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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想到了另一本书的译后记。那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的译者李黎在1986年写下的：
《美丽新世界》的最可贵的“预言性”，并不在于其物质性上的“预言”，而是作者的一份早亍他自己的时代的“危机感”——他写这本书时才是30年代初期，那时的科技文明比起半个世纪后的现在，简直可以说尚在少年阶段；******还没有登上世界战场的舞台，而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电脑操作、太空科学等等更是闻所未闻。然而在那个时候，赫胥黎已预见到，当人文意识薄弱、而行政控制强有力时，结合上优越的科技文明，将会是一个巨大的人类梦魇的开始。
对比相隔16年的两个译者感言，我感叹，我们对科幻的认识，是在进步呢，还是在退步呢？而我们的社会是在进步呢，还是在退步呢？
回复：危险的硬科幻 卅方发表评论于2005…6…15 10：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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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基于科技的，或者说是基于生产力水平的。中国文化从来都是轻视科技的，何来“中国流行着一种技术至上主义思潮”？就算存在，中国有多少年历史？注重科技的时间充其量不过百年，过去可是很注重人文的，我们强大了么？
人性自古不变，与科技的发展无关，科幻本身是先锋艺术，是要走在时代前面的，只有技术恐惧症者才害怕科技的进步——指甲也能戳死人，在用指甲戳人的时代就该考虑这个问题了，不需要在原子时代重复考虑——重复，是中国文明进步最大的绊脚石，几篇糟糕的硬科幻与之相比其严重程度可以忽略（请务必注意，在产生若干糟糕硬科幻的同时，一定有至少多一个数量级的垃圾软科幻产生——如果这些还能称为科幻的话），因为看硬科幻的人至少在看的时候没去麻将或KTV泡吧等更 “人性”的地方。硬科幻比腐朽的生活方式更危险么？
中国的硬科幻太少了，对硬科幻的追求只要不是出于精神病症状，完全没坏处，因为那是一种发展的动力。
外篇 态度是超越荒谬的一种武器
吴岩的《衰败之花》讲述了一个荒谬的故事：中国各地蔓长着一种奇异的花蕾，它开在哪里，哪里的人便死去，单位便崩溃，社会便紊乱。对此任何高科技也无法解救。但广东人却找到了一种消灭衰败之花的极简单办法，那便是发扬饮食大国的文明传统，吃掉它。
飕飕飕的《登月自行车》中的荒谬感同样让人哭笑不得。为了与美国的阿波罗计划竞赛，****中的中国人用大炼钢铁的方式把一辆自行车改造成了登月飞船，却被造反派诬蔑为企图把伟大领袖诱离地球。改革开放后设计师才被平反。然而，当他终于可以实施登月行动时，却发现自己根本不会骑自行车。
荒谬的题材最近在中国科幻小说中的确多了起来。显然，中国科幻作家笔下的荒谬是不同于卡夫卡的荒谬的，它是五千年文明积淀下来的一种惯性，有着极强的民族特色。我们或可以从吴岩等人的小说中读出这样的一些词来：蛮横、投机取巧、奴颜婢膝、强作欢笑、苟且偷生、模棱两可、僵化愚昧……
我自己便常常感受到这种荒谬在现实中的存在和泛滥，而这成为了促使我拿起笔来的重要原因。这种东西总是披着最神圣的外衣，无法无天地浸透于社会和人生的骨子里，时时处处贯穿着生活的主题，让人在可笑中感到可怕，在可怜中感到可恶，在可卑中又感到或可行，想对抗却无力对抗，想摆脱也摆脱不了，最后自己也就变成了丧失掉人类感觉和生命冲动的低等腔肠动物。
由于二十多年的空前社会剧变，这种扭曲人性的荒谬存在，经过原汤般的沸煮和震荡，在许多层面上达到了它表现的极致，而从普通公民到民族国家的利益，总是可以在一种义正辞严的会心默契中被出卖和牺牲。这也便是《衰败之花》和《登月自行车》得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吗？实际上，通常被认为是不着边际异想天开的儿童文学的科幻小说，已经在体现着最强烈的时代感。
出生于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的新人类对此也许还难以产生真切的感受。他们会惊讶地问，会有你说的这样厉害吗？生活不是很美好的么？上上网、玩玩游戏、听听流行歌曲，不就很快乐了么？但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确还难以从孙志刚事件或者杨斌事件的背后，看到更多的东西，甚至，认为是与己无关的。
包括网上一些对《衰败之花》的评论，大多只是觉得有趣、好看而已。主要由大中学生组成的科幻读者群落难以体会到作品字里行间调侃背后的那种极度的凄凉苦闷。在一个物质生活空前丰裕综合国力极大提高的盛世，居然有着这样的凄凉苦闷，无论如何是让人吃惊的。
