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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报纸上报导的某些“文物仓库”里收藏的大量古书画霉坏报废的新闻是
触目惊心的，同时也并不是个别的。事实上人民可从来没有放弃过这种良好
的习惯。他们热心地收藏着新出版的书籍，现代画家的作品和一切美好的事
物，并不因为曾经有过康生那样的恶棍的叫骂与恐吓而减少自己的兴趣。康
生曾经指责收藏家们垄断资料，不肯化私为公，甚至投机倒把。但最后将人
们收集的文物一骨脑儿抢回家去的也正是这个康生。这中间就包括了傅惜华
所藏的大量古版画。
明代后期大量出现的版画作品，以小说戏曲插图为最多，但绝不只是仅
在这些地方才有版画的踪迹。它的范围其实是非常广阔的。粗略地想想，诸
如宗教宣传品、出版家的广告、科技图书（包括医书和动植物、武备、建筑、
营造等等）、连环图画、人物肖像、名胜导游、通俗读物、美术专著（如画
谱、笺谱、墨谱等等）、赌具（如叶子）、酒牌、进行封建道德教育的读物、
黄色画册？ 。必然还有漏略，但仅此种种，也可见当时的版画的应用之广，
它的影响所及也绝非仅限于知识阶层，它的力量比起圣经贤传来也不知道要
大到多少倍。
曾经有过的几种版画史，都是以时代先后为经的；我想不妨也可以用
“横”的方法来试试看。按照版画应用的不同方面，选取一二实物，加以考
查。
我国地方志的编纂，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文献价值不久以前才得到较
充分的认识。作为地方志的支流，又出现过一些山志、名胜志。一座名山、
一个名人、一所祠庙，以至书院、乡镇等等都可以有志。在这种书的前面，
也往往附有人像、风景画、导游图之类。这类版画不只因雕刻时代的先后而
显示出风格的衍变，更因为它们多系刊成于特定地区，故而又能表现地方特
征。说起明代版画，人们大抵都知道有徽派、金陵派、建阳派、杭州派等等，
但就全国范围论，这只不过是一些重点。要想有更全面的了解，就不能不求
之于刻于不同地区的插图书。
有一部《文潞公轩诗》，三卷，翼城王泰编辑，是成化二十二年（1486）
山西刻本。这书是纪念宋代的文彦博的，他在宋仁宗天圣六年曾在翼城作过
县官，在河边造过一座亭子。这书就是收集了许多诗文题咏编成的。前面有
一张图，古拙朴茂，可以作为明代前期北方山西地区版画的标本。
这是一张鸟瞰图，仿佛是一幅坐在飞机里拍摄下来的照片。作者撇开了
实物的远近距离、大小比例，只是按照要求突出表现了应该突出的东西。城
外的山水树木，是用传统的山水画法表现的。城内的“轩”就不同，那是更
写实、更细致的。有趣的是穿了公服的文彦博，神态宛然，案上放着纸卷。
他大概并不在办公，而是欣赏山川云树，在作诗。下面的空白处补了一丛竹
枝。刻法、刀工都是粗犷的，但并不草率，那几笔竹枝就刻得很好，表现了
画家的笔情墨趣。
同样也是地方名胜专集的就还有《钓台集》。
这是为了纪念严子陵富春江畔的祠庙而编刻的书。我见过两种明刻，但
其实是一副板子。书二卷，看前面的旧序，最早有弘治元年（1488）的纪年，
但看版刻，也不过嘉靖、万历之间的东西。署名校刻的是桐庐知县杨束、曾
振宣，不过这是算不得数的。在过去的时代里，作地方官的人都有附庸风雅
的习惯。为当地修复几处名胜，刻点书，把自己的名字也塞进去，以为这样
一来，就也可以“不朽”了。那用心与趣味和今天在许多名胜遗迹上放手涂
写“某某到此一游”的正是一脉相传。这样的书刻成以后，版片就留在衙门
里。后任官上任，就加上一篇序，挤上一个名字，刷印送人，算是也有一点
微劳。久而久之，署名的地方挤不下了，就索性换刻第一页，只写上自己的
大名，将前任官名一概取消，书也成了自己的创作。明刻书中，往往有同为
一副版片，却只有第一页（或末页）不同的，原因大抵如此。这样的书著录
的时候是必须留意的，很容易上当受骗，发生错误。
在这本《钓台集》前面，有一张《严先生遗像》和一张《钓台图》。图
版的风格也是非常古朴的，但从版心、画上的题字看，依旧不过是万历中刻。
但肯定有更古的一个底本无疑。如果拿这两张版画作为明代中叶浙江严州开
版的标本，大概是不会错的。
过去没有去过钓台，只从图上看，觉得“奇山异水”确是“天下独绝”
（梁吴均语）。世上真有这样古怪的风景么？近来去富春江上走了一转，这
才明白，这图是一张颇为“忠实”的“导游图”，也是采取了突出重点的手
法，将“次要”的、哪怕是真实的峰峦树木，都一概略去了。最有趣的是两
座山峰中间蜿蜒上升的曲线，不必说，它指示的是登山的路径，不过必须“攀
藤附葛”才能登涉的山路。从图上看，竟与马戏团里所走的钢丝无异，不到
现场，恐怕是无法领会此中奥妙的。
