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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合，作者却表现了十分昂扬的气概。而这就正像他的为人，他就是这样一
位热爱祖国文化典籍，生气勃勃，努力工作至死不息的人。
1979 年7 月21 日
谈“集部”
我不知道，藏书到底有没有什么秘诀。按照简单的逻辑，只要有一间房
子，若干资本，到书店里买下、运回、摆好，就行了。事实上当然没有这样
简单。从前有不少藏书家都曾写下过他们的心得，读起来也头头是道的。可
是想照抄照搬几乎都行不通。社会环境、经济条件？ 。一旦变化，即使是头
等的经验，往往也只不过成为美丽的空想而已。
回想自己的买书，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但足以称为经验的东西是没有的。
例如，藏书家大抵都有自己独特的搜求目标，或戏曲、小说，或方志、杂史，
版画、禁书、弹词唱本？ 。都可成为一种专藏的特色。我这里说的是二三十
年前读书界的风气或“时尚”。像这样特定的目标，在我说并没有。我的最
早跑跑书坊，原也不是完全没有目的，那就是想找点晚明野史看看。后来发
现，当一些通常习见的册籍一旦粗备，就再也难以发现什么新奇可喜之物。
当然，有也还是有的。如傅节子抄的“明末五小史”，原也不过是百来年前
抄成的东西，但从“九峰旧庐”拿出来时，就已装在特制的楠木匣子里，用
大红洒金的书皮装订，成为十足的“宝贝”了。我诚惶诚恐地翻了一下，连
价钱也没有打听。
买书是时时需要有新鲜事物的刺激的。不只是新书，旧书也一样。不必
说十年前，就是现在，我们也还没有达到想读什么，就能在书店里买到什么
那样理想的境地。只能从书架上幸运地偶然发现，并买到自己所欢喜的东西，
完全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逛书店的乐趣，看来恰恰也就在这里。过去我的
走走旧书坊，采取的就是一体“人弃我取”的“方针”。这样做的理由是不
言而喻的。不是众矢之的，就可以摆脱竞争的麻烦，也免去了力不能及的高
价的威胁；更重要的是，不为人们注意的东西，数量往往较大，新鲜的、未
之前见的书本可能出现的机会也较多。而这正是十分重要的，读者最不能忍
受的是那种一片荒漠、没有生机的可怕景象。
这样，我多年胡乱买书所得，比例最大的就只能是明清人的集部。
集部书是一直不为人所重视的，特别是那些并非“名人”的作品。这当
然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事物往往有另外一面。非“名人”的作品，未必
就不足观；如果我们能进一步从“艺术第一”的偏见中解放出来，就可以从
作得不一定怎样“漂亮”的诗文中发现值得珍重的东西。我这里所指，就是
思想史、社会史的大量纪录与素材。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发现，古人在很早以前就开始注意及此了。如果说
计有功的《唐诗纪事》还没有摆脱诗的范围，到了厉鹗作《宋诗纪事》、陈
田作《明诗纪事》？ 。就大踏步地离开了“文学史”的樊篱。但能注意到这
种变化的人是不多的，人们往往总是离不开“文学”、“文学”。钱谦益作
《列朝诗集》并撰集“小传”；朱彝尊作《明诗综》，也写了“小传”，后
来为人辑成《静志居诗话》。方式不同，用意则一。这都不是什么纯文学的
著作。1965 年出版的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就是最晚出的一部出色著作。
邓先生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写在序言中。他首先提出黄宗羲“当以诗证史，不
当以史证诗”的意见，进一步说道，“诗有异于史，或为史所无者，斯足以
证史，最为可贵。”邓先生这书，与其说是一部文学史的著作，还不如说是
一部历史学的著作。他为每一个“诗人”所写的评传，也显示了非凡的功力，
虽然某些见解不无可以商榷之处，但总的说来是极好的一种开山之作。读了
以后，使我们对那个动乱的大时代的面貌能获得一个大致的理解。虽然限于
作者的识见与原书的篇幅，所入选的作品还是太少了。
还不能不提到的是阿英同志。阿英是藏书家，但却不同于藏书家中的“庸
流”。他也是对清人集部有浓厚兴趣的一人。他的收藏目标集中在鸦片战争
前后直至清末这一历史时期。这种书在二三十年前真是汗牛充栋，没有受到
图书馆的应有重视，被划在“善本”的线外，大量地落入了还魂纸炉。阿英
以个人的微力，经久地、孜孜不倦地收集、研究，那结果就是“鸦片战争”、
“中法战争”？ 。几部“文学集”，还是《晚清文学丛抄》。这些著作的学