实际上，经济的繁荣、迁徙范围的扩大以及互联网上的自由讨论更容易给人造成某种美妙的假象。但五千年的固有逻辑并没有从根本上发生多大的改变。新政的后面常常隐藏着最为守旧的东西，而这注定要降落到十三亿人每个人的头上来，不管他出生在过去还是今天。
因此，一些中国的科幻作家，便利用科幻小说的先锋性，展示着这种荒谬的本质，这种努力非常值得关注。但我们却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一种对现实的批判和揭露，虽然，科幻的确能够在这方面做得入木三分，包括，一些作者已远远不再****重复鲁迅笔下中国人的劣根性，而是试图进一步探讨在技术文明背景下中国人日益进化着的诡诈、卑鄙和阴暗，一种以信息化、法治化和富裕化为特征的新愚昧，以及科学－政治拜物教带来的身心压迫。这的确是当代中国科幻所应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然而，却在过于年轻而难谙世事的科幻读者那里少有共鸣。
但更引人注目的，还是上述小说镜子一般投射出来的作者的态度。从字里行间，我们听到作者似乎发出了这样的悲鸣：“对于这个世界，我们是无奈的。”小说书写的与其是这个世界的荒谬诡异，不如说是作者自己内心的荒凉冷漠。
这其实便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或者一代人的态度。采取这种态度，是不得已的，并不是这一代人的所愿。
显然，我们的心态与更早一批人已有着很多的不同：科幻的前辈们，比如郑文光和金涛，也对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那种批判，更加炽烈、严肃和端庄，他们也愤世嫉俗，却没有失望，只在想像的世界中，更加执着地追求着光明和理想。
而新的一群作者只是在用淡淡的笔触漫不经心地调侃着什么，却又不是王朔式的手舞足蹈和得意忘形。他们的作品显得更加悲凉而沉静，更加冷眼旁观和不动声色，有时几乎可以体味出一种彻底的失望和放弃。这使人觉得当一名科幻作家很酷，但也对他们这种看似更加年轻其实早就未老先衰的心境感到十分惊诧。
在科幻中，我们看到了一种真正的中国式的后现代黑色幽默。我们或许已通过科幻找到了超越荒谬的办法：对那些我们无法操纵的公共事件，只在想像的世界中报以无奈的技术性一笑。而更多的人干脆连那些荒谬的事情也只字不提，只是沉湎于外星球和赛伯城市的虚拟架空世界中的纵情声色犬马和自我封闭。
这大概还是因为科幻从来就是一种在心灵意义上最为畅通的逃避和疏离的管道吧。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科幻作家因此就比其他人更有福气，也更暧昧。我们通过科幻，把自己从现实中暂时地拯救出来，而慢慢地，我们在科幻中的态度也就成为了我们应付生活的一种实际态度和伎俩。说到底，这其实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而中国就在这样的态度中更加地走向了恶性循环。
外篇 这个宇宙不太冷
――对太空政治学的最初设想
七格
从太空探险到太空赚钱
以前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为了观察天象，就钻到一个井里去，因为他发现这么做可以减少光污染。后来，天文学的发展，并不是靠在地球上到处打洞，而是尽量找偏僻的地方，地处较高的地方，夜晚天气大多还不错的地方。为此，天文学家还研制出了越来越庞大的望远镜，这些望远镜，射电的加上光学的，以及发射到外层空间的，从红外到紫外到伽马各种手段都用尽，也的确发现了宇宙在膨胀、找到了星际分子及混杂恒星、测出了D丰度，总之是硕果累累，但不管怎样，就是还没找到星外文明。本来以为水星有水，结果没有，再以为火星有水，结果发现的是蒸发了的盐类化合物。后来科学家把希望寄托到土卫六上，但卡西尼号发回来的报告是滴水未见。
没有水，就意味着没有和人类相似演化轨迹的生命。就是那种在科幻片里，我们能经常看到的人形怪物，矮矮的，绿绿的，遇到人开口说话，是电子合成效果，俗称太空音。
星外文明暂时一无所获，但找寻外星人的这个痴心梦想是不会变的。不过人类并不是以此作为唯一的目标。向太空殖民，也是人类的一大向往。
这是又浪漫又刺激的冒险。就像当年那些在葡萄牙西班牙海岸边的水手，和酒店姑娘粗野地开着玩笑就启航远征一样，毫无任何道德羞耻感，内心涌起的，是对远方无数黄金、象牙和珠宝的渴望，他们语汇贫乏，看到一个新地方，就用可怜的为数不多的家乡地名来命名，结果美洲到处是圣塔菲或圣地亚哥。而在未来，有一天我们人类的首发星际水手，也会是这样的吗？ 到时候我们的星际地图上，会到处都标着新徐家汇或新新奥尔良吗？
然而事情真相远非那么浪漫。1519年，麦哲伦从西班牙塞维利亚港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