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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的调查、登记和管理，是摊派和征发徭役的前提与根据，因此也就是州县衙门最基础性的工作之一。《史记·龟策列传》上说，春秋时有一只神龟在宋国的泉阳被一个叫豫且的渔户捕获，那神龟便托梦给宋王，求他解救。宋王派使者去泉阳，问县令，你这儿有多少渔户，有没有一个叫豫且的？“泉阳令乃使吏按籍视图，水上渔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庐，名为豫且。”我们由此可知，早在春秋时代，许多国家的县级政权已有境内户口的详细簿册，甚至还有标上户数与户主姓名的“地形图”了，所以摊开来——查便知道，豫且住在上流。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划一的郡县制度后，这种户口调查和登记工作的质量，必定又大大提高。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就有——则关于户口的《封诊式》：某人向官府自首，道是原住某里，于本年二月已不记日期的某天逃亡，没有其他过犯，现在来自首。宫府讯问后，姓名、身份都确实，查对一下户籍登记，是二月丙子日逃走的，情况掌握得比他本人还清楚。他说自己没过犯，但官府应认定他有过犯。为什么？户籍上能证明，他躲避了三月份修筑宫室的劳役共20天。人们又可以从这一案例中知道，户口登记和管理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征徭。当然，还有户税、口税、军赋等各式各样的摊派，也都是它的效能发挥。
州县衙门是怎样进行户口调查、登记和管理工作的呢？历史上各朝政府的做法，互有不同，但一般总不外是两大类形式：一种是每年规定在一定时间内，比如三月，或者八月，由老百姓自行去县衙申报，接受审验。比如《后汉书·江革传》记，江革于建武（汉光武帝年号，25—56）末年与母亲回乡里，“每当岁时，县当案比”，案比，即案验而比之的意思，就是审验户口。江革因为母亲已老，经不起摇晃，便自己推部小车送母亲去接受案比而不用牛马拉车，“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可见那会儿户口核实制度是相当严格的，连老太太也得亲自上衙门接受审查。这些具体的事务，一般都由户房在县丞或主簿领导下进行，但知县也得过问，甚至负起主要责任。《宋吏·苏颂传》记，宋仁宗时，苏颂知建业，建业过去是南唐的地盘，战乱后户口簿册散失殆尽，许多衙门胥吏在征徭征赋时，趁机上下其手，中饱私囊。苏颂很认真，平素在治其他公事间，留心调查，掌握了不少实际情况。到了统一登记和案验户籍时，有人自报情形不实，苏颂便警告他说：“你家里还有某某人，还有某某产业，为什么不老实申报？”这一来，“民骇惧，皆不敢隐”。
另一种工作方式，也是在规定时间内，由州县衙门派员去各乡、里指导乡官、里书等乡里人员进行登记核验。比如明代及清初的户籍（即：“黄册”）编造法，都按此顺序，“凡造册，人户各登其丁口之数授之甲长，甲长授之坊、厢、里长，坊、厢、里长上之州县。”（《清朝通典》卷9《食货》9）康熙五十一年（1712）时，搞了个“摊丁入亩”政策，即徭役征发不再以户籍登记为根据，而是根据田产占有情况。这一来，对州县衙门来讲，户口登记和管理的实用性少了许多，干起来便马马虎虎子，每年办登记时，就照抄上一年的算数，“岁岁滋生之数，一律雷同”，弄得乾隆皇帝大发脾气，“似此简率相沿，成何事体？所有各省本年应进民册，均展至明年底。倘再疏舛，定当予以处分！”（《清史稿·食货志》）这就是宁肯再放宽期限推倒重来，但一定要实事求是的意思。应该说，中国是世界上户籍管理制度源起最早、建制最全又最能随时反映更新状况的国家，这些成就都离不开历代州县衙门的具体工作。但是我们从乾隆皇帝发脾气这件事实中又可强烈感受到，在户籍调查和管理的具体实践中，州县衙门是联系其征赋征徭的实用性来理解和执行的，一旦搞了“摊丁入亩”的政策，他们就玩忽职守了。
