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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恐这种宝贝事物断种、失传的精神状态是奇怪的，不正常的。
“神农”尝百草，在他心目中本来就没有禁区。后来发现了毒药，他也
只是向人们提出警告，同时写入本草，研究利用。他设了“禁区”，然后又
用科学的方法打开了“禁区”。假使一开始“神农”就是满眼“毒草”，不
敢触动，科学的本草学、药物学是不可能出现的。
三十多年以前，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马列主义曾是“禁区”里的“禁书”。
多少人如饥似渴地“雪夜闭门”读之，后来终于诞生了新中国。“禁”的后
果往往却是相反的宣传，这是反动派所不及料的。这些事过去了还不算太久，
大概我们总多少还有些印象吧。
1979 年11 月28 日
书 痴
看题目，这好像是从《聊斋志异》上抄了来的。一个年轻的读书人废寝
忘食地在书斋里读书，半夜里，一张少女漂亮的脸在窗外出现了？ 。后来，
自然要有一段曲折、甜蜜的恋爱生活，然后，书生得到少女的帮助，终于考
中了状元，作了大官？ 。
自然，这不过是说笑话，蒲松龄的思想境界是不至如此低下的。但在风
起云涌继《聊斋志异》而出现的什么《夜谈随录》、《夜雨秋灯录》之类的
作品里，这样的故事就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然要出现的了。在那样的社会
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 。”的“美妙”
幻想，在读书人的头脑里，简直是独霸着的，这就使他们不能不整天价作着
此类的白日好梦，也自然要进而写进他们的创作中间。
不过关于读书人真实的并非捏造的故事，也是有的。如果图便捷，不想
翻检许多书本，我想，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是可以看看的。
叶昌炽辛苦地从大量原始纪录中搜罗了丰富的材料，依时代次序，把许
多著名藏书家的故事编缀在一起，是煞费苦心的。他的书在这一须域不愧是
“开山之作”，过去还没有谁就此进行过系统的研究。
叶昌炽的书另一值得佩服的特点是，他在取材时尽量选取的是那种“非
功利性”的读书人的故事，因而也较少封建气息的污染。当然这也只能是相
对而言。和“为艺术而艺术”一样，百分之百的“为读书而读书”是不存在
的。读书，无论在什么时代，总都有它的目的性。但取舍之间，不同作者的
眼光是大不相同的。我想这和叶昌炽自己就是一个生性恬淡，习惯于寂寞的
研究，因而热爱书本的书呆子不无关系。
如果想探索一下，是什么促使人们热爱书本，那原因看来也只能归结为
强烈的求知欲。司马光是爱书的，他所藏的万余卷文史书籍，虽然天天翻阅，
几十年后依然还像“新若手未触者”一样。他对自己的儿子说过，“贾竖藏
货贝，儒家惟此耳。”这是很坦率的话。书是知识分子的吃饭家伙，是不能
不予以重视的。这里我把“儒家”译为知识分子，和“四人帮”的论客的解
释是不同的。虽然在政治上司马光和王安石是对立的，但他这里所谓“儒家”
看来也只是封建社会读书人的泛称，并没有什么格外的“深意”。
司马光自然并不是“为读书而读书”的人，他编写《通鉴》的目的是为
了“资治”，一点都不含糊。他的得力助手刘恕也是一位藏书家，他受司马
光的委托，经常走几百里路访问藏书家，阅读抄写。一次，他到宋次道家看
书，主人殷勤招待。刘恕却说，“此非吾所为来也。殊费吾事”，“悉去之，
独闭阁昼夜口诵手抄，留旬日，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
也是宋代的著名诗人尤袤，则公然声明他的藏书的目的是，“饥读之以
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
这个著名的声明，出之诗人之口，很有点浪漫主义的味道。他是道出了“为
读书而读书”的真意的。近代著名学人章钰为自己的书斋取名“四当斋”，
就是出典于此。
书籍是传播知识的工具，在知识还是私有的时候，知识分子对书的争夺
是不可避免的。于是有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干出来了。有一些还被传为“美
谈”，其实正是丑史。过去的藏书家喜欢在自己的藏书上加印。除了名号之
外，也还有一种“闲章”，有时要长达数十百字，就等于一通宣言。从这些
印章中，很可以窥见藏书家的心思。
陈仲鱼有一方白文印，“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这是很
有名的印记，读了使人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印象，觉得陈仲鱼是挺可怜的。他
这里所说的后人，并非指自己的子孙，而是后来得到他所藏书籍的人。在这
一点上，他还是明智的，比有些人要高明得多。风溪陶崇质“南村草堂”藏
