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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为普见的“自家人”现象，又数夫人之内当家，大抵“公门中的自家人”之核心层次，尤以裙带攀结称多。前述大爷、二爷之类，有不少是靠系在这条带子上厕身衙门作恶的。清季吴趼人所著《九命奇冤》中，述雍正时广东番禺县恶豪凌贵兴率盗纵火烧死梁家八口，案发后知县黄某亲勘现场验尸，又接了梁家的状纸，凌贵兴派爪牙走老爷后门，先贿买了知县的小舅子，小舅子再去向他姐姐关说，结果知县夫人发起雌威来，迫使丈夫昧心断案，对凌贵兴加以庇护，从而奠定了这场后来轰动广东的冤狱的基调。虽说这是文学作品情节，但明清时州县官场尽多惧内县令也确是事实。明刊《博笑珠玑》谓：“昔一知县，专畏奶奶。一日坐堂，忽闻公廨喧嚷，令皂隶去看，皂隶回报：‘乃是兵房吏夫妻厮打。’知县咬牙大怒曰：‘若是我，若是我……’不觉奶奶在后堂听得，高声喝曰：‘若是便如何？’知县惊答曰：‘是我时，便即下跪，看他如何下得手？”如这票货色，签押房里的真主人，还能不是他老婆吗？当然，有时候惧内是假，借老婆做掩饰是真，老婆受了别人的贿赂．似乎总要比自己亲手接过来得“干净”些。这也有个说法，叫做“老爷不爱钱，太太爱钱”，老爷得名声，太太得实惠，相与构成了官场上的老传统之又一。又清季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收有一篇《成都之官派》，略谓“又有支使太太联络同寅之太太者，此术尤妙，因妇人女子之运动，尤捷于老爷之运动也。或打麻雀，或请会金，或结干亲，或拜门生，或认为后家同姓。而太太之衣服首饰必讲究珍贵，虽老爷无衣无褐，而太太可绮罗摇曳也。不如此，不能入太太之党派，即不能得意外之富贵”。这可就是裙带政治的另一种形式了。
第六章 做天下官理天下事做天下官理天下事
洪武元年（1368）九月，才登基称帝未久的明太祖朱元璋颁布诏书，布达全国，征求天下贤才。起先，颇有一些隐于岩穴山林的“怀才抱德之士”，只当一旦入选，将列身朝纲，左辅右弼，肩负起匡定大任。但结果颇出他们意外：原来皇上要把这些“三请诸葛亮”似地征求出来的“贤才”，派到各地去担任州县官员。然“敕命厚赐，谕之至於再”，态度倒是相当诚恳。照朱元璋的说法，此前干戈扰攘，不及深讲致贤养民之道。现在大业初定，可“天下之广，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贤共理之”。那意思简直就是：我特为请你们来协助我一起治理天下的，虽说州县职卑，同样是匡定重任啊！
应该讲，朱元璋在开国之初万机待理的情况下，首先重视州县政权建设，确是眼光独具。古人每言，天下事莫不起于州县，州县理，则天下无不理。且以明朝行政制度给州县衙门规定的责任而言——“凡赋役，岁会实征，十年造黄册，以丁产为差。赋有金、谷、布帛及诸货物之赋；役有力役、雇役、借倩不时之役，皆视天时休咎，地利丰耗，人力贫富，调剂而均节之。岁歉则请於府若省蠲减之。凡养老祀神、贡士、读法、表善良、恤穷乏、稽保甲、严缉捕、听狱讼，皆躬亲厥职而勤慎焉。若山海泽薮之产，足以资国用者，则按籍而致贡。”了不得，几乎囊括了封建国家“治民”领域的方方面面，而且这也不仅是有明一代的制度，上迄先秦，下逮晚清，足谓数千年一贯使然。假使一项一项地折开来介绍，便是本章 的《做天下官理天下事》之标题了。当然，考虑到不少州县衙门的职掌细部，我们已经在前五章 内多有引带或夹叙，因此接下来的各节行文，只能说是整体形状的概观了。
第六章 做天下官理天下事一、“王政之本在乎农桑”（1）
清代光绪初年，大学士左宗棠上了一道奏疏给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请求国史馆为已故福建按察使桂超万立传。此人以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出身，先在江苏阳湖当了40天的代理知县，即受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的赏识，另补实职。此后宦途顺利。要数“政绩”的话，在天津募
勇抗过洋鬼子，在扬州、苏州整顿过漕运积弊，病休在籍时举办过团练，意图与“发”、“捻”相抗，算起来也很可以书上几笔了。然则咸（丰）同（治）之际，正值大清“国运艰难”，外有夷患，内有“发”乱，大抵官场上稍微肯负点责任的人，都有和桂超万相似的履历，未必全都够得上“宣付吏馆”的荣耀吧？而且左宗棠这位老兄，一向目高于顶，乃至当时号称“中兴功臣”的曾国藩也不在他眼里，又没听说过他与桂超万有何同年同乡同事同门之类的关系，很可能连照面也没打过一次，何以在老桂归西之后，突然上了这么一个奏议呢？
