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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见得，没准儿真是那样。”爱玛说。“但即便如此，国家办的老人院与自己的家也不一样。即使有自己的房间和全套设备，他们的生活也不会幸福，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家，没有儿孙在身边。我们为演员建了很不错的老人院，但我永远也不希望我儿子把我推到那儿去。从他的眼睛我就能看出，他决不会那样做。”
“现在说他将来怎么想还为时太早。”女人们都笑了。但大家都同意，晚年离家索居是很可怕的事情。
◆ 故事之六
持不同政见者佳丽娜把她讲的故事称为“吉祥服的故事”。
我有个朋友叫玛丽娜。她是个优秀的打字员，也是个胆小鬼。她父母在１９４９年被捕，并死在劳改营，所以她总觉得有责任为民主运动做点儿事。但每当有人带地下出版物来请她打印时，她总是警告来人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别告诉我这东西从哪儿来，或到哪儿去。我特别软弱，他们一审问我就会垮下来。所以谁的名字也别跟我提。我不想出卖这些人，因为我爱他们，只要我不认识这些人，审问时我就不会供出他们。”
她特别害怕密探、窃听器以及其他所有跟克格勃有关的东西。可她还老是要求任务：“我必须做点儿事。但我不想知道不必要的事情。”
很难说服她。有人试图安慰她，让她别害怕：“他们为什么要逮捕你呢？如果把打印地下刊物的打字员全都抓起来，监狱非爆满不可。”
还有的人试图避免与她打交道。“要是她自己都警告我们，”他们说，“那就说明她知道自己软弱，她就会经不起审问。”
玛丽娜生活不宽裕。她有个宏愿，这就是订做一件黑色天鹅绒裙服，还要镶上黑色沃洛格达花边。这套裙服已经成了她的心病，为它攒了好几年钱。最后她终于倾其所有，买了天鹅绒和沃洛格达花边，并交给了裁缝。她想穿着它去参加新年晚会，应该提一下的是，她正悄悄地与我们的一位朋友相爱，她的梦想就是穿着这件令人惊异的衣服出现在他面前。但是，她没能如愿以偿，恰在新年晚会前，她被捕了。
调查进行了好几个月。起初听说她被捕的消息，我们想起了她说过的话，断定她会供出对我们不利的证据，使更多的同伴遭逮捕。但过了好长时间也没人被捕，甚至连讯问都没有。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是好事，因为无法知道调查是如何进行的。玛丽娜有个哥哥，他们准许他为妹妹请律师，还告诉了他开庭时间。我们当然要到法庭看看，幸运的人进了审判庭，其余的人就挤在走廊和楼梯上。审判是在城区法庭进行的。
我们坐在审判厅里，等待着。突然门开了，两个持枪法警把玛丽娜押进来了。整个大厅的人都惊呆了：她穿着奢侈的天鹅绒晚礼服。在狱中关了几个月，这可怜的姑娘当然看上去脸色苍白，但却像童话中的公主一样美丽。真不知道她在狱中怎么会有这种打扮，而且她还梳着皇后般的发式，脖子上系着天鹅绒缎带，上面挂着一个十字架。这是第一个迹象，表明玛丽娜没有屈服；在监狱中很难争得戴十字架的权力。
审讯进行过程中，玛丽娜没牵扯任何人。只有她的两个邻居出来作证。克格勃强迫他们证明，有人找过玛丽娜，而且来去时都带着纸张。玛丽娜否认打印非法印刷品。她说：“我没看出这里面有什么错。人们有权了解全部事实真相。但如果人们为此而受迫害，我为什么还要帮助迫害者？”
这就是她对法庭所说的话，说完以后再也不看法官。她坐在被告席上，安详地望着大厅中的朋友，有时还冲我们微笑。看上去好像是刚跳了许多华尔兹后正在那儿休息。这期间，她所爱的那小伙子眼睛一直没离开她。
玛丽娜被从轻发落——在普通劳改营监禁三年，罪名是散布对苏维埃制度的诽谤。打听到她的劳改营地址，我便给她写了封信，问她从哪来的力量，因为过去她胆子很校玛丽诺契卡回信说：“佳尔卡。我穿着那样的衣服怎么可能失去自己的尊严？我的行为要与我的装束相配才对。他们来抓我，这极大地伤害了我。那天我刚从裁缝那里把这件衣服拿回来，我真说不出它有多么漂亮。我想象着如何穿着它同他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没想到他们突然来找我。我意识到我再也参加不了什么晚会了。绝望中，我把那件梦幻般的衣服穿在身上，来到了监狱。在我的想象中，除夕之夜我同他在一起。这都是因为这件衣服。我还是个胆小鬼，一个软弱的人，像过去一样。”
