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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赖以滋长的思想学派的创立者们都有某种共同的特性。他们在意志里寻求好处，而不是在情感或认知中，他们珍视权力甚于幸福；他们宁要权力，不要辩解；宁要战争，不要和平；宁要寡头政治，不要民主主义；宁要宣传鼓动，不要科学的公正无私。他们鼓吹严肃的斯巴达形式，反对基督教的形式；这就是说，他们把严肃精神看作获得奴役他人的手段，而不是作为一种自我修炼，以助于培养美德，以求在另一个世界中获得幸福。后来的人们浸透了流行的达尔文主义，把生存竞争作为高等物种的根源：不过它是人种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像自由竞争的倡导者们所提议的那样，是个人之间的竞争。娱乐和知识被当作目的，在他们看来，都是消极的东西。他们用荣耀代替娱乐，他们所要求的都是正确的，这句自夸的大青就是知识。在费希特、卡莱尔和马克思那里，这些学说还用一件传统道德术语的外衣封裹起来；在尼采身上，它们第一次赤裸裸地、毫无羞耻地露面了。
费希特实际上是发起这个运动的始祖，然而他却没有享有这份应得的荣誉。他开始是作为一个抽象的形而上学家的，即使在那时已显示出某种专横、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他的整个哲学是从这样一个问题发展而来的：“我就是我”，关于这点，他说道：“自我随心所欲，它存在，是由于这个唯一的随心所欲；它是行为的动因和结果，是活跃的也是能动性产生的东西；我存在表示着一种行动。自我存在，因为它随心所欲。’”
根据这一理论，自我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它要存在。现在它显示为非自我也是存在的，因为自我要它存在；但这样产生出来的一个非自我，决不变成对于自我是真正外在的东西，因为自我可以自主地处置它。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费希特说，“宇宙即我”。海涅把康德与罗伯斯庇尔作了比较，说道：“同我们德国人一比，你们法国人还是温驯的。”
确实，费希特随后加以了解释：当他说“我”的时候，他意指“上帝”；但是读者还是对此半信半疑。
耶拿一战，费希特只好逃离柏林，他开始想到，他以前实在过于卖力，把那个非自我放在拿破仑的形象上。1807年他一回来，就发表了他著名的《对德国民族的讲话》，在讲话里，一个完整的民族主义纲领第一次出台了。他首先解释道，德国人优于所有其他的现代人，因为只有他有一种纯粹的语言。（俄国人、土耳其人、中国人、爱斯基摩人和霍屯督人虽有纯粹的语言，但他们在费希特的历史书里却未被提及。）德国语言的纯粹性使得德国人具有深刻性；他得出结论，“具有特性和作为德国人无疑就是一回事。”但如果德国人的性格中还遗留着外来的不良影响，如果德国民族能够作为一个整体行动的话，那必需有一种新型教育，它将“把德国人形成一个法人团体”。他说的新型教育“必须基本上由此组成，那就是它彻底摧毁自由意志”。他又说，意志“是人的根底。”
除了绝对不可回避的之外，木需要有对外的商业。要有普遍的军事服役；每个人被迫去作战，不是为了物质的福利，不是为了自由，不是为了保护宪法，而是处于“一种高高在上的吞噬一切的爱国主义火焰”的激励下，“它把民族合成一团，生生不息，为此，思想高尚的人愿意奉献自己，而卑微者本来只是为着他人而生存的，也必须效法，牺牲自己。”
这一纲领，把“高尚”者作为人类的目的，把“卑微”者当作无权要求自身利益的人，这是现代对民主主义攻击的本质。基督教教导说，每个人有一个不朽的灵魂，依此看来，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人权”只是基督教教义的发展。功利主义，即使它拒绝给个人以绝对的“权利”，却对一个人的幸福与他人的幸福等同视之；这样，它和自然权利的教义一样，也达到了民主主义。但费希特，有点像政治上的加尔文，挑出某些人作为选民，而把所有其他人拒之门外，当作无足轻重之辈。
当然，困难在于去知道谁是选民。在普遍接受费希特学说的世界里，每个人认为他是“高尚”的，他要加入一定的派别，这里的人大致和他接近，看来可以分享他的崇高。这些人也许是他的民族，如同在费希特的事例中；或者是他的阶层，如同一个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员中；或者是他的家属，如同拿破仑的情况。“高尚”是没有客观标准的，除了在战争中获胜；因此战争是这一信条的必然后果。
