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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叙事脉络清楚的传统美国电影而言，这种以影片片头作为游戏规则（在问题与答案双方面）的类似概念也一直被引用，前述蒂埃里·昆塞尔在分析《危险游戏》系列式电影的论文中，特别指出该片不只是开场的片段，甚至连字幕部分（透过沙洛夫伯爵［te Zaroff］城堡叩门环的影像修辞分析）都以影片矩阵的形式呈现出来。
“这部片子只有在表面上看起来是系列式的。其实它臣属于一种内在法则，一种力量先压缩、再放松的孕生过程。字幕从文本表面上看是很微不足道的（连叙事都尚未开始），可是它却是所有叙事段落及影片表现的矩阵。
分析者着迷于影片的片头，一系列的能指同时开展于眼前，远超过‘意义’的层次，真正吸引我的，反而是意义的不断浮动，是阅读的迟疑未决。片头正是影片文本最‘现代’——复义的——的部分。”
从上面的引文中，我们附带地要探究一个与矩阵概念相关的想法，即影片从一开始就形成的孕生力量。电影观众与一部片子开头几个影像的关系是观影投入程度的决定性关键；这几个影像决定了每部片子或每个类型本身虚构状态（régime de fiction）以及观众入戏的状态，将观众由现实界，即电影院内，彻底置换到想像界，即影片的故事空间（diégése）。
罗歇·奥丁曾写过一篇题为《论观众如何进入虚构世界》（entrée du spectateur dans la fiction）的文章，分析让·雷诺阿的《乡间的一日》（Partie de campagne），在这点上提供了很清楚的蓝图。奥丁视虚构状态为“知（savoir）与信（croyance）的巧妙定量混合体”，以分析这两个造成虚构世界效果的必要条件如何在影片的片头部分（字幕以及影片的第一、第二两个镜头）交互作用。在这篇析论中，普遍现象的分析（从电影院观众转变成虚构世界的观众）才是主要的重心，远胜于对一部特定影片构成方式的关心。
另外再举一个比较靠近精神分析方面的例子。马克·维内（Marc Vernet）曾对照六部“黑色电影”的片头，发现其间存在着一个密实的结构：在“全然的信仰”、“主角具有宰制力量的快乐时光”片段安排之后，系统化地出现一个“揭露原先安排的假象并摧毁原先的信仰”的片段，此后影片便关系着如何“重塑／主角/的情境”。
第四部分：文本分析分析客体的范围与分析的长度
在影片文本分析范畴最常遇到的几个问题中，还有一点我们还没谈到，那就是分析的实践、分析的写作，尤其是分析的范围大小问题。
一般自然的反应是，一篇分析的长度应该大于所分析文本的长度才对。可是，影片分析的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当然，一篇分析从定义上来看相对地比较长（这也是分析与评论基本的不同点），不过分析的长度取决于其所分析的客体，与文本之间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比例关系而已。换句话说，分析者不应混淆分析的客体与它所从出的影片：影片是分析的物质素材，而分析客体经常是比较抽象的（例如文本系统、符码研究等）。
一个特定影片片段的长度与析论本身的长度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举几个例子来说，经常有许多长篇论述探讨的只是很短的影片片段而已：玛丽克莱尔·罗帕尔以40页的篇幅分析《十月》中的69个镜头（影片片段长仅两分钟而已）；让·杜歇（Jean Douchet）以32页的篇幅分析弗里茨·朗《愤怒》（Fury）中的17个镜头；蒂埃里·昆塞尔分析埃内斯特·休萨克的《危险游戏》片头62个镜头的论述长达52页。同样的，所有致力于研究“文本表层”整体结构（如符码研究）的篇章一定也具有相当的长度。
实际上，分析的长度问题只跟书写的影片分析有关系（第八章第五部分中讨论到的口语分析则具有更多的弹性）。此外，如果片段分析所需篇幅已达数十页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想见分析其所从出的整部影片牵连必然更广，通常不下于一本书的长度。