“严先生祠”的牌坊，客星亭，还有那座祠堂，今天都没有了。富春江
水被刻成波涛滚滚的样子。全部构图风格，与明代地图或方志插图的刻法没
有什么两样。可见画家、刻工都不像是后来突起的虬村黄氏那样专业的木刻
工人，他们还不曾掌握那种圆熟的技巧，也没有将插图作为美术作品进行考
虑。
几十年后，到了清初的顺治六年（1649），又出现了一部严州知府钱广
居编的《选刻钓台集》。这次没有沿用旧版片，是全新的刻本，前面也有两
幅图。严先生像看得出是照旧本抚刻的，但《钓台图》则是崭新的作品。钓
台之外，还写出了上游的部分江景。比起旧图，是更为真实也更近于山水画
的版画了。显而易见，这是经过了晚明版画的鼎盛时期以后的作品，明代前
期那种粗犷、简略的风格已经不再有一点余迹了。
这里又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上距明亡虽不过六年，但这里的两图却纯属
清代版画的风格，与晚明的作品显然不同。清初的版画并非不精工，制作方
法继承的也是旧有的传统，但风格、面貌确是不同了。有经验的人很容易看
出两者的区别。清初有些带圆图的曲本（即所谓“月光图”）、清初雕工名
手鲍承勋所刻的一些版画（如《杂剧三编》及《秦楼月》等）都是优秀的作
品，但确已非复晚明的风貌了。这种雕版风格上的变化，有时不必改朝换代
也会出现。如明代嘉靖与万历之间，只不过有一个短暂的过渡期——隆庆，
风格就截然不同；清初康熙与雍、乾刻本的差异也几乎一样。这种现象，还
没有人进行细密的研究，给以科学的解释。
1980 年10 月5 日
晚明的版画
版画作为一种艺术品，最早给以重视的却并不是专业的艺术家，也不是
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物。从诞生时开始，它就一直是普通人民群众的恩物。它
是人民自己创造、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它是土生土长的艺术。
虽然早期版画有不少出于佛经，而佛经正是外来的东西，一定的影响自然不
是没有，但从历史实物看，这影响小得很。在风格、技法上佛教版画自成一
个系统、一个相当完整的流派，与其他门类的版画是泾渭分明、很少牵涉的。
既然社会上对版画有着强烈的需求，它的产生、发展就是不可阻挡的。在发
展过程中也有过盛衰、兴替，这中间起着重要调节作用的是封建社会里的手
工业和商业。不管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争论得如何激烈，经营雕
版、印刷的手工作坊的生产肯定很早，而版画的出现，肯定也迟不了多少时
候。
一切人民创造的美好事物，当它一旦出现并受到热烈欢迎以后，士大夫
就要看中、眼红，要拿过来加以利用了。这种热心的“艺术爱好者”甚至包
括地主阶级的头子——皇帝在内。我举不出哪位皇帝曾经下过提倡版画的诏
书，但实例证明这并非毫无根据的揣测。跟着起劲的是大臣与各级官员，以
至地主阶级中的种种头面人物。至于有名画家挤进版画创作者行列，那是颇
晚的事了。如丁云鹏、陈老莲、萧尺木都是人所共知的版画画家，他们是应
邀客串参加这一工作的，向他们发出邀请的则大抵是出版商人。画家自己发
现了这一艺术形式的魅力，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创作，他们的眼光、魄力是值
得佩服的，他们不愧是画苑里的豪杰之士。至于唐伯虎、仇十洲似乎自己并
未参加过这工作，出版家有时借用了他们的粉本，有时简直只是打出了他们
的招牌。如有些据说是唐寅作的版画的题属就写着“吴趋风魔解元”。唐伯
虎无论怎样“风流”、“浪漫”，这样的别号怕是不会采用的。
附有版画的出版物绝大部分是通俗读物，售价是低廉的。日本的尊经阁
文库藏有明万历中闽建书林拱唐金氏绣梓的《新调万曲长春》，书前扉页上
有一方朱文印记，“每部价银一钱二分”，使我们约略可以知道这类书当时
的市价。读者对象大抵是文化不高或只是多少认得几个字的市井小民。“万
曲长春”是一种戏文唱词选本，每页分三栏，上下都是曲文，中间一栏则是
“汇选江湖方语”，也就是江湖黑话大全。所收条目有些我们可以在明人话
本小说上看到，是研究古代市语和俗文学的极好参考资料。此外就是精致的
插图。可以揣想，在市镇的茶楼酒肆旅舍里，在走南闯北小商人一类人物手
上会出现这种书本。它们的毁失也是极平常极容易的。没有哪个收藏家会保
存这些东西。它们幸存到今天的怕也不过千百分之一二，而偶有所见也几乎
都是“孤本”。这就给研究带来了很大困难。现存明刻插图本的一般情况大
抵就是如此。
《养正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