早的商家之一。詹炼很忙，平时是不到这里来的，因为他在深圳还有一个成人用品工厂。
“（性用品）就是解放了一部分手的功能而已嘛。”瘦瘦的詹在琳琅满目的辅助器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