充满好奇心的小京官们，设法抄来了这份疏稿，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道光十七年（1837）时，左宗棠以湖南乡试举人的身份，北上参加会试。经过直隶栾城时，在八字衙门前看见“知县桂（超万）”署名的告示，告示的内容是“劝民耕种”，特别建议大家多种些木棉和薯芋，又开讲备荒的道理，辞气恳切，方法详备。左宗棠看过告示后，又向当地居民询问这位桂县太爷的政绩官声，“皆言令之爱民，出於至诚，其洁清自矢，为从前清官所未有”。这份告示以及老百姓对桂万超的评价，给左宗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是以时隔40年后，尚记忆如新，特别提了出来。
两宫、京官和史馆都认为左宗棠言之有理，“王政之本在乎农桑”，这是清朝始建时就提出的建国大纲，也是中国历代封建政府的最基本国策。想当年圣祖康熙巡行全国各地，每到一处必“先察其土田”，对地方令守谆谆交代，“耕种之事最为紧要！．”高宗乾隆刚刚登基，就提出“雨旸年谷为第一要务”，反复强调，“督抚牧令必身先化导”，朕即以此来考课天下地方官员的长短优劣。眼下由左宗棠所追述提供的情况，正合乎列祖列宗的要求，这样的人还能不倡为百官表率为之树碑立传吗？于是吏馆奉旨，搜集桂超万的材料，为他写了传记，而且特别突出了他在栾城知县任上劝课农桑的事迹。
确实，“重农”是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的最根本特点，《管子·治国》中所谓“凡为国之急者必先事农”的治国理论，由先秦贯穿到清末，一直是历代封建政府制定各项政策的指导思想，也一直是历代州县衙门的第一要政。两汉时，不少原先在小县当县长的人，因奖募农民开垦荒地有功，在考核时拔为上等，调到大县去当县令。唐代宗时，奉天县令韦夏卿以劝农有功，在州县正堂中考为第一，马上被提升为长安令。北宋的徽宗赵佶，给人印象是个风流天子，于治国之道上昏得可以，不过他倒也知道发展农业是国家的根本，曾于政和二年（1112）专门发了一道诏令给天下州县官员，规定基层衙门的首要任务就是“劝课农桑”四字，并具体分解为：敦本业、兴地利、戒游手、谨时候、戒苟简、厚蓄积、备水旱、戒杀牛、置农器、广栽植、邮田户、无妄讼共‘12条衡量标准。（《渊鉴类涵》卷216）明太祖朱元璋坐金銮殿时，最看重这件大事。有一回，日照知县马亮考满，上司对其考语是，“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於督运”。观其本意，是想推荐他去交通运输部门去工作，谁知皇帝的批示是：“农桑衣食之本，学校风化之原，此守令先务。不知务此，而曰长於督运，是弃本而务末，岂其职哉？”结果马老爷被降了职。
所谓劝课农桑，究竟该从哪些方面去着手并得到体现呢？宋徽宗的那12条标准大体是历代通行的。海瑞做淳安知县时，采取“均徭”、“退田”、借贷种子与耕牛等许多方式，把那些脱离土地乃至流亡他乡的农民们都召回来，重新务农，这就叫“敦本业”；调任兴国知县后，又招来赣省一些人口密度较高地区的农民开垦抛荒熟田和处女地，这就叫“兴地利”。北宋时范延贵带部队经过萍乡，观感是“田莱垦辟，野无惰农”，这就是“戒游手（好闲）”的实绩，萍乡知县张希颜因此得到举荐；白居易在忠州这一山区小县当官时，倡导绿化，写了不少关于种树的诗歌，这就叫“广栽植”。还有北宋时张*任崇阳知县．看见乡下人进城买菜，十分生气，道是住在县城里的人，因无地可种，这才买菜吃，何以市郊农民皆有土田，也花钱买菜？于是亲自抓“菜篮子”，命所有郊农皆置菜圃，满足自我消费，尚可应市换钱，使城市副食品供应和郊农的生活都得到改善，后来当地人都管芦菔叫“张知县菜”，以缅怀这位好县长的德政。（沈括《续梦溪笔谈》）这也是“广栽植”的内容。再如王安石当鄞县知县时，刚上任的第一年就遇丰收，便用了10多天的时间，跑遍全县14个乡，劝督大家趁此有余暇时，疏浚川渠，“使水有所潴，可以无不足水之患”，老百姓都感谢他日光长远，“闻之翕然皆劝，趋之无敢爱力”，这就叫“备水旱”了。（《临川先生文集》卷？5）倘果真有旱涝蝗灾等袭来的话，州县官员都有离开衙门去抗灾前线调度指挥的责任。清朝乾隆十六年（1751）时，地方官温福在上报“雨水禾麦地方情形”的奏折中，有“出郊赏农”四个字，结果被高宗揪住不放，一顿痛骂。又如海瑞当应天巡抚时，适逢江南发生大水灾，他决定搞以工代赈，发动灾民对太湖主流吴淞江加以疏浚，作为抗灾治水之本。他自己坐一只小船来回巡视，上海知县张*和嘉定知县邵一本都要去第一线督工，据说有个主簿因工作不力，被他砍了脑袋，吓得各有关衙门的官员抓紧加油。事后才得知，这是海瑞刺激工程进度的权变之计，那个被传说杀头的主簿，已被他悄悄送到别处去了。
第六章 做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