像《十月》、《穆里爱》这两本重要的影片分析论著均采用汇编的方式，将几个分析家从片段分析、符码研究、语境研究等数个不同的轴线入手而得到的研究成果编纂成书。米歇尔·布维耶与让路易·勒塔在他们研究穆尔瑙《吸血鬼》的专著中将一系列分析轴线对应于整部影片中几个特别显著的层面，从文化的观点加以考量（如影片与吸血鬼图像主题的关系、观视与恐怖之间的关联、打光与构图的特性、风景处理的浪漫手法等等）。相反的，阿尔弗雷德·古泽蒂研究戈达尔《我所知道她的二三事》的专书则亦步亦趋地顺着片中事件的时序开展过程一路分析下来，左边的一页详述影片内容，右边的一页则是分析者的评论。丹尼尔·达扬（Daniel Dayan）也是依照文本的发展路线对约翰·福特的《驿马车》进行评析的，不过他的分析策略灵感得自《S／Z》，将影片分成几个明确的词组，然后再将逐渐辨识出来的符码加以分类。奥迪勒·拉雷尔（Odile Larère）解析维斯孔蒂的《家族的肖像》（Violence et Passion，1974）也采用混合的策略，先将影片分段（约略符合“超段落”的区分方式），再作场面调度研究。克丽丝汀·汤普森分析《恐怖的伊凡》，将研究重心置于艾森斯坦影片文本的“超出”风格上，其书副标题为“新形式主义分析”（A Neoformalist Analysis），便已昭示了整篇论文的方法论取向。
影片分析的策略呈现如此多样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分析的本质（也是被分析的那部影片的性质）使然，另一方面亦受到诉求对象（即刊物的阅读群）的影响，史蒂芬·希思的《历劫佳人》影片析论正好是说明这个现象的绝佳范例：他的分析发表于两份不同的专刊上，两份都是当代的刊物，在英国的《银幕》中刊登的析论长达百页以上，包括详细的片段分析，整部影片的叙事学分析，以及“贯穿”本片多重的象征意义分析（希思在绪论中已特别标举交换主题与边界主题作为整部片子的阅读重心）等；在法国的《这就是电影》（La cinéma）期刊上刊登的就变成浓缩的版本（10页以下），保留了基本的阅读架构，但没有太多的铺陈与说明。很明显，虽然两篇文章所得出的分析结论一致，可是第一篇论文等于使读者成为一个伙伴，一个有力的共同分析人（coanalyste，何况这里牵涉的是一篇如果我们不和它一起好好地“再作一次分析”，就完全隔雾看花的文章），而第二篇短文则以一种分析成果综述的身份与读者见面。
第四部分：文本分析文本分析丰富的争议性
罗歇·奥丁在1977年发表了《十年来的影片文本分析》（Dix années d’analyses textuelles de films），把文本分析的发展总结为以下三点：文本分析既不具评价性也不具规范性；文本分析侧重影片表意作用的分析；文本分析对分析方法本身与研究的客体对象赋予同等重要的地位。奥丁非常中肯地指出文本分析的特性，前二者的确是它的基本定义，而第三点则代表一项额外的严谨要求（文本分析永远都有走向理论化的严谨要求）。相反的，这三个特性完全没有明确地提到与文本或是符码概念、文本系统的关系，这种说法从何而来呢？一个很单纯的理由，因为奥丁所加以界定的是1967—1977年间的分析总成果，而不是全面的影片文本分析。
这意味着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文本模式从未曾直接地被援引、运用过，夸张一点说，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影片的文本分析从不曾存在过，而是文本分析的神话传承长久，带来了可观的影响。有一个必须认清的事实是，这个神话对许多电影研究者而言，代表着一个负面的形象（由于受到文本模式过于僵化的想法左右所致）。我们可以把对于文本分析的主要批评论点整理成下列四个条目：
1文本分析只有在分析叙事电影，尤其是传统叙事电影时才能发挥中肯有效的作用，而完全不适用于例如实验电影的研究范畴。学者多米尼克·诺盖（Dominique Noguez）表示：
“……跟其他类别的电影比起来，实验电影比较不容易简约成一个文本（我们可以明确地观察到，离指涉物［référentiel］愈远，文本的问题架构就愈不切实）……”诺盖继续表示，这类电影的“影片分析方法最好是借鉴造型学上的‘形式分析’，或是音乐学方面的描述性研究比较合适。”（摘自《分析的功能与功能的分析》［Fonction de l’analyse，analyse de fonction］，p196）
诺盖提出的问题虽然没有错（文本分析只能针对某些影片进行——可是为什么要自限于“实验电影”的藩篱之外呢？），不过这里将“文本”隐约归到了“文学文本”的概念，似乎曲解了它的含义，其实文本分析所指的“文本”尽可以全由视觉符号组成，而与叙事符码的相关程度减至很低。
2文本分析助长了研究者为剖析而剖析的热情。多米尼克·诺盖一向对电影符号学超出常规之处不遗余力地抨击，他曾用颇为幽默的口吻讽刺这类抽丝剥茧的力比多（libido decorticandi）本能冲动，与他所谓比较高贵的创造力比多（libido creandi）和成果力比多（libido fruendi）相较，对分析活动只会有损而无益。我们赞同诺盖的看法，问题不在于文本的分镜分析手段（我们探讨过它是极为有效的），而在于不适当的分镜所带来的后遗症。我们常常看到有些分析者摸不清研究的方向，以一系列单镜头“接香肠”（梅斯语）式的分镜表替代了真正的分析，更麻烦的是还把它当成是“科学化”研究的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