术价值今天是有目共睹的了，但在他进行收集、研究的当时，是很少有人懂
得那意义的。阿英走着一条寂寞的路，他也终于走出了一条路。
刚才看到许涤新同志的《百年心声》，如作者所说，这是一部“中国民
主革命诗话”，当然是一部新型的“诗话”，那办法似乎也可以为上面的说
法张目。
现在就来随手找两本书谈谈。说随手，一以说明这只是一点漫谈，没有
系统；此外也想向读者告罪，目前还只能在随手发还的几本旧书里找一点材
料，即使想有些系统，事实上也困难。
最近因为重新上演了京剧《恶虎村》、《连环套》（只“拜山”一折），
人们对施不全和彭鹏关心起来了。纷纷议论他们是不是“清官”，他们的业
绩是“除暴安良”呢，还是“镇压了农民起义”？泛论了好半日没有什么结
果。恰巧这两位不但都在历史上实有其人，而且都有“作品”传世。晋江施
世纶撰《南堂诗钞》十二卷，有雍正中刻本；“闽中莆田彭鹏无山”有《中
藏集》和《古愚心言》八册，康熙刻本。“诗人”施世纶的集子我没有见过，
无法评论；彭鹏的集子我是有的。可惜现在回到手里的只是《心言》的第七
册，所收都是“详文”，是康熙二十六至二十八年他任三河县令时审理案件
的文稿。但只这一册，也多少反映了当时京东一带阶级斗争的面貌。这里收
有旗人争地，庄民失盗，番役诬民为盗，详革勾旗乡耆，投旗邑民捏讼，驻
防领饷等等有关案件的文件。可以看出，清初京畿一带因为出现了圈地、驻
防这些新情况，新兴的满洲贵族庄田经济出现了，投旗、勾旗之类现象大量
发生了，驻防的供养也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盗贼”的蜂起，自然是不足
怪的。彭鹏是一个“能吏”，他的担子不轻，责任重大。虽然不过是个小小
的县令，却曾受到康熙帝的殷殷“垂询”。皇帝问道，“地方旗下庄头何如？”
彭鹏回奏，“臣赋性戆直，从不徇私。四载以来，毫无姑容。旗人皆谅臣心，
一一遵法。”这当然是官话，但也可以看出皇帝还是明白的，他知道主要的
矛盾所在。彭鹏在皇帝面前，敢于吹嘘自己性情戆直，不徇情面，可见所谓
“清官”的称号，也不是没有来由的。
彭鹏说，“若使洵邑保甲不行，道里蒙混，旗民杂揉，当时天语下询，
臣何辞以对。”可见他是忠心耿耿并十分看重保甲的作用的。在“详稿”的
开头又说，“为弭盗首、严保甲，旗民势必均编等事。”这就透露了当时复
杂的斗争情况。“八大拿”中“霸王庄”的“皇粮庄头”黄龙基，看来就是
这一类贵族庄田的主管，与《红楼梦》里的乌进孝是一流人物，与于六、于
七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他们之间又存在着某种联系，情况实在复杂得很。不
彻底弄清这些错综迷离的情况，只凭几条原则是作不出使人信服的结论的。
还有一本书是“江南程庭且硕”的《若庵集》，康熙刻本。原书六卷，
现在只剩下卷四一册，是《停骖随笔》，内容却全的。程庭是原籍安徽久住
扬州的大盐商，康熙五十二年癸已（1713）“六旬万寿”，他也跟随地方官
员进京祝嘏。这随笔就是行旅日记。特别有趣也有史料价值的是对畅春苑等
处的描写和祝寿觐见经过的记载。记畅春苑说，
按畅春苑乃明季武清伯李皇亲园亭旧址，今上因之，置为御苑。苑
周遭约十里许，垣高不及丈，苑内绿色低迷，红英烂熳，土阜平陀，不
尚奇峰怪石也。轩楹雅素，不事藻绘雕工也。垣外行人于马上时一窥见。
垒垣以乱石作冰裂纹，每至雨后，石色五彩焕发，耀人目睛。玉泉山之
水走十余里，绕入苑河内，复作琤琮戛■声，流出宫墙。宛后则列诸王
池馆，花径相通。车则有悟真庵，尼僧也。西北则永宁观，羽士处焉；
圣化寺，喇嘛处焉。正西则广仁宫，西南则万寿寺，皆缁流处焉。其余
梵刹颇多，惟此数地为上所常驻骅云。苑门南向，匝以红栏。栏内立铜
狮二，遍身作翡翠色。每当朝期，群臣方由此出入，其于平日，则有东
红门二，西铁门二，惟视上所临御焉。
祝寿的内容之一是由宝华僧众的西顶寺礼忏。此寺距西苑约五里许，“一
水湾环，直达寺门，夹岸长堤，尽植桃柳”，关于“西顶”，程庭说：
帝畿四隅，各有一项，以寓四岳之象，西顶其一也。敕名广仁宫，
内供女像三。中坐碧霞元君，右光明菩萨，左送子菩萨。珠冠龙帔，皆
自大内所出者。今上五十年特发内帑修造，轮奂巍然，丹■焕然，御制
满汉字碑文各一座，令内务总管大人一员，游击、千总、拨什库各一员，
率披甲四十名，昼夜防护，其慎重也如此。
康熙帝由畅春苑回宫。
庭等跪迎于西直门道上。已刻，皇太后銮舆先入城，舁用阿监十二
名，后车十二乘，悉皆朱轮黄幰，窗嵌玻璃，每一辆用阿监八人，居前
挽靷者三，夹翼扶轮者二，殿后推毂者三，皆团花茜袄，绛帽黄缨，簇
拥而行。少顷，则有华旗芝盖，月扇云麾，隼■翠节，豹尾金幢，按队
分镳，鱼贯鹤列，不敢少紊。执持者披天青纻袍，遍排织金寿字，次则
教坊全部，象管龙笙，箫韶缓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