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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领得赈银90000余两，其中知县王伸汉一人，就贪污25000两。正当他关起门来数钱的时候，两江总督铁保依常例，派出一批官员赴各地灾区检查救灾赈济工作，赴山阳县的官员，是新科进士即发江苏以知县任用的山东即墨人李毓昌。．
第六章 做天下官理天下事四、“国恩”未周遍吏习益荒唐（2）
按“官官相护”这一中国官场上的老传统，所谓察视核验之类，都是走形式，要紧的是有钱大家拿，已吞进去的再吐出一些来就成。所以王伸汉并不着急，指派自己的长随包祥同李毓昌的长随李祥接触，这叫“二爷们代老爷讲斤头”。李祥告诉包祥，自家老爷到各乡巡视后，眼看灾民挣扎于濒死之际的惨状，十分震惊，回到县里再调集户册核对后，已发现了严重的贪冒情形，正打算拟呈文向省署举报呢。王伸汉让包二爷传话。愿意拿出10000两银子作为“分赃”。孰知李毓昌乍入仕途，决意做个“清官”，哪想到官场上竟有这种黑幕？当即严词拒绝，还表示要把王伸汉行贿的事举报给两江总督。这下子，不但王伸汉、包祥一流要骂他是书呆子穷措大，就是跟他来查赈的长随李祥、顾祥、马连升等几位“二爷”们，也要发骚了，还没正式进“公门”，就不替“自家人”做点扪‘算，这还让当长随的有啥奔头？包祥看准了他们这一伙存此抱怨，便许以重利，要他们设法把李毓昌的查赈清册偷出来烧毁，因为李毓昌复命期限已快到了，一旦烧了，万难从头查起，这其中有个时间差，又好再做手脚。李祥等人答应了下来，焉料李毓昌也存个警惕心，一面警告这些家人少在外面揽事，一面把清册管得严严的。李祥等人多次找机会，都无法得手。
眼看李毓昌即将回省，王伸汉发急了，决定孤注一掷，杀人灭口，由包祥出面，找李祥、顾祥和马连升三人商量，讲定由他们下手害死主人，重金酬谢，再替他们另找新主人。这几位二爷利欲熏心，一口答应。找个机会，先投毒于茶水，待李毓昌服毒发作后，又合伙用绳子将其勒死，再将尸身悬挂梁上，伪造了一个自缢身亡的现场。
省里派来的查赈官员自缢在临时公馆里，按说也不是小事，但王伸汉揣上2000两银票去淮安知府王毂耳边一嘀咕，这事就大事化小了。王毂再拟一道呈文到省里，布政使和按察使都无所谓地认可了自杀的结论，又会衔上报两江总督铁保，铁保也是一路上的料，点头画押，就算小事化无了。接下来，王伸汉发文通知山东即墨，着李毓昌亲属来领柩回籍，同时兑现前言，把李祥荐给长丹＇通判，把马连升荐给宝应知县，顾祥发了笔昧心财，想回老家享福去，王伸汉再另送一笔盘缠，由他上路。
从常情判断，这件冤死案就这么定局了，偏偏“棺尸虽暂掩，袖血未能防”，又漏出了破绽。先是李毓昌的本族叔父李太清来山阳领回棺柩时，在死者遗物中发现了一篇文稿，内有“山阳知县冒赈，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等语，这使他大起疑虑，但衙门里定的案，连省抚、总督都核准了；倘提不出有力证据来，哪得翻案，只好运柩回乡再说。
灵柩到了即墨全家痛哭，准备举哀埋棺，可李毓昌妻子在整理丈夫衣物时，发现一件他平时穿用的皮衣上，有斑斑血迹，忙告诉了李太清。李太清更加怀疑了，当场作主，开棺检验，一验就发现有中毒症状。于是立即写好呈文，急忙赶到北京，向都察院喊冤。一个新科进士即用知县被怀疑是害死，这可不算是一般冤案了，都察院依照规定向皇帝奏呈，清仁宗对州县衙门无法无天的事，向有所闻，立即责成军机处追查，还发道圣旨给山东巡抚吉纶，让他马上把李毓昌的尸体运进省城详验。同时再谕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即将山阳知县王伸汉并有关人证征调北京审讯。
皇帝三申五令，各方不敢怠慢，急如星火般地动作了起来，山东北京，可就不比两江地盘上能让他们一伙一手遮天了，在证据确凿的条件下，冤案的来龙去脉被弄得一清二楚，最后由清仁宗亲自决定了处理办法——
李毓昌“不肯捏报户口，侵冒赈银，居心实为清正”，应树为榜样，特令赏加知府衔，隆重安葬，并刻御制《悯忠诗三十韵》于石碑，树在他墓前。因为他没子嗣，皇上又亲自为他找个儿子过继，继子也赏了“举人”功名。
山阳知县王伸汉抄没家产，立处斩决，连儿子也发配伊犁；淮安知府王毂同恶相济，立处绞决；王伸汉的“二爷”包祥，“著即处斩”，让他再去阴间跟主人当长随；李毓昌用的那三位“好二爷”顾祥、李祥、马连升，全部凌迟处死，中李祥的受刑地点就放在李毓昌坟前，处死后还要“摘心致祭，以泄愤恨”；江苏巡抚汪日章 ，“于所属有此等巨案，全无觉察”，皇帝骂他是聋子，着即革职；两江总督铁保呢，用清仁宗的批语来说，叫“昏愦糊涂已极！何堪忝列朝绅”？也是著即革职，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
