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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离奇的：清朝时，常发生“胥役囚徒互相狼狈，以亡命横行为利薮”，就是在押解途中搞抢劫活动。那是什么心态，作者亦捉摸不定，抑或在衙役看来，应该用这种脏款来抵偿他们的辛苦，而在囚犯看来，反正有案在身，何不放胆再干几回，亦可改善待遇吧？乾隆十四年（1749），正在家居丧的太仆寺卿陈星斋坐船赴淮，准备替一位道员坐馆，“舟泊丹阳，遇秋审解犯数船，自镇江往苏。两船偶触，解役突率众囚徒入船，各持器械，杂手中铁链，指挥劫夺，罄所有以去。太仆方与客对弈，猝被一囚连殴三链，头颅脊背受创极重，流血昏晕。”不过这次他们没料到苦主是一个暂时退居的大官，结果陈星斋苏醒后，立即告到丹阳县，连乾隆皇帝也知道了这件事，“立置重典，嗣是此风稍戢矣”。（《清稗类钞·胥役门》）但是我看张集馨著《道咸宦海见闻录》时，又有不少类似记载，足见这风气是与中国封建州县衙门相伴迄终的。
三班以外，属于衙役辈的还有狱卒、仵作、刽子手、仓斗级、扦子手等，再宽泛一些，如里甲、保正之类，也可算在里面。有些嘴脸，在本书的第六章 里还会提到，这里就省点篇幅了。最后摘引一段清人张维屏所撰《衙虎谣》，略见这一伙的整体风貌
“衙差何似似猛虎，乡民鱼肉供樽俎。《周官》已设胥与徒，至今此辈安能无？大县千人小县百，驾驭难言威与德。莫矜察察以为明，鬼蜮横纵不可测。吁嗟乎！官虽廉，虎饱食，官而贪，虎生翼！”
第五章 公门中的“自家人”公门中的“自家人”
明朝崇祯年间，浙江宁波闹出一件衙门丑闻：奉化县衙门的管门大爷胡美卿，奸占本县平民朱邦祁的老婆徐氏。朱邦祁慑于胡的淫威，特地赶到邻邑鄞县去告状，鄞县的县太爷知道此案难断，便往上级衙门宁波府申报。果然，上头还没开审，奉化知县李某人就派人去府里找推官李清说情了。偏偏李清不给他面子，在判语中直斥吖，子无奈太横！岂倚公门为吓虎，而傍朱衣为媚狐者？”最后“合断朱邦祁领回（徐氏），仍杖胡美卿以儆。”（《折狱新语》卷5）自然，没定他一个奸占民妻的罪名而判徒流，仍算是客气的。
为什么小小一个门子，竟然能叫朱邦祁投鼠忌器，专门跑到鄞县去告“隔山状”？又为什么这么一桩很容易了断的案子，居然会使一个知县不敢承办，一个知县出头求情？
原来这位胡美卿并非普通皂隶一辈，而是李知县的“自家人”。看过本书第四章 后，不少读者大都会不胜骇异；倘若天下州县衙门全被猾吏悍役盘踞住了，真无从想象朝廷除授的官老爷们，还有何能耐施展？就算是同流合污“共天下”吧，只怕双手难抵众拳，也没这本钱去“共”哩。别急，“山人自有妙计”，当官的爷们，也在实践中总结出一套套对付胥役的办法，到了明清时，最盛行的现象就是于“吏人世界”、“公人世界”之外，再造就起一个衙门里的“家人世界”。不过，这套针对性特别强烈的“自家人”体制，究竟是更有利于封建统治抑或老爷本人呢？还得一层一层掰开后，由读者自行判断。
第五章 公门中的“自家人”一、“闷讲长随行藏”（1）
“自家人”的最基层叫“长随”。他们和官老爷的关系，既不同于胥吏和长官，更不同于属员和上司，而是一种主仆性质。但是这一类“仆”，也不同于寻常厮役奴仆、家丁书僮一流，最要紧的区别便在于：“须知官场中事，何者当先，何者当后，何事有益于民，何事有碍于官。凡升调署补，或省委初任，或科甲捐班，各有来历。至上宪饬行，明文办案，缓急限期，州县治下，额征钱粮，仓谷地丁，实
存未解若干，如何报销，接收交代，条款分清。民情土俗，出物土产，宪纲舆图，水陆路程，驿递差徭，种种各事，探悉胸中。”要之，便是事理兼通，人情练达，官场上的事务，衙门中的规矩，全搁在肚子里。要懂这么多干吗？这就都成了老爷的耳目与手脚了，老爷把他们带进衙门里，“分兵把守”，尽最大努力别让那些杂职和吏胥们把主人给瞒了欺了。吃私人的食，办“公门”的事，这事情是否有些矛盾？说穿了也很简单，封建社会里，讲究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又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仆人替主人用心把关当差，主人得仆人之助把“公门”的事办好了，仆人既有眼前过手分肥之利，又有日后亦步亦趋之望。一根“利”字藤儿，把这些瓜儿全拴在一起，要不咋叫“公门中的自家人”？当然，真要从制度上追究起来，让“自家人”跟进衙门“办公事”，没有会典上的依据。可是中国官场上的又一个传统，就是习惯成自然，自然做规矩，谁也不认为这是行不通的事儿。比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时，干脆由朝廷宣布：“议准外任官员，除携带兄弟、妻子外，汉督、抚准带家人五十名，藩、臬准带家人四十名，道、府准带三十名，同知准带二十名，通判、州、县准带二十名，州同、县丞以下官员，准带十名。”（《清稗类钞·礼制类》）这就更好了，索性把默认的惯例，翻成公然的制度。就算是大家都恪守这个定额限制吧，算一算看，县太爷带进20人，县丞以下佐式杂职等各自带进10人，加拢来又是个什么数目？而在州县实践中，起码从县太爷这边来讲，“准带二十名”的限制，总是大大突破的。