其实再深一层看问题，州县衙门在户籍管理这件事情上玩忽职守，又远不是从康熙以后才开始，也不仅是在调查、审核和登记时“简率相沿”这一项。而且这“玩忽”两字的重点，更不在怠忽上，而是在玩弄上。那手法可就多了。比如中国封建社会的户籍，一向有户别、户等这些讲究。户别，就是户的分类，早在春秋时，齐国就有士、农、工、商的户口分类法，以后越搞越细，有宗室户、官员户、农户、商贾户、弟子户（即官立学校学生）、工匠户、军户、僧寺户、乐户、守陵户、驿户等等，什么户有当官享受特权的份，什么户有出钱报效国家的份，什么户承担什么样的徭役，都从这户籍分类上来。《木兰辞》里“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的根据，便是因为她们家里属于军户，该派世世代代当兵。试想，这分类权全掌握在州县衙门手里，花头精就透了。比如秦汉时，凡在弟子户籍的不仅享有免役特权，还有做官的途径，谁不想入这种户口？那就得巴结衙门，送礼塞钱。睡虎地秦墓竹简中专门有一条“法律杂抄”，大意是县令、县尉不准把隶卒一类立在弟子户名下，违者就要处分，可知这种情况当时已有发现。又比如西晋复灭后，北方大批人户南迁，东晋和南朝历届政权在编造户籍时，都面对户别混淆的严重状态，南梁时尚书令沈约说，“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竞行奸货，落除卑注，更书新籍，通官荣爵，随意高下。以新换故，不过用一万许钱。昨日卑微，今日仕伍。”（《通典》卷3）这“一万许钱”塞给谁呢？主要就是落入州县衙门的腰包，而买个士户的根本动机，则又如元代典制专家马端临所指出的，“夫徭役贱事，人之所惮，固宜其改窜冒伪，求自附流品，以为避役之计也。”讲到底，逃避徭役是最关键的。花这本钱，值！可是这问题的另一面，可就惨了，免役的官户、士户、弟子户、僧户、陵户等户名越多，州县经办人腰包越鼓胀，但国家派定的徭役则有增无减，该谁充当呢？那就是广大农户和其他各色杂户倒霉了。甚至军户少了，往农户去抓兵；乐户、不够，强征良家姑娘来应差；驿户不足，便强迫种田人做工人放下活计，去赶马拉车当挑夫。本书第一章 讲到“圣谕”到县时抓夫充当和尚的笑话，这也是一种役，就扎根在户籍有别的上'面。
户别之外，还有户等的讲究，就是按照各户人丁多少、财产多少来定高低等级，又作等级承担徭役和杂赋。历朝各代，有户分九等、五等、三等等各种不同的方式，但分等权例由州县执掌，则是一致的。这就更是无钱贿赂者的大灾难了。“富家大室临期率以赂免，而中产下户反被均敷之害”，这是通贯2000多年的老毛病。以两宋为例，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许多州县衙门都在定户等时贪赃枉法，任意升降，仅定州安喜一县，就将原属五等户中的3400户升作四等户，将原属四等户中的4700户升作三等户。南宋时叶衡任于潜县知县，发现这儿“户版积弊”相当严重，“富民多隐漏，贫弱困于倍输”，该属上等户的，因为塞过钱财，都变成下等户了；那些没劳力缺田产的下等户呢，因为没钱孝敬衙门官员或胥吏，倒承担了成倍的徭役。欧阳修有过一个《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户差科札子》，道是在苛岚等偏僻县份中，甚至把十等下户内“卖水、卖柴及孤老妇人不能自存者并一例科配”，那是一种何等凄惨的情景啊！
第六章 做天下官理天下事三、“蟋蟀曜曜叫，宣德皇帝要”（2）
徭役究竟有多少名目，繁重到何等程度，不胜缕述。这里仅举明朝时几位州县官员的“叹苦经”。《明宣宗实录》卷41中，有清河知县李信圭的抱怨，“本县地广人稀，路当要冲，南、北两京、直隶等十布政使及诸番国运送官物，俱经本县发民挽舟，初无定数；部运之官挟势多索，逼迫无厌，壮丁尽行，役及老幼。”瞧，这个清河县的地理位置不好，正当交通要冲，全县壮丁全去替官运船队拉纤还嫌人数不够，连老人小孩都上阵了。《明英宗实录》卷45中，有山西代州繁峙县官员的诉说，“编民二千一百六十六户，逃亡者俱半。其见存者又用六十人供柴炭，百人监厂，二十五人修嬗场，百人采秋青草，三百人充荆越等巡检司弓兵。又时有军需供给，传递往来。以是民甚艰苦，不能聊生。”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引过一篇文章 ，那就更加具体了，“民当农时，方将举趾，朝为轿夫矣，日中为扛夫矣，暮为灯夫矣；三夫之候劳而未止，而又为纤夫矣。肩方息而提随之，稍或失御，长鞭至焉。如此而民奔走之不暇，何暇耕乎？”和这种情况比照，本节开篇所引明宣宗所遇到的那位昌平农夫，还算是幸运的，他至少还有时间耕种自己的田。我们都知道徐霞客是明代的大地理学家，周游全国，实地踏勘，贡献卓著，又岂知这一部《徐霞客游记》的撰成，该当渗透多少农民们无偿服役的血汗和涕泪？作者当然不敢瞎编，只从老先生自己写的游记中便可看见。崇祯九年（1636）秋天他在广西游历时，凭地方衙门发给的一张“马牌”，走到哪儿，都由村民们用轿子把他和仆人抬着，一主一仆，连轿子带行李，要用10个夫役，有时村里面人手不够，就用“童子代舆”，“二妇人代舆”；管他代步，还得管他吃饭，“煮蛋献浆”，“以鲫为供”，“割鸡取池鱼为饷”，说起来眼泪汪汪，这些鸡呀鱼呀，就是农民们换现钱的“活银行”，都进了他老人家的肠胃。十一月廿五日那天，按公历换算是12月21日，既是星期天，又是冬至节，正该是陆廖村农民磨粉搓圆祭祖先的时刻，可听说来了个持有衙门“马牌”的先生，吓得“各家男子俱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