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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在这些目录中都附有定价，不但可以看到书籍流转的踪迹，也能看到书市
风气、供求关系的变化。这些，照我看也同样具有文献价值，不可忽视。
前面提到的黄丕烈，一方面在藏书家中有重名；但同时也为讲求实用的
学者所讥嘲，他们给他加上了“古董家”、“赏鉴家”？ 。等徽号，大加调
侃。我想余嘉锡先生的见解可以作为代表（见《论学杂著》），那意见不能
说是没有道理的。不过也不可说过了头，否则也会向反面转化的。有些旧时
代的学人，由于条件的限制，没有可能看到丰富的古刻、旧抄的实物，他们
讲求目录之学，往往是从日录到目录，缺乏实践经验，因此也容易发生不应
有的谬误。版本学是一种科学，到底离不开实践。
说到这里，我想在为“善本”作界说时，至少要考虑两个方面，它们的
文献的和文物的价值。
有些书籍，不只因为它古、稀少（所谓“孤本”、“罕本”）而可贵，
还确是极可贵的工艺美术品。韩愈和柳宗元的文集，当然算不得罕见的东西，
但宋世彩堂刻的韩柳文则无疑是国宝。那纸墨、刻工，就绝非后来别的刻本
所能比拟。这两种书都有明万历中郭云鹏的翻刻本，也算是刻得好的，但与
原书一比，实在是天差地远了。这样的古书，珍藏在国家图书馆里，是人民
珍贵的财富，我们就绝不应讥之为“佞宋”。
过去有一种可笑的办法，就是在时代上画一条线，作为判别“善本”的
标准。这条线大抵又是随着时日的流逝而逐渐后移的。清初的《汲古阁秘本
书目》中就没有明版书，到了解放前，就将崇祯以前刻本通通算作“善本”，
后来觉得不够妥当，就把一些清刻列入“乙目”，实在是形而上学的方法，
其实还是逃不开尊古的旧框框。好像至今那影响也还没有完全消失。真的照
此办理，明人所刻大量草率的“书帕本”？ 。也将全部列入“善本”。自然，
即使是明人的恶刻，也是值得保存的，但保存是一事，“善本”是另一事，
没有混淆的理由。
如果真有这样一条线，则太平天国刻行的书，以及大量近代的刻本、稿
本、抄本又将怎样看待呢？鲁迅、西谛所印的《北平笺谱》，成书不过四十
余年，其文献、艺术、版本上的价值，难道是什么通常明刻所能比并的么？
似乎文物出口的规定中也有这样一条线，同样也是极不科学的。这些，看来
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推行的“一刀切”作法的例证，都是值得重新考虑的。
和这个问题有关，可以看看当前出版机构印行古籍方面的一些问题。已
经证明是伪书的李卓吾的《史纲评要》，被印成了精致的大册，这是叛徒江
青的“杰作”，不必大惊小怪，但至今还被人们当做必读的历史课本，就值
得注意了。朱彝尊的《词综》、沈德潜等的《五朝诗别裁》都不是什么“善
本”。特别是《清诗别裁》（原名《国朝诗别裁》），沈德潜为了逢迎清朝
皇帝，竟将一些明遗民的作品，改得一塌糊涂，连他自己祖父沈钦舆的诗也
改得俯首贴耳、吞吞吐吐（可惜我所藏的沈钦舆集尚未发还，这里举不出例
证），真是令人发指而且气短。印行这样的选本，而且浪费了人力物力大册
精印，看来实在没有什么必要。
曹寅的《楝亭集》列入“清人别集丛刊”影印了，而且有两种版本。曹
寅的著作是有印行的价值的，但是否影印，似乎也还值得考虑。当前纸张和
印刷力量都还较为紧张，像这样的书，看来还是排印为宜，为读者的负担考
虑也应该如此。听说还要印行纳兰容若、朱彝尊、金冬心等的别集，这些书
之为“善本”，是无疑的，但它们究竟并非孤本，在雕版上也并没有影印的
突出特色，排印之余，附加两张原刻的书影也尽够了。
我是赞成搞好影印的工作的，国家所藏的重要善本是大量的，值得影印
的也是很多的。过去一些学人以个人的力量印行过一些古书；商务印书馆那
样的企业也印行过大量的古籍。但印制水平还不是令人满意的。今天，我们
应该努力用最好的技术、有选择有重点地印出有代表性的国藏善本来，这在
保存珍贵的文化遗产、提供研究资料、进行国际文化交流上，都有不可忽视
的重要意义。
数十年前，日本静嘉堂文库曾经影印过我国归安陆氏旧藏的《东京梦华
录》等书，质量是不坏的。但在我们看来，也还有可以大加改进之处。我相
信，我们完全有可能印出更精美、更能体现我国悠久雕版事业优异成果的复
印本。这无疑是我们在出版战线上应该进行的一种重要工作。
1979 年6 月30 日
谈“题跋”
一向喜欢读藏书题跋，买旧书时遇到书后有前人跋文的尤为高兴，辑录
跋文的专集也搜罗得不少，好像对这个题目很有些话可说。可是稍稍过细一
想，就感到要谈出些较有系统的意见还是很不容易的，例如题跋与后记之类
