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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我听见自己的哭泣了。艾艾借来的录音机，把我的哭声录了下来。这哭声是倒吸着的，呜呜地，沙沙地，像是台漏气的抽水机。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哭，这样难听。如果知道，我会放开喉咙，美美地痛哭一场。我最近已经感觉到从下腰到后背有点不对劲，又酸又疼，有时还往脖子上窜，像阿红讲的那样。能听到自己的哭声，才明白其实自己并不像嘴上说的那么坚强。我无言以对。
艾艾瞧着我的眼睛，严肃地说，妈妈我求你了，求求你了！隔壁奶奶的哭声也断断续续传过来，她们好像商量过了一样。我只好答应她，我要想一想，想一想总可以吧。
我看见霓虹灯又开始眨眼，电子广告又换了一批。这些彩色的光束在我身边旋转，我也加入进去旋转，我已成了它们的一部分。我们被消费了，我们被娱乐了，我们是为繁荣做出贡献的人。我们就在这彩色的光柱上，攀援，上升，飞腾。只是最后，谁来关电门呢？
谈话笔录19
谈话人：犯罪嫌疑人丁××；年龄，26；无业。
问：是这间屋吗？
答：是。
问：知道为什么带你来这吗？
答：知道。
问：因为什么？再说一遍。
答：因为杀人。
问：为什么要杀人？
答：因为假钞。
问：你想要回假钞？
答：是。老板为这个发火了，砍了一个弟兄的手。不拿回来他还砍。
问：所以你想把它要回来？
答：是。
问：说说具体过程。
答：没什么过程。我要，她不给。我就掐她，没想到她这么不经掐。
问：她没有反抗吗？
答：没有。我也想不通。她还说谢谢。
问：说什么？谢谢？
答：是。她是说谢谢。她倒在床上，一动不动，说谢谢。
问：再确认一下，是这间屋吗？
答：是。这间屋挺怪。
问：怎么怪？
答：满屋都是光，一闪一闪，让人头晕。
侦察日志9
结案。
结案。
结案！
写于2006年2月28 五一假期再改
赋得沧桑句便工
——写在《霓虹》的后面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内地一个城市里做了十年的文联副主席（当然是管业务的）。好像是一个什么纪念日的座谈会上，当很多作家艺术家都在都在玩伤痕的时候，一位老年摄影家嘀嘀咕咕说了一通很不潮流的话。因为他不自信，音调很低，始终埋头数着他的三根手指。岁月流逝了有二十年，他面红耳赤的样子还是清晰难忘。
当年的氛围是“胆子再大一点”，谁有伤痕谁敢控诉谁敢骂娘谁就是“解放”。那时的知识分子从文革的阴影中活过来没几年，他们还需要宣泄，同时 “上面”也清楚这种宣泄的有益无害，所以是受到鼓励而且很安全的。这位老先生四十年代就是开照相馆的小业主，成分不好，文革中吃过不少苦，可轮到他发言时没有诉苦，却表达了相反的意思，自然受到了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嘲弄和冷落。大家甚至认为他的脑子已经被吓坏了，心有余悸而且余悸得厉害。
他说，不管你们怎么讲，毛泽东有三条我是服气的，第一条是禁毒，第二条是禁娼，历朝历代都没有办到的事毛泽东办到了。第三条是小心翼翼地发问：中国没有原子弹今天会怎么样？说这些话时他不停地掰着他的三个手指头，好像在数数，一二三，一二三，好像是摁下去又弹起来，又好像是生怕把这些话忘记而刻意提醒自己。
时间过去了近二十年，我也由青年变成了老年，等我也快到他那个岁数时，我才终于明白，他是在面对一个民族的历史，而不仅仅是面对个人的伤痛。其实他是最有理由诉说自己的委屈和伤痛的。然而，他清楚自己又没有跟上潮流，但又不知自己错在哪，仅仅凭着自己的良知在喃喃诉说。
今天，我自己也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历史螺旋，不但亲眼见识了被视为旧中国标识的毒和娼，而且亲眼目睹了曾经的主人翁是怎样被弃如草芥，唱了一百年的劳工神圣又是怎样被当作笑谈！想起老先生的那番话，想到历史是如此的吊诡，不由不心生感慨！我无意评判这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也不想争论性产业是否符合 “新新中国”的想象，我只想说皇帝并没有穿上新衣。
由此我还想到了艺术精神，在当时的语境下，究竟谁的思想最“解放”？谁是“先锋”——敢于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谁创造了最“有意味的形式”——三个倔强的手指头？显然不是我，和在场的大多数人。
曹征路写于2006…9…14
无望中的挣扎与力量
——《霓虹》简评
李云雷