这么多“能干”的家人从何而来？以一个七品芝麻官八品绿豆官的原有家底，当然置不起也不需要这么些奴仆，况且真是那些被人身依附关系所束缚住的“家生子”“典身奴”之类，也不具备这等“凡衙门中规矩皆知”的火候。所以，这些个“自家人”，绝大部分全是老爷步入宦途后才跟上的，来历多样，有同年同僚上司座主推荐来的，有同乡会馆招聘来的．也有从本宗本族或同乡中挑选出带来“历练”的，甚至有实际身份是债主儿跟着来的，这叫“带肚子”或“带驼子”。这话儿咋讲？原来许多州县小官本无家底，刚刚得到一个官职，从置办礼物行装、应酬各方关系，直到上任盘费和排场，都少不了一大笔开销，这就要借债，拿什么做抵押担保呢？最让债主放心的就是让他跟着去上任，做一个“长随”。做了“长随”，就是老爷的“自家人”了，“自家人”经手的差事，都关系到一个钱字，本利追回不算，还能寻空头事额外赚取好多外快。大抵这种“带肚子”的家人，同老爷的关系便更加非同一般了。比这更离奇的事还有没有？也有，叫“捐班哈哈”。明清时代，捐赀为官盛行，那些想当官的，一个人凑不起一大笔买官的钱，就找几个人拼份子，按份子大小，先讲明到任后什么差使归什么人干，这不就是老爷是捐来的，家人也是捐来的吗？“捐班”的“长随”，人前是老爷的仆人，背后与老爷是平等的，打个“哈哈”便可将这暖昧关系掩饰过去，结果就得丁“捐班哈哈”的雅号。
说到“长随”这个正称，也是大有来历的。据说北宋开国后不久，某夜太祖赵匡胤冒雪去宰相赵普私邸，见有家人一名随其左右，恭敬得很，便打趣说，这是你的“长随’’哟。从此，“长随”一词便成了“钦赐”名号，赵普的那个家人，还得了一个七品官衔，所谓“宰相家人七品官”的说法，即由此缘起，不过这个人虽然有了官身，依旧在老赵的私邸当差，故又名“堂官”。到了明清时，凡督抚、提镇、司道等中高级地方官的家人，俱称“堂官”，凡府厅州县佐式等基层官员的家人，皆唤“长随”，退一步说，就是“小堂官”了：在老爷跟前，他们是听使唤的仆人，在胥吏和百姓面前，他们又是老爷自己任用的“私堂”（签押房）里的“官”。
长随之第一档次，称“门政大爷”、“笺稿大爷”。这“大爷”的称呼，是随“老爷”挣来的，老百姓陵顺序排着喊，不必细表。
门政大爷，就是专管八字衙门前号房里一应事务的，原先有定额吃工食银的那几个门丁，只配替门政大爷当当杂差。《红楼梦》里说刘老老初进荣国府时，不敢走大门，“溜到角门前，只见几个挺胸叠肚，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门上，说东谈西的”，刘老老上前纳福陪笑，陈明来意，“那些人听了，都不理他，半日，方说道：你远远的那墙畸角儿等着……”读者们尽可比照这模样儿，想象州县衙门的门政大爷们的威风。
门政大爷的执掌，分“司差门”和“司执帖门”两项。“司差门”就是每日照应各道门户启闭出入，老爷出门了，早传伺候，唤齐轿马跟班；有官员或公差经过县境了，要把差使性质问清了，回明老爷和帐房，再分派值日吏胥帮着寻公馆备灯彩、送酒饭及应酬夫马等。他得熟悉应付各种出差的事务，比如是纲银过境，他得看明兵牌、勘合银两数目，再催兵房接洽护送；如果是押解犯人过境，他又有检点收禁的责任，发给押差回照，再催刑房准备红衣差使，将犯人押解到下一站，等等。“司执帖门”略近传达的意思，凡来拜会求见老爷的，都先打这儿送上名帖或手本，老爷见或不见，有的得等老爷决定，有的就由他一句话定夺了；也有人仅派下人送帖或送礼来，他把人家的住址、舟次等问明白了，再去禀报；有些人来这儿，由他安排住宿，临走前也来这里辞门，他问明起程日期，或禀过老爷，或自个儿决定，是老爷为之饯行呢还是差人代送，以及要否赠送礼物人情等等。不难看出，这会儿的八字衙门，很像是一个大肚子瓶儿的瓶颈了，而站在这瓶颈口的便是门政大爷，这“门”儿走得进走不进，或者是快一些还是慢一些，全得看他们的高兴。于是凡去叩衙门的人，都养成了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