应该怎样区分就不大说得清楚；又如“四库全书”的“提要”，事实上也是
一些题跋的汇编，不过它是“钦定”的，过去的读书人一向对之采取敬鬼神
而远之的态度，即使发现了其中有错误，也不敢指出；斗胆想提些意见，一
开始也还是得先写上“伏读？ 。”再进行声述，这可不是“百家争鸣”应有
的气氛。因此，准也不敢把《提要》当作题跋来考虑。此外，题跋本身也是
五花八门，内容多样，有涉及考证、校勘的，有广告性的，有杂记琐事有如
日记的？ 。总之，大别之不外两类，即学术性的与文学性的两大类。我所喜
欢的则是后者。
题跋小文，是从宋人才开始注意并大量写作的。影响最大的应数苏轼和
黄庭坚。他们所写也还不是书籍的跋文，过去一向被视为散文小品，这是与
他们集中的大篇正宗文字对比而言的。此外，欧阳修、叶石林等也都写题跋，
陆放翁更是此中名手。他们的流风余韵可以说一直延续到晚近也还不曾消
歇。南北宋之交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所写的《金石录后序》更是突出的作品。
这并非小品，而是她为丈夫赵明诚的三十卷学术著作所写的跋文。《后序》
详细记录了他们夫妇从青年时代起辛勤收集古文物书籍的经过，以及靖康之
变转徙流离中藏物损失的过程。李清照是文学家，《后序》的文学性也特别
强烈，是写尽了家国身世之感的名作。《后序》留下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影
响主要不是表现在学术性，而是在文学性方面。
长夏理书，随手翻得一些实物例证，现在就依次引录，少加说明，也许
可以对题跋这一品种，略窥涯略。
《陕西四镇军马数》一卷，后附《会兵御虏》，明嘉靖刻本。收藏有季
振宜三印，又“姑苏吴岫家藏”印。这是一册官书，也就是当时官刻的一种
内部文件，应该算是机密的。因此流传不多，好像只在“近古堂”、“绛云
楼”、“传是楼”的书目中有记录，那名目也多少有些不同。这是难怪的。
推想此书一定不只刻过一次，每换一任主管官员大约都要重刻几次。那些见
于旧目的本子也都找不到了，无从对校。这本书是明代苏州著名藏书家吴方
山（岫）的藏书。在吴岫看来，这并非古书，而是崭新的出版物。但他却在
卷中留下了五行手跋：
陕西设总制，自石淙杨公始。嘉靖七年春召归。晋溪公王琼继之，
撰为此书。公由谪所起用，一平吐蕃，再平套虏。实以兵马素练，钱粮
敷足，根本已固故也。下有会御事宜，乃其经略，故并刊焉。继其政者，
当珍藏检阅勿忽。姑苏末学吴岫题。
此书原不著撰人，从吴岫跋中可以知道作者是王琼。所谓陕西四镇是“陕
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和“甘肃镇”。书中详记各镇所属卫、所、
堡设官及兵马数量，陕西一省民屯夏粮秋粮数目，以及《会兵御虏图》等，
后面所附帖、札付等文件则是嘉靖七年冬至八年夏所发出。吴岫的跋算不上
什么考据，这在他看来原不过是一本新书。但从他的看重此书，可以知道明
朝中叶的藏书家还是重视当代文献的，并不像清初的常熟派藏书家，一味地
追求古。其实也难怪，清初的政治气候已经不允许读书人留心当代政治、经
济、军事等等事物，他们的一头钻进古书堆里，是应予原谅的。
《老子全抄》一册，竹纸绿格写本。版心上有“聊尔编”三字。书衣有
墨笔跋：
此先夷度府君手自点阅之书也。计其时尚为诸生。先人手泽，子孙
当世珍焉。不肖男骏佳谨识。时辛亥孟春，已七十八岁矣。
夷度是祁承■，明代浙江著名藏书家澹生堂的主人。祁骏佳是他的长子，
彪佳的哥哥。辛亥是康熙十年。乙酉清兵下江南，祁彪佳自沉死。祁家诸子
图谋兴复故国，组织抗敌力量，被人告发，破家。澹生堂的藏书就在此时散
佚了。那详情在黄梨洲和全谢山等人的著作中都有记载。祁氏诸子佞佛，骏
佳尤甚，常常把家藏书籍随意送给和尚。不过一些先世手泽还珍重保藏在家
里。这一本《老子全抄》和另一本《易测》，就因为是承■少年时的读本，
保存下来了。这两书写手都极精，不像是抄书人的手笔，应是万历以前写本。
卷中有朱笔、蓝笔圈点，是出于祁承■之手的。八千卷楼曾有澹生堂抄本《蝶
庵道人清梦录》一卷，卷首有“旷翁（承■）题，男骏佳书”的跋语，就都
是这一类的“澹生堂抄本”书。
这两行跋语，中间隐藏着一段残酷的斗争故事，但跋文本身却一些都不
曾透露，这是当时政治情势下必然的产物。祁骏佳不像李清照，虽然逃来逃
去，到底还在南宋的版图之内，所以还能畅所欲言地发挥家国之痛；这在祁
氏诸子就不可能，他们只能“寄沉痛于悠闲”，说两句“淡话”。
清代著名藏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