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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里，科幻和科普是不分家的。甚至中国科幻作家的全国性组织都被称作“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并延续至今。当时的《科学文艺》上充满了科普文章、科学家传记等内容，当然也有大量科幻小说。而那时许多科普刊物甚至纯文学刊物也都在发科幻小说。《科学文艺》只是更为集中一些。当时与它风格一样的刊物有北京的《科幻海洋》、天津的《智慧树》、黑龙江的《科学时代》和《科幻小说报》，被称为中国科幻的“四刊一报”。
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里，《科学文艺》轻而易举就达到了二十万册发行量。其它几家科幻报刊也是一样。但是很快，政治和市场的压力双管齐下，其它几家无法抵挡，败下阵来。最后一个倒闭的是天津的《智慧树》，时间是一九八六年。
压力之下，四川省科协让《科学文艺》自负盈亏，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从那以后，这家杂志社慢慢变成了“红帽子企业”：头顶着国家刊物的名义，实际上是股份制的民营企业，它的老板就是杂志社里的几个大股东。这也是中国的科幻爱好者应该知道的，否则你无从了解它的许多作法的基础是什么。它拥有国营出版单位无法拥有的灵活，同时对于市场垄断也拥有一般国营出版单位无法拥有的渴望。
没有婆婆，一方面没有靠山，一方面也没有了束缚。当时不足十人的小杂志社民主选举了自己的社长，就是现在的杨潇。杨潇当选除了本身确有能力外，前四川省委****女儿的身份也是重要因素。客观地说，如果不是这个挡箭牌，中国科幻惟一的一脉香火也将不复存在。那么九十年代中国科幻的复兴将因为缺乏核心，会比现在更困难一些。在杨潇的带领下，杂志社举办了世界科幻大会，改变了办刊风格等等。这些＜科幻世界＞本身有大量文字宣传，我就不多说了。有一个事实我可以告诉向往英雄主义的朋友：《科幻世界》发行量最少的一期仅七百份。而今天是数十万。单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的确是一个商业英雄。
当时，科幻世界的决策层主要由四人组成：杨潇、谭楷、向际纯、莫树清。向际纯时任美编负责人，也是一个策划人。老读者们一定还知道，九四、九五年那时，《科幻世界》象今天的《科幻大王》一样，一半文字一半卡通。没有这个转轨，《科幻世界》就无法切入中学生市场并获得生机。而整个工作基本是向策划并组织的。当时还有一套畅销的科幻美术卡片也是向的手笔。
人的功劳大了，自然不****原来的地位。于是决策层中发生了一场1：3的斗争。结果以向际纯离开成都到北京一家出版社任职告终。从那以后，再没有人向杨潇的地位挑战。今天，她是杂志社的绝对权威，整个杂志的行事风格很大程度上是她个性的延伸。只是她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公众并不熟悉她。
《科幻世界》艰苦多年，到九四年才扭亏为盈，后来经历了一个暴涨期，钱大把的进来，又不知如何管理。当我九八年到《科幻世界》时，杂志社正处在这个时期内。成都的科幻迷组织只要报个活动计划，就能成百上千地从杂志社拿出钱来。装修个办公室也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无预算无计划。他们在上海搞的大型宣传活动花费了两万块钱。九七年那场完全由《科幻世界》一家出资，投入巨大的世界科幻大会更不用说了。公正地说，《科幻世界》那些年搞的活动是中国大陆仅有的科幻活动。没有这些活动，世人更不知科幻为何物了。
笔者于九八年初进入科幻世界，除本人申请外，还因为一个非常荒诞的原因。当时，他们开始想在科幻爱好者圈子里找编辑人员，先考查了江苏一位姓侯的科幻迷。结论是此人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对杂志社的形象有影响。正好我提出申请，于是我这个身材不矮小的北方人就占了便宜。虽然我作了充分准备，但没有任何考试、测试，我就进了《科幻世界》，直到我自己不想呆下去为止。
后来我才知道，之所以没有这种任职考试，是因为社里根本就没有人能考我。我到杂志社最初一个多月里，竟然没找到能够谈科幻的人。当时杂志社的编辑部由来自成都一些文学刊物、剧团的编辑组成，本身对科幻全无理解。我与一位五十出头的老编辑住对门，他家里有许多古典文学著作。他对我说，下了班以后他就看这些，对科幻全没有兴趣。至于年轻员工更不用说了，他们基本上是科协老员工的子弟，来《科幻世界》单纯是为了一个饭碗。那时社某领导爱提的一件事就是，他把年轻员工召到一起，让他们每人说出三个科幻作家的名字，无论中外均可，结果成绩最好的说出了两个！当然，这些职工的为人都很不错。同事期间，他们也很关心我这个外地人。但是这种兴趣和志向上的错位不能不说是个问题。
