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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阿门！我不再问你啦。”普罗霍尔同意说。
但是第二天，他们去收拾马的时候，普罗霍尔又谈起老问题来了。
“你听说绿军的事了吗？”他装作好像在观察三齿叉的叉柄似的，小心翼翼地问。
“听说啦，怎么啦？”
“怎么又出来了什么绿军呀？他们拥护谁？”
“拥护红军。”
“为什么管他们叫绿军呢？”
“鬼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儿，大概是因为他们总藏在树林子里，所以才这样称呼他们的。”
“是不是咱俩也去绿一下呢？”普罗霍尔想了半天以后，胆怯地提议说。
“我好像没有胃口。”
“可是除了绿军之外，还有什么军队，能使我们尽快回家去呢？我他妈的反正都一样——绿军也好，蓝军也好，或者是什么蛋黄色的军队也好，只要这些人反对战争，肯把当兵的人放回家去，不管是什么颜色的，我都甘心情愿地浸进去染一染……”
“你再忍耐一会儿吧，也许会有这种军队的，”葛利高里劝他说。
一月底，在一个雾蒙蒙的融雪的日子的中午，葛利高里和普罗霍尔来到白土镇。镇上挤了一万五千多难民，其中有一大半是害斑疹伤寒的。许多穿着英国军大衣、短皮袄和棉袄的哥萨克，在街上找住处和喂马的草料，到处是骑马的人和车辆在乱窜。人家的院子里，几十匹瘦弱的马站在槽边，有气无力地嚼着干草；大街上、小胡同里，到处是扔弃的爬犁、四轮车和子弹箱。走过一条街时，普罗霍尔仔细看了看拴在栅栏上的一匹高大的枣红马说：“你看，这是安得留什卡亲家的马呀！那就是说，咱们村的人在这儿呀。”于是赶紧从爬犁上跳下来，走进屋子里去打听。
过了几分钟，安得烈·托波利斯科夫——普罗霍尔的于亲家和邻居——披着军大衣，从屋子里走了出来。他由普罗霍尔陪着，庄重地走到爬犁跟前来，把散发着马汗气味的黑手伸给葛利高里。
“你是跟着村子里的难民车队一起走吗？”葛利高里问。
“一起儿受罪的。”
“好，快说说，你们一路上怎么样！”
“一路的情形就不用说啦……每天宿营后，都要留下些人和马…·”
“我老爹还好吗？”
托波利斯科夫的视线避开葛利高里，朝别处看着，叹道：“不好啊，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糟得很哪……为他老人家祝福吧，昨天傍晚他已经归天，辞世啦……”
“已经埋了吗？”葛利高里脸色煞白，问道。
“我说不好，今天我没有到那儿去过。走吧，我告诉你那座房子……亲家，往右拐，街口右手第四座房子就是。”
普罗霍尔把爬犁赶到一座宽敞的铁顶房子旁边，让马停在木栅栏旁边，但是托波利斯科夫却请他赶进院子去。
“这儿也很挤，住了二十来个人，不过你们就在这里挤一下吧，”说完了，从爬犁上跳下去开大门。
葛利高里头一个走进烧得很暖和的屋子里。地板上躺着。坐着挤满了熟识的同乡。有的在修理鞋子和马套，有三个坐在桌边喝菜汤，其中有跟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搭伙同行的别斯赫列布诺夫老头子。哥萨克们一看见葛利高里都站了起来，同声答复了他的简短问候。
“我父亲在哪儿？”葛利高里往下搞着皮帽子，打量着房间问。
“我们运气不好……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已经去世啦，”别斯赫列布诺夫用棉袄袖子擦了擦嘴，放下勺子，画了一个十字，低声回答说。“昨天傍晚咽气的，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这我知道。已经埋了吗？”
“还没有。我们准备今天埋，这会儿，你看，还停在这儿，我们把他抬到冷屋子里去了。请到这儿来。”别斯赫列布诺夫打开通往邻室的门，仿佛很抱歉似的说：“哥萨克们都不愿意跟死人睡在一间屋子里，气味太难闻，而且停在这儿是比较好的……主人这间屋子里不生火。”
宽敞的内室里散发出了一股扑鼻的大麻种子和老鼠粪的气味一一个角落里堆满了黍谷和大麻；长凳上摆着些装面粉和油的桶。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躺在屋子中间的草垫子上。葛利高里推开别斯赫列布诺夫，走进内室，站到父亲的尸体旁边。
“他病了两个星期，”别斯赫列布诺夫低声讲。“还是在梅切特卡的时候他就染上伤寒病倒了。真没想到你爸爸竞死在这儿了……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哟……”
葛利高里往前弯下腰，看着父亲。疾病改变了亲人脸的轮廓，变得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了，而且非常陌生。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苍白、干瘪的腮帮子上长满了灰色的硬毛，胡子垂在瘪进去的嘴上，眼睛半闭着，蓝珐琅似的白眼珠已经失去了生气和光泽。老头子耷拉着的下巴上缠着条红围巾，斑白的卷毛大胡子衬在红围巾上显得更银光闪闪、更白了。