卡莱尔的人生观主要是源自费希特，费希特对他的观念构成唯一的最强烈的影响。但是他添加了后来学派的某些有特性的东西：一种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对无产者的关心，其中对工业化和暴发户确实是不喜欢的。卡莱尔手段高超，甚至骗过了恩格斯，在1844年写的论英国工人阶级的书里，恩格斯以溢美之辞提及了他。由此看来，在国家社会主义中由于社会的表象许多人被欺骗，我们就木必诧异了。
事实上，卡莱尔还有他的一些受骗者。他的“英雄崇拜”听起来很高昂；他说，我们不需要被选举出来的议会，但需要“英雄国王及一个非英雄的整体世界”。要理解这句话，必须研究一下翻成事实的译文。在《过去和现在》中，卡莱尔把12世纪修道院院长萨姆森作为一个典型；但是不信任那一代著名人物的人，只需读一下《布莱克隆特的约斯林编年史》，就会发现这位修道院院长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流氓，集专横暴虐的地主和阴谋狡诈的恶棍干一身。卡莱尔的其他英雄们至少同样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克伦威尔在爱尔兰的大屠杀促动他作了这样的评论：“但是在奥利弗（即克伦威尔——译者注）的时代，依我说，‘仍然有对于上帝审判的信仰；在奥利弗的时代，还没有废除死刑’，让雅克①的博爱主义言语，在这个世界上，香水里仍然满是罪恶……只是在晚近衰败的世代中……才能不分好坏，把善与恶合成一种到处管用的独特的糖浆……在我们土地上大有效果。”在他的其他大多数英雄中间，诸如弗雷德里克大帝、法朗西亚博士和爱尔总督，只需指出他们的共性就是嗜血成性这一点就足够了。
那些仍然认为卡莱尔在某种意义上或多或少是自由的人，应该读读他在《过去与现在》中关于民主的篇章。其中大部分是对征服者威廉的颂扬，并带有为他的时代里农奴们所喜悦的农民生活的描写。然后便是对自由的定义：“你可以说，一个人的真正自由，包含他发现或被迫去发现正当的道路，并走下去”。他接着陈述道。民主“意味着发觉任何英雄统治你后的失望，并且甘愿忍受对他们的需要。”文章以雄辩的预示式的语言作了这样的论述而收尾：当民主政治要运作其全过程的时候，仍将保留的问题是“对由你真正的君王把持的政府所发现的问题”。在所有这些中，是否有为希特勒所不能认可的言语吗？
马志尼是一位比卡莱尔温和的人，在英雄崇拜上，他是不赞同卡莱尔的。他崇拜的对象，不是个别的伟大人物，而是国家；他把意大利放在最高的位置，除了爱尔兰外，他允许每个欧洲国家扮演一个角色。可是，像卡莱尔那样，他确信义务应当置于幸福之上，甚于置于群体幸福之上。他认为对每个人的良心会启示正当的东西，唯一需要的就是每个人遵从他自己心里所感觉到的道德法则。他从未认识到，不同的人在所承担的道德法则上会有本质的不同，或者说他真正要求的，就是要别人依照自己的启示行动。他把道德法则置于民主主义之上，说：“假如多数人的简单投票明显违背最高的道德准则，它就不能组成主权……假如人民的意志阐明并应用道德法则，它就是神圣的；假如它和法则分离，仅仅显示其任性，则即无用也无力。”这也是墨索里尼的看法。
此后只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被加进这个学派的教义中去，名为对“种族”的假达尔文主义的信仰。（费希特把德国人的优越性作为一个语言的问题，而不是生物学的遗传问题。）尼采和他的继承者不同，他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者一个反闪米特人者。他把这一学说只应用干不同的个人之间：他希望不适应者不得繁衍，而且盼望以养狗专家的方法培殖一个超人的种族，他们有一切的权力，而人类的其他人只为他们的利益而生存。但是，后来持类似看法的作者们一直在试图证明，所有的优秀人物都和他们自己的种族有关。爱尔兰的教授们著书证明荷马是爱尔兰人；法国的人类学家从考古学上得出证据，是凯尔特族而不是条顿族，成为北欧文明的源泉；豪斯顿·张伯伦最后主张但丁是德国人，而基督不是犹太人。在英印混血人中，一直很普遍看重种族，从他们那里，帝国主义的英国通过罗得雅德·吉卜林的中介，也深受其影响。但是反闪米特人的成份在英国一直木很突出，虽然在德国替主找到了一个虚假的历史根据，其主要责任归于英国人豪斯顿·张伯伦，自从中世纪以来，它在德国一直存留看。
关于种族，如果不涉及政治的话，那说它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重要性可言就足够了。人们也许认为，在各种族之间存在着遗传的智力差异；但如实来说，我们还不知道这些差异究竟是什么。在一个成年人身上，环境的影响掩盖了遗传的影响。此外，不同欧洲人之间的种族差异比白色、黄色和黑色人种之间的差异更不明确；这里没有显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