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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镳，鱼贯鹤列，不敢少紊。执持者披天青纻袍，遍排织金寿字，次则
教坊全部，象管龙笙，箫韶缓奏，融融怡怡。次则侍卫从官，蟒衣名马，
各捧彤弓卢矢，宝剑鸾刀，金交椅、金几案名一，金盆、金盒、金提炉
各二，瑞烟缭绕，香霭缤纷，中露赭黄曲柄小盖。夹道臣民，咸知圣天
子将临，一时尽屏气调息，肃容伏谒。上御大辇，金碧璀璨，绮疏玲珑，
舁用三十六人。诸亲王服团龙绣袍，珠冠玉带，徒步扶辇，和缓雍容。
第二天，午门朝贺毕，帝后又返回畅春苑。
皇太后及诸后宫车乘驰过后，卤簿銮仪，若斧铖戈戟旌旄旗节之属，
较昨陈列者迥乎不同，持仗宿卫皆乘骑矣。铙吹画角，嘹呖悠扬，则有
绣服诸郎，各手控御马，共二十骑，■骊骅骝，无色不备？ 。雉尾团扇。
中御驾肩舆，舁者十六人，舆四面不施轩棂，就日瞻云，尤为亲切。伏
见上服织金赭龙袍，外笼石青团龙缎褂。
这些相当详尽的记录，出自亲历，写来真是历历如绘。如果与故宫现存
描写清代诸帝活动的大幅画卷对照研究，则两百多年前皇家的具体仪制、服
饰？ 。是可以掌握得较为精确的。这对写历史小说、摄制历史电影，都将有
不小的帮助。在读以上这些片段时，不由得想起《红楼梦》里所写元妃省亲
等场面，觉得那几乎全是写实，而非虚构。两者反映的正属同一时代的现实。
程庭还仔细描写了他在畅春园里参观“皇会”和“买卖街”的详情，帝后乘
船到西顶寺礼忏的场景，都是颇有文献价值的记录。程庭在《若庵集》外，
还有一部笔记《蓉槎蠡说》，也是刊刻精美的康熙本。这位盐商，有许多著
名文士的朋友，又喜欢刻书。在曹栋亭作江宁织造兼两淮盐政时，程庭这样
人物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甘泉林苏门撰《邢江三百吟》十卷，嘉庆刻本。这是有关扬州的一部诗
集，分“播扬事迹”、“大小义举”、“俗尚通行”、“家居共率”、“周
挚情文”、“新奇服饰”、“趋时清赏”、“适性余闲”、“名目饮食”、
“戏谑方言”等10 个门类，共300 题。每题后有小序，然后才是诗。作者是
阮元的舅舅和老师，曾经参加过四库全书的校勘工作。他对扬州这个地方的
风俗、饮食、服饰？ 。有非常浓厚的兴趣，仔细加以考察、记录。在地方性
的“竹枝词”中，这是很有特色的一种，不像别的作者，只将兴趣集中在古
迹、名人上面，他关心的却是当代的事物，特别是与城市平民有关的平凡琐
事。这就很是难得。作者生活在乾嘉之际，正是扬州从极盛转趋衰颓的时候，
恰好可以与曹栋亭那个时代衔接。如与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加以比较，就
分明可以看出一个是庙堂或山林的，一个则是市井的。我觉得，这书有些像
关于扬州的小型“百科全书”，当然只是在大体上相像，深广都还远远不能
使人满足。但比起一百多年后出现的各种导游书，还是好得远。
在“新奇服饰”中，有“长耳挖”一题，注云，“此即俗名一丈青也。
金银不一，妇女头上斜插之。”诗共两首，都不高明，但这注却可贵。原来
《红楼梦》写晴雯用来向小丫头手上乱扎的就是这东西。曹家在南京、扬州
前后住了几十年，雪芹的家庭里习惯使用江淮方言是毫不奇怪的。未必一搬
回北京就上下一律改说“官话”。不料这却成为一种“把柄”，使雪芹的著
作权都变得可疑了，实在不能说不是出于“意表之外”的。
此外在“蝴蝶履”条，详细说明制作方法，鞋帮“或全仰素缎，或杂色
洋呢羽毛线绉宁绸等”；“趋时清赏”记“厅上闹钟”云，“自鸣钟以定时
刻。扬城趋时之家，间亦用之。近日有用闹钟设于厅上者，时刻周流转换。
未换之先，隐隐声如击柝，一换则如撞洪钟声，时刻之分，原以钟声之数为
定，此钟惟于时刻欲换之际，忽铿铿然如奏乐一般。闹毕即撞，撞亦以数定。
厅上乃宾客往来之地，借以骇人见闻。”“带三针表”云，“此亦定时刻之
物也。用铜胎磁面，再加玻璃罩。内皆螺丝篆攒之，全借法条为准。面上画
如八卦，另嵌以针，走时罩内一望，针向某处，则知某时刻，正末几分。洋
人一针表售出价不过数十金。近日面上三针，校定更准，其价更昂。扬城趋
时人借定时名目，亦多于腰间佩带，以为饰观。”
这些时髦的“舶来品”，都曾在《红楼梦》中出现过。嘉庆中市面上还
算是稀罕的东西，在织造府里大约若干年前就已在使用着了。
作者在“真宋板藏书”条，推崇马佩兮、秦敦夫，而对自己的外甥则颇
不客气，他说，“阮伯元中丞，历年刊刻固多，收藏不少。试问盈箱满架，
宋板耶？明板耶？真者能有几十函耶？”他还提到当时扬州的名画家，有郑
板桥、罗两峰、张桂岩、奚铁生、王椒畦、李复堂等，他对板桥的评论是，
“郑板桥先生燮，兴化进士。以庶常改山东潍县令尹。晚年乞休归里，往来
扬郡，字画易钱。时人但以字之怪、画之随意，不惜分金而换易之，而不知