曹征路先生的《霓虹》，可以视为小说《那儿》的姊妹篇。在《那儿》中，下岗工人杜月梅为生活所迫做了妓女，在回家的路上被狗咬了，从而引起了此后的故事，但在《那儿》中，杜月梅的故事并不是小说的主体，而只是小说中的线索之一。在这个意义上，《霓虹》可以说是对《那儿》的一个补充，它将《那儿》中没有充分展开的杜月梅的生活，以倪红梅的故事重新讲述了出来，让我们看到了底层妓女生活的悲惨与无望，以及在无望的挣扎中所蕴育的力量。
在形式上，《霓虹》由勘察报告、侦查日志、谈话笔录以及小说主人公倪红梅的日记构成，前三部分构成了小说的外在故事框架，倪红梅的日记则为我们充分展现了她的现实世界与内心感受，这构成了小说的主体部分。小说在内容上有两个层面，一是倪红梅走上做妓女道路的历程，二是她现实生活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倪红梅在学校里是一个好学生，她的父亲为抢救工厂财产而牺牲，她顶替父亲的班去了绢纺厂，在这里她度过了较为幸福的一段时光。她丈夫常虎“被行车砸死，百分之百是厂里责任，他们也都认帐，可厂里有困难，我就信了他们的话。共渡难关，共渡难关，最后他们是渡过去了，却把我扔在了深渊里。”而随着厂子的解体，她也下了岗，而她要同时养活“奶奶”和女儿，在生活上陷入了困境，这时两个男人的出现，改变了她的生活处境，使她最终走上了做妓女的道路，一个是指望不上的小男人，另一个则是她尊敬的以前的“厂领导”，正是后者彻底摧毁了她的精神防线与自尊心。
由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倪红梅之所以走上卖淫的道路，尽管不无个人原因，但与整个社会、与绢纱厂改革的不公正密切相关。正是为改革的“阵痛”付出代价的这些人最终被社会抛弃，才形成了这样悲惨的局面，所以在倪红梅身上所显现出来的，不仅是她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阶级、一个时代的悲剧。小说中，当倪红梅走过以前工厂废墟的时候，忍不住放声大哭，“那种哭，不是难受，不是绝望，而是一种悲凉，一种冰寒彻骨万劫不复的悲凉。也不光是为自己哭，还有我们的父兄，我们的工厂，还有我们那两千多姐妹。”正是在这里，小说通过倪红梅人生历程的追溯，对我们改革的方式提出了尖锐的疑问，主导改革的权力者会说， “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是我把厂子搞破产了，卖了，贪污了，拍屁股走人了。我不怕，卖厂是市里的决定，我有什么办法？改革嘛，总是有成本的。”我们所看到的是，改革的成本总是由工人们负担，这把他们逼到了悲惨的处境中，而另一些人则升官发财、从中渔利，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在做了妓女之后，倪红梅的生活同样是艰难的，在社会关系中处于一个极为不利的位置。首先，是她与女儿、“奶奶”的关系，倪红梅出卖自己的身体，也感到对不起女儿与“奶奶”，但为了女儿的医药费、学费，“奶奶”的生活费，她又不得不靠做妓女为生。在这里，小说细致地勾画了女儿、“奶奶”对倪红梅态度转变的过程。一开始，“奶奶”是咒骂、寻死，而到最后，则对倪红梅有了一定的理解与关怀，这是在共同的艰难生活中培育出来的感情，是在无奈中认同现实所产生的同情，这样的情感虽然产生于卑污的生活，但却是圣洁的，是最为动人的。
其次，是倪红梅与嫖客的关系，她与老梁头的关系便是一个很好的见证，老梁头要跟她好，要“包”了她，但她清醒地意识到，他们之间只是妓女与嫖客的关系，不可能出现“喜欢”、“爱”的关系，这虽然残酷，却是事实，尽管这一点一旦被证实，倪红梅也不由得感到难过，“毕竟，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说喜欢我的人，而且三番五次地说”，但他们的关系决定了他们只能限制在金钱与肉体的交换上，不会有另外的可能。
再次，是倪红梅与其他妓女的关系，如阿红、阿月、肥肥等等。这些人之间既相互体谅，又相互争斗，形成了一种复杂、微妙的关系。小说的一个好处在于，它虽然以倪红梅为小说的主人公，却也以相当的笔墨勾勒出了阿红、阿月等人的生活处境，从而在总体上呈现了底层妓女这一阶层的生活状态，这是一种卑贱、无望的生活，她们仿佛置身于泥泞之中，无法挣脱。小说以几个故事，写出了她们生活中泥泞的质感与内在逻辑，同时写出了她们对爱与幸福的卑微追求，尽管靠出卖肉体为生，但她们“心里始终围着一道坝”，这是她们生活的最后底线。值得注意的是，倪红梅与其他妓女有着明显的不同，她是城里人，年纪大，是下岗女工，而且人“很好”，这就决定了她在她们中是一个类似“大姐”的形象，正是她调解她们的纠纷，倾听她们的心事，她是这样一个小社会中的精神支柱。
以上两方面的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