书，每每铃一楷书长印，文云，“赵文敏公书跋云：‘聚书藏书，良匪易事。
善观书者，澄神端虑，净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
幅，勿以作枕，勿以夹策。随开随掩，随损随修。后之得吾书者，并奉赠此
法。’陶松谷录。”这也是很通脱的。爱书，但私有观念并不怎样浓重，是
很难得的。明代著名藏书家、澹生堂主人祁承■的印记则说，“澹生堂中储
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
癖，子孙益之守弗失。”则已明显地露出了贪惜之念，而且要向子孙乞怜，
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结果当然是失望。祁家的藏书后来被黄梨洲、吕晚
村大捆地买去，吕还为此作了两首诗，其一云，“阿翁铭识墨犹新，大担论
斤换直银。说与痴儿休笑倒，难寻几世好书人。”说了一通风凉话，却料不
到他自己连同所藏书籍的命运比祁氏还要来得悲惨。
清末浙东汤氏藏书也有一方大印，“见即买，有必借，窘尽卖。高阁勤
晒，国粹公器勿污坏。”说得更是开脱，而且毫不讳言，必要的时候尽可卖
掉。这就分明可以看出，到了封建社会的晚期，“子孙世守”那样的观念已
经日趋淡薄，而书籍作为商品，在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已大大改变了。
但在明代或更早，这种通脱的意见是难以遇见的。著名的天一阁，就历
世相传着极严格的封建族规。藏书应怎样保管，要经过怎样烦难的手续才能
看书？ 。都规定得十分明确。有清一代，有许多著名的学者想登阁观书都被
回绝，这样的纪事是很多的。约略与范钦同时的苏州著名藏书家钱穀有一方
印记则说，“卖衣买书忐亦迂，爱护不异随侯珠。有假不返遭神诛，子孙鬻
之何其愚。”就大有咬牙切齿之意。钱叔宝是一位贫老的布衣，也是真正爱
书、懂得读书的人，他的这种愤激的言辞是可以理解的。说得更为可怕的是
明末清初宁波的万贞一（言），他是万斯同的侄辈。我买到他的藏书，读到
他手铃的藏印时，是吃了一惊的。他说，“吾存宁可食吾肉，吾亡宁可发吾
椁。子子孙孙永勿鬻，熟此自可供■粥。”在我浅薄的见闻中，像这样说得
斩钉截铁、血肉淋漓的可再也没有了。
为了保护藏书，一方面是训斥子孙，另一面则是威胁买主。可以作为代
表的是另一方大印，不过已说不清是否是钱叔宝的手笔了。“赵文敏公书卷
未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
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苟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无宁舍旃！”
话虽如此，有些人肚里明白，他们寄以殷切期望的孝子贤孙往往是靠不
住的。明代的杨仪吉年老时就将所藏书散给了亲戚、故旧，同时还恨恨地声
明：“令荡子爨妇无复着手，亦一道也。”他大概看够了官僚地主家庭子孙
“不肖”的实例，才想出了这一条计。他是隐约地看出了“君子之泽，五世
而斩”的规律的，自然并不明白那原因。
以上通过几方藏书图记，约略勾画了藏书家愉快、痛苦交错的矛盾心情。
这些位，如称之为“书痴”，大概是并无不合的。当然具有较为高明的识见
者也不是没有。明末的姚叔祥就说过“盖知以秘惜为藏，不知以传布同好为
藏耳”这样的话，是很有见地的。可惜的是并不多见。
“嗜书好货，同为一贪。”这是并非藏书家的极平凡的常识性见解，恐
怕事实也确是如此。旧记中常常有人们千方百计搜求书籍的故事，有些自然
是使人佩服的，有的就难说。比如朱彝尊买通了钱遵王的书童，把《读书敏
求记》的手稿偷出来传抄，就被当做“佳话”写入了序文。这其实就是孔乙
己著名的自我辩护的蓝本。“佳话”与“笑柄”的区别，完全以是否“名人”
为准，事物的本质往往是被忽略了的。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行动是不能不
受社会阶级地位的制约的。孔乙己如果没有落魄，或有朝一日又阔了起来，
他就会使出不同的手段来抢，人们也不但不敢笑，而且还要眼睛望着地面了
的。
关于《清明上河图》或“一捧雪”的故事，人们是熟知的。因为有戏曲
和小说的宣传。严嵩、世蕃父子的收藏，详细记录在《天水冰山录》里的，
恐怕无一不是用同样手段取得的。但很少有人知道，严家父子的前辈，秦桧
父子早已玩过同样的花样了。
陆游《老学庵笔记》记，“王性之（名铚，是作《挥麈录》的王明清的
父亲）既卒，秦熺方恃其父，气焰熏的。手书移郡，将欲取其所藏书，且许
以官。其长子仲信名廉清，苦学有守，号泣拒之曰，‘愿守此书以死，不愿
官也。’郡将以祸福诱胁，皆不听。熺亦不能夺而止。”这是八百多年以前
的故事，但今天听来也还耳熟得很。同时还不能不叹息古人到底“淳厚”，
王廉清顶了一下，秦熺也就算了。如果换了陈伯达或那个“顾问”，你顶一
下看，谁都知道那后果是什么。
中国历代皇帝有一种高妙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