自我以后，杂志社陆续引进了姚海君、文瑾、唐风、刘维佳等人，这才使《科幻世界》里有了懂科幻的人。在杂志社与作者和读者交流时，这些年轻朋友作了主要的工作。但是你千万别有误解或者多大的期望，因为他们只是打工仔，在大政方针上是完全没有发言权的。
阿来进入杂志社又是另外的问题。九七年我参加北京世界科幻大会时，阿来就随谭楷来到的北京。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一位北京“消息灵通人士”远远地指着他说，这个人将是茅盾文学奖的得主。那时我连茅盾文学奖几年一届都不知道，所以根本没想到，这位老兄竟然在“预言”三年以后的事情！当然，《科幻世界》的领导想必更有“预见性”，所以早早地把未来的茅盾文学奖得主聘于账下，等待新闻爆起的那一天。
作为生意人，杂志社高层在扭亏为盈之后，一直在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在他们看来，中国科幻的市场就这么大，也没什么搞头了。于是把大量资金抽到其它项目上去。颇为讽刺地是，这些项目都赔了钱，个别小公司甚至走到倒闭的边缘。几年来，仍然只有他们从内心深处并不喜欢的科幻给他们带来了利润。并且利润十分巨大，足以把那些亏损冲得无影无踪。后来他们变“扎实”了，只是把从科幻上赚到的钱置换成房地产：住宅房以奖励为名送给“老职工”，另外还有其它一些房地产，置业范围甚至远达成都以外的某郊县。当一个科幻爱好者走进他们那些拥挤的办公室时，很难想象这个杂志社真正的家底。
这种“见好就收”的举动从九八年就开始了，这也是促使我离开杂志社的原因。杂志社的领导都临近了退休年纪，这么作无可非议。而我还是个三十不到的年轻人，坐在一辆日见保守的车上是没有前程的。只不过那时，我没有对任何人讲这个心里话。
人们可以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评价《科幻世界》的性质。我个人认为，《科幻世界》总得来说，只是一家介入科幻市场的普通文化企业。它在以自身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中，大大开拓了中国科幻的市场，在九十年代以后，提高了中国科幻本以衰弱的影响力。但它从来不是，也从不准备成为中国科幻事业的某种核心。
在科幻方面，笔者只看到过杨潇的两篇文字，一篇是八十年代初期发表在《科学文艺》上的科幻小说《兰》，一篇是九七世界科幻大会上的论文。谭楷发表过科幻小说《太空修道院》，以及《林聪点评科幻》。除此之外，在私下场合里，他们对科幻是很淡漠的，甚至颇有自卑感。因为他们的社会关系并不在科幻作者和广大的科幻迷中间，而在他们真正生活的那个环境里，说自己是搞科幻的，一直会受到周围人的白眼。这几年情况之所以好转，也完全是因为《科幻世界》是整个四川省最赚钱的杂志，看在钱的份上，没有人再笑话他们是“搞科幻的”。笔者半年中参加了十几次社内会议，没有一次谈科幻文艺的创作问题，甚至也没有人关心这个问题，因为那时《科幻世界》在全国科幻爱好者中间已经有了坚实的影响，杂志社可以把它当钞票来印刷。最近两年里，《科幻世界》的大批年轻编辑写下了不少有关中国科幻事业的文字，但他们从来没有决策权。
作为一家商业企业，进行任何以赢利为目的的行为，都是不应受指责的。但是，如果这家企业试图打破游戏规则，变自由竞争为垄断，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于中国科幻，该杂志社主要领导私下里下过断语。客气些会说：没有《科幻世界》就没有中国科幻的今天。不客气时也说过：没有我某某某，就没有中国科幻的今天！（对包括笔者在内仅有的两个听众讲的。）所以，任何染指这个市场的力量，必然被他们视作当然的敌人。
当《科幻大王》于一九九四年准备创刊时，主编曾经到成都去向老大哥请教。受到冷遇自不必说。可笑的是，后来，在《科幻大王》已经生存了数年的情况下，《科幻世界》却在任何公开场合都称，自己是中国惟一的一家科幻杂志。直到九九年天津《科幻时空》创刊时，才改称自己是“中国最大的科幻杂志”。之所以给《科幻时空》这个面子，是因为《科幻时空》的前身《智慧树》乃元老级刊物，中国科幻圈里的元老们都与它有过合作关系，再不能视而不见。
垄断作者是《科幻世界》领导一惯的作法。在九七年以前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曾给每个作者一份合同，要求全面垄断作品的使用权，但只付给一次性的稿费。这个《版权法》并不保护的无效合同在作者圈子里被戏称为“卖身契”。就是后来不再有这个合同时，他们也一惯视在该刊上发过作品的作者为“我们自己的人”，对他们到其它地方发作品非常反感。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