葛利高里跪了下去，想要最后一次仔细地看看，记住亲人的模样，而恐怖和嫌恶却使他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密密麻麻的一层虱子在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蜡一般的灰色脸上乱爬，爬满了眼窝和腮帮上的皱纹。它们像一块浮动的纱布，遮在脸上，在大胡子里，在眉毛里乱爬，蓝棉袄的硬领子上也爬了厚厚的一层，衣领都变成了灰色……
葛利高里和两个哥萨克用破冰的铁作在冻得像生铁一样坚硬的土地上凿了坟坑。普罗霍尔用木板马马虎虎地钉了口棺材。傍晚，把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抬到坟上，葬在异乡斯塔夫罗波尔的土地上。过了一个钟头，村子里已经掌灯的时候，葛利高里从白土村出发，朝新波克罗夫斯克方向驰去。
在科列诺夫斯克镇他感到身上不很舒服。普罗霍尔费了整整半天的工夫去寻找医生，最后找到了一个喝得已经半醉的军医，费了很大的劲才请动了他，把他领回住处。医生没脱军大衣，给葛利高里做了检查，摸了摸脉，肯定地说：“您害的是回归热。中尉阁下，我奉劝您停止您的旅行。否则就会死在路上。”
“等着红军来吗？”葛利高里苦笑着说。
“啊，不过，我们可以认为，红军离这儿还远哪。”
“会走近的……”
“我对此毫不怀疑。不过您最好还是留下来。同是不幸，要是我，宁愿选择留下，这——要轻些。”
“不，我还是凑合着走吧，”葛利高里断然地决定说，而且开始穿起军便服来。“您能给我些药吗？”
“那就请便吧，您自己拿主意。但是我是应该向您提出忠告的，听不听——由您。至于药物，我以为最好的药——就是安静的环境和精心的护理；我本来可以给您开点儿什么药，但是药房撤退了，我这里除了麻醉剂、碘酒和酒精以外，是一无所有。”
“那就请您给点儿酒精吧！”
“我很愿意满足您的要求。反正您总归是要死在路上的，所以酒精一点也不会对您有什么害处了。让您的随从兵跟我去取，我给您一千克酒精，我是个善良的人……”医生举手行礼，然后摇摇晃晃地走了出去。
普罗霍尔取回酒精，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辆不太好的双套大车，套上马，走进屋子，用忧郁的讽刺口吻报告说：“四轮马车已经准备好啦，老爷！”
恼人的、凄凉的日子又一天一天地过下去。
匆促的南方的春天从山前地带来到库班。平坦的草原上的积雪迅速融化了，露出了油晃晃地闪光的黑土地，春天的溪流银铃似的唱起悦耳的歌，路上到处闪着水洼，远处已经闪耀着蔚蓝的春晖，辽阔的库班晴空变得更加深邃、碧蓝、温暖。
过了两天，冬小麦已经见到了太阳，田地上升起白雾。马匹已经呱卿呱卿地走在化完雪的道路上，泥泞一直没到马距毛以上，马蹄深陷在小水沟里，马使劲弓起脊背拉着车，大汗淋漓，热气腾腾。普罗霍尔像当家人一样给马扎起尾巴，不时从车上跳下来，艰难地从烂泥里往外拔着脚，跟在车旁边走，嘴里嘟哝着：“这哪里是泥，是树胶，真的！马匹从一动身就满身大汗，一直流到下一站为止。”
葛利高里躺在车上，一声也不响，瑟缩地裹在羊皮袄里。但是普罗霍尔路上没有人说话，就寂寞得要命；他推推葛利高里的腿或者拉拉他的袖子，说：“这儿的泥真粘啊！你下来试试看！生病多没意思！”
“见你的鬼去吧！”葛利高里小声嘟哝说。
遇上个人，普罗霍尔就问：“再往前走，那儿的泥比这更粘呢，还是跟这儿一样？”
遇上的人笑笑，也回敬他一个玩笑，而普罗霍尔也就心满意足，究竟是跟活人说了句话；他一声不响地走上一会儿，不时停下马，从自己棕色的额角上擦掉豆大的汗珠。有几个骑马的人追了上来，普罗霍尔忍耐不住，拦住赶上来的人，问候过，就盘问他们去哪儿，是什么地方的人，最后劝他们说：“你们不必去啦。不能再往前走啦。为什么？因为前面是一片烂泥塘——凡是我遇到的人都这样说，那儿的烂泥没到马肚子，车轮子连转都不转，个子小的人摔倒了，就会淹死在烂泥里。我胡说？秃尾巴狗才胡说呢，我可绝不胡说！我们为什么还往前走呢？我们是不走不行啊，因为我车上拉的是位有病的大主教，他是绝对不能跟红军一起过日子的……”
大多数骑马的人都毫无恶意地把普罗霍尔骂几句，继续往前走，有些则在催马赶路以前，仔细地打量着他，问道：“你们顿河连傻瓜也撤退吗？你们镇上的人都是些你这样的货吗？”
或者还说些类似的，更为挖苦的话。只有一个跟同乡人走散了的库班人，认为普罗霍尔的蠢话耽误了他走路，真的对他发起脾气来，想用鞭子抽他的额角，但是普罗霍尔出奇敏捷地跳到车上，从垫子底下抽出马枪，放在膝盖上。库班人恶狠狠地骂着，走了，普罗霍尔却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