“瘅恶法应饬，旌贤善表彰。除残警邪慝，示准作臣纲。”清仁宗悯忠长诗的这最后几句，意在让天下官吏警惕，可这种“赈弊”在历代官场上从来没有真正禁绝过，一块诗碑一座坟，又岂能为它作个句号呢？
第六章 做天下官理天下事五、有理无钱莫进来
清朝道光二十四年（1844）夏天，陕西神木县出了一桩人命案，县衙门受理后定了结论，送到省署核准，当时任陕西巡抚的是素有“能员”之称的李星沅，他和按察使傅绳勋在复核案卷时，都看出其中有弊，便委派西安知府李希曾复审，果然发现了不少漏洞，最后搞了个水落石出，重新定案。此案奏闻清宣宗后，下旨将神木知县王致云褫职，李星沅、傅绳勋和李希曾皆以“审讯精详，俱加二级”。（陆以湉《冷庐杂识》）一升一黜，依据很清楚，老百姓打官司，都从州县衙门打起，行政官也就是司法官，连案子也审不清楚，援例定罪又不合律，那就没有资格再坐衙门了。宋人真德秀说州县官员要以“四事”自勉而剔除“十害”，“四事”是“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池事以勤”；“十害”是“断狱不公，听讼不审，淹延囚系，惨酷用刑，泛滥追呼，招引告讦，重叠催税，科罚取财，纵吏下乡，低价买物”，前面六条，全从司法上引起，可知断案理讼，从来就是州县衙门的要政，也从来就是州县衙门的弊窦。如前述王致云丢掉顶戴，那是额角撞上天花板，偏让他遇上李星沅这么个顶头上司，还怪聘用的绍兴师爷不争气。其实更普遍的情况，则如《宋史·欧阳修传》中传主所叹了：据记载，欧阳修被贬做夷陵知县时，无以自遣，常把衙门里存放着的旧案卷调来观看，发现“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不由仰天长叹：“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那位神木知县，只能说是偶而的倒霉货罢了。州县衙门究竟是怎样审理案件的，“枉直乖错不可胜数”又是如何发生的？我们不妨结合真德秀所说的衙门“十害”，来做个浏览。
先从“招引告讦”说起。冯梦龙纂集的《广笑府》中，有一则题为《衣食父母》的故事——
优人扮一官到任，一百姓来告状，其官与吏大喜日：“好事来了。”连忙放下判笔，下厅深揖告状者。隶人曰：“他是相公子民，有冤来告，望相公与他办理，如何这等敬他？”官日：“你不知道，来告状的，便是我的衣食父母，如．何不敬他？”
这是笑话，但概括出了事实真相，虽说历来封建君主对老百姓发出的“圣谕”中，总是告诫大家息讼，州县衙门也跟着学舌，但从骨子里讲，大多是希望告状的越多越好。有人告状了，就是有人送钱来了的同义语。以清季见诸明文规定的官司钱来看：第一项就是“递状费”，告状人要买县衙门里的“官定状格”，每套正副两纸，收费60文，填写后缴进衙门，得同时缴800文，以后如不服判定再往上级衙门控告的话，还得加倍，告到府、道一级是1600文，告到省里是2000文。按规定，这笔缴状费分成两半，400文由刑房书吏、差役等瓜分，400文上交给上一级衙门；第二项是审案费，每案审结后收费10千文，由败诉者承担，如两造理平，则各自承担一半。如果是涉及债务、田土、房产或其他财产等案件，那就得抽红，比例是按涉及案。中的钱财总值抽取百分之二。如果是涉及风化、治安这一类的案件，那就有罚款名目。总之都得搞些油水出来，一半算是衙门里的审案费，，另一半交上级衙门；第三项是其余杂费，收了状纸，要派差役去传被告，派两个差役，由原告被告各付每差300文以上传差费，路程在5公里以上的，每5公里加费100文。有暂时需要看管的人犯（嫌疑犯等），被差役管住还不算，还得按日付给80文口食费，等等。读者须看清的是，这些收费全是明文规定的，此外，的“陋规”和贿赂全不算在里面，也无法计算清楚。比如本书第四章 中介绍过的，仅“快班”差役，就有诸女口“鞋脚钱”、“酒食钱”、“宽限钱”、“买放钱”等种种需索，不一而足。不过，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名份钱的“呆出息”，名外钱的“活进帐”，才造成了衙门中欢迎打官司的心态。于是内外勾结、挑拨词讼、包揽官司等各色“招引告讦”的弊端，全缘在这钱字丛生暴长。历代封建政府对此现象，也是有所认识的，比如唐宋时都实行过民事案件的诉讼时间限定，凡田宅、债务、婚姻这类状词，一律在农历十月初一到来年三月三日以前受理审结，用意是这个期限之外全是农忙时，官司一打起来会误了农时，可这又给土豪劣绅们钻了空子，霸占别人产业妻女时，专拣不受理告状的日子干。到了明清时，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