所擅长者则在闲言戏语题幅中多妙趣耳。”“郑公行世之字，皆尚古怪。余
闻其中年学欧，因不能取炫于世，改而自成一家。小斋现藏‘竹疏烟补密，
梅瘦雪添肥’一联，板桥楷书真迹，笔笔中锋，迥非行世一路，可以证矣。”
这是同时人对板桥的看法，也是有趣的文献。特别赏识板桥题画的一点，
则是颇有眼力的。
无论是彭鹏、程庭还是林苏门，都算不得诗人，在文学史里是找不到他
们的名字的；也为此，他们的集子经过一两百年之后也都临于消灭。这是不
公平的。他们的著作也自有其应该存在下去的价值。中国自古以来就一直十
分重视诗和文章，几乎成为判断文化遗产首先考虑的重要标准。太史公的《史
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远远高出它在史学史上的地位。无论是哪一门类的
著作，想流传下去，首先的要求是文字好。《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这
样的著作，也不能逃出这一通例。影响所及，古代的知识分子人人都想作文
学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集部书。其中当然绝大部分是劣作，日就湮灭原也
是难怪的。胡乱买了许多诗文集，翻阅的结果，像上面提到的几种，实在也
真是凤毛麟角，这也是事实。
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史学家郑天挺教授的一个意见。他认为史料应该不只
局限于“史”的资料，还应深入到各个人的文集之中，深入到方志、笔记之
中去寻找。有许多到处找不到的历史资料，往往是被当做文学作品的成绩保
留在文集中间的。这是很好的见解。现在，组织起更多的人力，有领导有步
骤地深入到更深更广的领域中，发掘、分析、整理出新鲜而有质量的史料，
制成索引，编作长编，这样的时机的确是已经来到了。这将使我们的研究工
作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从苍白无力状态下解放出来。
谈禁书
不记得是谁曾经说过，“雪夜闭门读禁书”，算是人生一乐。我想这是
说得不错的。要选一个下雪天，还得是晚上，外加关门上锁。这样的典型环
境实在刻画得好，没有切身体会，怕是万万想不出的。
因此读禁书也就被赋予了一重浓重的神秘色彩，寥寥七字，包含的内容
实在丰富得很。
溯本穷源，发明了禁书的手段并严格付诸实施的还是不能不首推秦始皇
帝。这以后就有很长一段时间继起无人。虽然提起“图籍之厄”，烧书的事
确曾不断发生，但那大都是战乱之间不问青红皂白一把火通通烧光，与嬴政
的有目的、有纲领、有明确规定而且著之律令的焚书还是不能同日而语。禁
书与文字狱发生关系，较早也较著名的是宋代苏轼的“乌台诗狱”，清代的
张秋水有《眉山诗案广证》，就是专论此案的。张鉴的《冬青馆集》里收有
许多有关南明史事的论文，他生于嘉、道之间，正当清代中叶文字狱盛行之
后，他的特别关心宋代诗人苏东坡的命运，应该不是没有缘故的。
清代的乾隆皇帝，确是遥遥继承了秦始皇的传统，并后来居上。论手段、
论规模，也都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单是“禁毁书目”就先后修了几次，成
书若干册。“禁书”成为一种通行的术语，也就从这时开始。不过有清一代，
人们明明知道这一客观存在，但口中、笔下却谁也不敢提。一直到了清末民
初，旧书店的商人才公然堂皇地把禁书字样标在书目上，同时售价也就相应
飞快地提高，终于在有些图书馆的目录上也逐渐露面，做为审定“善本”的
一种根据了。
为了习惯与方便，这里谈到禁书，也姑且以此为限断。
“禁书”虽然已经成为宝贝，但我居然也先后得到过若干种。这就使我
悟出，禁书者，不论是有着无上威权的封建统治头子还是别的什么聪明人，
也不论他们用尽了怎样的心机，到头来也终于是无效的。书是禁不绝的，因
为有无数正直、公平的读者的保护。
唐末的词人韦庄，写过一篇著名的长诗《秦妇吟》，诗中涉及黄巢起义
军攻入长安时的一些情况，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这样的
句子。韦庄自己后来觉得不大好，“公卿”们看了自然不舒服，新朝的头目
也不会喜欢的，因此就自行“抽毁”，从《浣花集》中删去，还给家属留下
了禁令。这以后一千多年中人们都无法看到这篇著名的作品。不料终于从敦
煌的石洞里发现了那抄本，而且有三卷之多。韦庄用心良苦的安排终于还是
无效。那原因就是很有一些读者喜欢它，作品还是被传抄、保存下来了。
韦庄后来虽然贵为蜀相，他到底只是一个个人，与能动用国家机器，在
全国范围内搜查禁毁的皇帝是不能相比的。不过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