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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谕群臣说：“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尸但是“天高皇帝远”，他—个人顾不了天下州县，于是请上天和土地一起帮着监督。“上天难欺”，已写在了戒石上，这会儿再令全国“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赵翼《廿二史杂记》卷33）按他手订的惩贪法律，凡贪污额达60两银子以上的官员，一律枭首示众，还要享受剥皮之刑，剥皮的场所，就放在这个县衙里的土地祠内，所以土地祠又名曰“皮场庙”。贪官的人皮被剥下后，还要继续发挥反面教员的作用，“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赵翼《廿二史杂记》卷33）这等人皮模特儿的摆设，无论是听起来还是亲眼看见，都怪吓人的。可惜到了后采便流于形式。《明史·海瑞传》记，万历十三年（1585）正月，海瑞以72岁高龄出任南京右佥都御史，劲头十足地给皇帝上疏，引证太祖剥皮故事，极劝明神宗恢复对贪官污吏的酷刑，“时议非之”。由此可见，皮场庙的作用早已消失，不仅土地老爷赋闲，那会儿防腐药水还没发明，那些人皮模特儿想必也腐烂而火化了。为发财而当官者十之八九，大家能不讨厌海老头子唠唠叨叨吗？
如果说皮场庙只是明朝一代之制的话，那么鼓楼和旗竿之类，则可谓古来衙门的积年通用之规了。鼓楼通常都建筑在县衙大门正前方的街口，其作用是向人们报告时辰。中国古代的传统，是以一方官署掌握本地区标准时间，这也是体现衙门尊严的一个方面。报时的方式一般是每天分早、午、晚三个时辰各擂鼓三通。后来发明了火药，擂鼓之外，还要放炮，炮筒子就安置在鼓楼底下。有的地方是白天擂鼓三回，报早晨、中午、傍晚，夜里放炮三回，报初更、三更和五更；也有些地方，擂过鼓后还要放炮。是否按时击鼓，也是判断一方吏治的标准之一。宋朝时张泳守金陵，有人出公差经过，他问沿路可曾见好官员？那人说，昨天经过萍乡县，虽然没见到知县张希颜一面，但知道他是个好官。所举的依据之一，便是“夜宿邮内，闻更鼓分明，是以知其必善政也”。（魏泰《东轩笔录》）假使同一城池内，还有比县署更高的官署，如府署等，那么放炮报时的职责就用不到县衙门管了。此外，鼓楼还具有报警的作用，也有人认为它的起源就和报警有关——北齐时，李崇在交州当官，当地的
治安状况极坏，于是他设计了在官署前起造鼓楼的措施，一发现盗情，马上擂鼓，通知各方警戒并发兵来援，从此就有了衙门前盖鼓楼的制度（引自《土风录》卷4）。至于旗竿，则是从军营里学来的，仅仅当成一种标示，放炮升旗已是近代的事了。
第一章 卧听萧萧看衙斋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看过《老残游记》这部小说的读者，都该记得老残在齐河县为贾魏氏澄清不白之冤那一段故事，因此又会对齐河县县衙门的构造，留下依稀有点儿轮廓却又含混不清的印象，一会儿仪门、大堂，一会儿厅房、门上，一会儿又是本房、花厅……只听有“候门一入深似海”一说，难道小小一个县衙门内，也有此回折往复、曲径通幽的景致？
正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用这句俗话来形容州县衙门的空间状态，真是再确切不过了。
我们不妨先从最有象征意义的大堂看起。具体的大堂都各有名称，比如明朝时宛平县的大堂叫节爱堂，清朝时上海县的大堂叫清节堂，但它们除了依排列次序被统称作大堂之外，还照例有个一致性的别号——讼堂。所谓老爷升堂，听讼断案，场面都摆在这个大堂上。古时候计算房屋占地面积的单位，以一列为一楹，大堂的宽度和进深规制，照例是三楹。比照今日尺寸该如何换算，恐怕是一件相当复杂的工作，倒不如省出些笔墨来，描
绘几样大堂上的摆设：，
大堂的背后是堂帐，犹如现在舞台上挂的“天幕”，不过这幕布后面并非是实实在在的墙壁，而是六扇门，又叫中门，专供县太爷升堂时进出，所以这堂帐上齐门枋，下及于地，从中间上方起呈人字形分挂两边。由中门往前走，堂上又砌起一块石台，比起现在学校里的讲台要高出许多；台上再放一张长形公案和一把靠背椅子，这就是县太爷高高在上的地方了。在明刻小说的插图里，人们还常能见到在中门与公案之间放了一架六扇头的屏风作障蔽之用，但到了清末的写实画报里则少见了，看来也是时异事移，原无一贯之规矩的。比如秦汉时还没有靠背椅子、高台面，正史上也只给后人留下县署前树有桓表（参见《汉书·尹赏传·注》）等零碎记载。