我把信拿给他看了。他立即赶到劳改营去看玛丽娜。现在两个人关系很好，玛丽娜很幸福。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件吉祥服。
佳丽娜讲完后，大家争先恐后地讲各自的故事，全跟衣服有关系。事实表明，买衣服或帽子不仅能改变女人的心情，而且能改变她的整个生活。
例如，爱玛透露了一个秘密：“在戏剧学院读书时，我的梦想是买顶漂亮的小绿帽儿来配我的红发。从那以后，每当心情不好时我就对自己说：‘看来我该买顶小绿帽儿了’。我往往去商店花很多时间挑选，要没有绿色的，我就试其它颜色的，然后买一顶，这才满意地回家。我有许多这样的帽子，都不知该怎么处置它们。光绿色的帽子就有一打，你们谁想要吗？来挑吧，免费供应。”
但没人对绿帽子感兴趣，于是奥尔佳讲起了她的故事。
◆ 故事之七
女工契尔佳讲的是两位母亲的儿子在产院被调了包，以及她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第一天我就差点儿讲出这个故事。之所以没讲，是怕吓着你们。现在好了，大家都和自己的孩子混熟了，谁也不会担心自己的孩子与别人的调了包。因为我的故事说的就是调包的事。
两个女人住同一产院的同一病房。一个是列宁格勒当地人，是一位工程师；另一个是乡下人。这位列宁格勒人是在排队买食品时开始宫缩的。她俩躺在同一产房，同时生的儿子，产后住同一病房，因此结下了友谊。同我们在座的一样，她们也是不同类型的人，但女人在一起总能找到话题，也有时间相互了解。
后来她们出院了，相互道了声再见，以为再也见不着了。
五六年过去了，那位工程师有一天去市场买土豆，突然看见了在产院结识的朋友正卖菜呢，她们彼此相认，并为重逢而感到高兴。
“你的儿子好吗？”农妇问。“上帝又赐予你一个孩子吗？”
工程师治了多年不育症，盼了好多年才盼来那个孩子，后来没再生。“这孩子很不错，我和丈夫都挺高兴，我们没再要孩子。我丈夫唯一不解的是，埃迪克长着一头红发，而我们家的人都是黑发。或许这孩子有点象奶奶。”
“我们科尔亚也是，他长了一头黑发，象甲虫一样黑。我丈夫起初跟我开玩笑说：‘这小黑孩儿像谁呢？他却不象是俄国人。’”工程师是犹太人。她从包里掏出儿子的照片给农妇看，农妇抓过照片，凝神细看，低声问：“你说你的儿子叫什么？”
“埃迪克。”
没想到农妇大叫起来，声音之大整个市场都能听见：“我儿子，我亲爱的小儿子。他们怎么给你起了个这么讨厌的名字。你怎么成了人家的人，亲爱的？”
她又哭又叫，最后招来了值勤民兵。但她丝毫没觉察到，只是一个劲儿地指指照片，又指指工程师，悲愤地哭诉道：“她把我儿子抱到她自己家去了。”
工程师不知她为什么突然大吵大闹，吓得脸色灰白，昏了过去。幸好市场上有急救站，派来个护士。护士救醒了她，俩人都被带到了民兵纠察队接受审讯。最后他们记下了她俩的住址，并让她们找法庭解决问题，因为这不是他们能解决的事。
去法庭之前，两个人都平静了，决定先去看看孩子，以弄清是否真的调了包。工程师叫了辆出租车把农妇带到了自己家。在路上，她就让农妇保证只是看看孩子，什么也不许跟孩子说。
到家了。农妇看了那孩子，也就是埃迪克，坐在那儿又哭起来，但她遵守协议，什么也没说。然后两个人走出家来到街上，农妇对工程师说：“没错，索菲娅，肯定是调了包。你的埃迪克跟我的丈夫一模一样，他是红头发，跟我们其他几个孩子一样。喏，这是我的地址。去看看你真正的儿子吧。但协议照旧：什么也别说。”
第二天，工程师为农妇的孩子们买了一大堆礼物，乘车去了三百公里以外的洛德诺依波利。她在那儿看到了什么呢？
五个孩子坐在板凳上——四个是红发，一个是黑发。她不由得急忙走过去看这个黑眼睛，卷头发的小科尔亚——他简直是她儿时的翻版，看见他就如同看见了自己儿时的照片。
晚上打发孩子睡了觉，大人们坐在桌旁开始讨论下一步怎么办。两个女人吧嗒吧嗒掉眼泪，农妇的丈夫则坐在那儿想办法。他出了这样一个主意：“索菲娅·阿罗诺芙娜，我们把孩子调换一次，看他们是否认自己的母亲和兄弟。当然，你大概给了我们的孩子许多巧克力，也会很宠爱他……而科尔亚却习惯于旷野生活，他光着脚到处跑，整天在河边玩，一天喝一公升牛奶。要是没了新鲜空气，只有巧克力，他怎么能活得下去呢？可孩子又不得不回到他们的既定的命运上去。”
母亲们考虑了一下，决定尽量和平解决问题。索菲娅·阿罗诺芙娜又呆了三天，试图与科尔亚交朋友。她在村里的商店中给他买了鱼钩、鱼竿。也就是说，她尽量使他对自己产生好感。这小家伙儿好像感觉到了什么，对她依依不舍。然后在商定的那天，她向他提出到列宁格勒的“姨”家住一段时间。这是两位母亲商量好的——跟孩子们说她俩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