公案之上和公案两边可记者，即印包、签筒、笔架、砚台、醒木以及写有“回避”、“肃静”等字样的虎头牌面之类。看过《十五贯》等戏剧的人，对这
些应有形象性的记忆。
大堂前也有一面大鼓，放在一个高高的木架上，叫作堂鼓；和鼓楼的作用不同，它是用来作“放衙”的。“放衙”，就是宣布县太爷正式开始办公。据《坚瓠集》记，宋太祖赵匡胤曾对县令们下过一道指示，“切勿於黄绸被里放衙！”文彦博登第后，被派到榆次县当知县，县吏新鞔衙鼓一面，文彦博在上面戏题小诗一首，末两句为“如今幸有黄绸被，
努出头来道放衙”。（《宋人轶事汇编》卷9）引用的即是这个典故。《老学丛谈》谓高爽和孙抱交好，孙抱当了延陵县官后，高去看他，而孙翻脸不认人，高爽便在堂鼓上题诗一首：“徒有八尺围，腹无一寸肠，面皮如许厚，受打未渠央。”照这类记载来
看，堂鼓上题诗弄墨，也是一种风气。
宋元之后，大堂前又新添了铁炮，“报衙”的任务便由它担戴去了，但是堂鼓依旧放在那儿，专供来不及写帖子告状的老百姓鸣击叫冤用。《坦园日记》的作者杨恩寿系清朝时湖南长沙人，曾随其兄赴广西北流知县任上，日记里有这么一段——
五月初八日晴。早起，有击鼓鸣冤者，乃乡民胡步云。其妻梁氏，与其邻梁兆才私通；初七日，胡上城贩米，遇雨，梁兆才以为必不返，遂赴阳台。胡踏月而归，撞破之，立决其首，故荷男女二首级赴诉。
此便为典型事例：胡步云杀了人，没有从容写状词的时间，急急忙忙提着两颗人头来县衙门里投诉，便以击鼓方式相惊扰。故老相传，击鼓喊冤法只是在紧急情况下才使用，因为稍有应答失误，便要挨上几十大板，所以很少有胆敢轻易去敲它的人。
大堂上又可一叙的，是牌额下那块横匾，名色不少，诸如“神君慈父”、“才高制锦”、“续奏弦歌”、“弹琴而治”、“愚民见日”等都有，更常见的则是“公生明”或“清慎勤”。总之，大堂匾额的中心意思，都是突出清正和廉明。不过也有唱反调的，比如郑板桥之“难得糊涂”，就是著名的例子。
大堂后是二堂，也是派听讼问案用处的，和大堂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公开审理，一个是秘密审理。二堂的后面，就是所谓花厅了，也叫内衙或知县廨。本章 开篇时郑板桥长吟竹诗的地方，就在这个圈子里，包括县太爷的卧室、书房、会客室等许多建筑，其中最称衙门心脏部分的是签押房，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办公室。花厅是个宽泛的概念，厅房多间之外，往往还有园林假山、楼台小阁等建筑供老爷太太们享受，这就叫“凡治必有公署，以崇陛辨其分也；必有官廨，以退食节其劳也，举天下郡县皆然”。（引自沈榜《宛署杂记》）此外，也有将花厅安排在二堂侧面的。
古人往往称州县官署的具体办公场所为“衙前”或吖刁上”，这就是泛指大堂前面左右两侧的廊房式建筑了。秦汉魏晋时代，它们分别有户曹、法曹、兵曹、吏曹、仓曹等名称，唐宋时代，又改叫司法厅、司户厅、节推厅等。从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起，开封和祥符两县分知县属掾为士、户、仪、兵、刑、工六曹，俟大观（1107—1110）初，遂令天下州县都照此式，从此一直沿袭下来，统称“六房”。其实“六房”并不是六间房的同义语，如明代时宛平县衙门里，“循（大堂、二堂）两阶而前为六房”，但具体名目有吏房、户房、粮科、礼房、匠科、马科、工南科、工北科、兵南科、兵北科、刑南科、刑北科、铺长司、承发司、架阁库等多项。除此之外，牢狱、监押所、常平仓、马号、吏廨乃至官吏们供奉衙神的祠庙等，也都属于衙门的各个部分，按不同方位组合在一块。《明史·陈幼学传》载，陈任确山知县时，“建公廨八十间，以居六曹吏，俾食宿其中”，可知这种“机关单身宿舍区”占地面积也是相当可观的，偌无一片千把米周长的土地，是放不下这只“麻雀”的五脏六腑的。（图10）
排场恢宏、气象万千的衙门以知县廨为中心，但知县以次，还有丞、尉、主簿、典吏等其他佐官和属员。按秦汉以来的传统，他们并不与县太爷合署办公，而是另有专门的廨署。这些廨署可以是放在县衙门内部或连在一起又单独对外开门的，也可以是靠近县衙门但单独建造的。比如清朝时天津县署在东门内仓门口内，典史署在县署西，而驿丞兼巡检署则在西门外。同时代的上海县署在城中央，县丞署在县仪门外东偏，主簿署在其西偏，典吏署又在主簿署之南，黄浦巡检署则在闵行镇。反正合在一起则利于抱成团儿官官相护，稍有距离则便于各自为尊分头使威，利弊互见。不过有一点是定为制度的，即主管教育的学署必定是单独起屋，以为如此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