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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珍品细细品味一遍，其中会有个我取名为‘白衣姑娘在夏日乐园刺绣’的时刻。想到它，此情此景便会立即重视，我就会看到，在深绿的树叶与洁白的雕塑的衬托下，一位姑娘正在聚精会神地绣花。我就会想起阳光透过椴树的枝叶洒在您的衣裙上；您的辫子从椅子后面垂下来，几乎拖到地上；您的凉鞋有点磨脚，您就脱下凉鞋，赤着脚；脚趾头还朝里弯着。因为地面有点凉。我也许还会想起更多，一些此时我还没有想到的细节。”
“太奇妙了。”我惊呼起来”“一只装满幸福时刻的篮子。您一生都在收集幸福吗？”
“自从一位智者教我这样做以后。您知道他，您一定读过他的作品。他就是阿列克桑德拉·格林。我们是老朋友，是他亲口告诉我的。在他写的许多故事中也都能看到这个意思。遗忘生活中丑恶的东西，而把美好的东西永远保留在记忆中。但这样的记忆需经过训练才行。所以我就发明了这个心中的幸福之篮。”
我谢了这位老妇人，朝家走去。路上我开始回忆童年以来的幸福时刻。回到家时，我的幸福之篮里已经有了第一批珍品。
“的确，每人都有类似的记忆，”爱玛说，“只是我们不欣赏这些记忆罢了。我们总是等待着巨大的幸福。然而，也许幸福就是由幸福的片断组成的。好了，阿尔宾娜给我们讲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要讲个地上的幸福故事，尽管也是在空中遇到的。”
◆ 故事之五
空姐儿阿尔宾娜讲了一位外交官何以找了个俄国妻子。
有一次我们飞往伦敦。班机上人不多：几个老外，两个苏联驻外人员，一伙儿去伦敦演出的演员。另外还有一名年轻英俊的英国外交官及其正怀孕的俄国妻子。当然，不能指望孕妇个个漂亮，可这一位真够邋遢的。我们姐儿几个私下议论说：“这可真是猪八戒走红运。”
起飞刚一小时，这位外交官的妻子就开始宫缩。我们把她弄到我们的休息室，让她躺在沙发上，但还怎么办？按规定是在乘客中找大夫。那好吧，我们立即广播找人，我们就知道这么几个乘客中不大可能有医生，结果还就是没有。外交官的妻子躺在那儿呻吟，还不断地问我们：“快过边境了吗？
我不想把孩子生在苏联领土。”
我试图稳住她，说：“快过了。”但我们明白，在伦敦下机以前，所有的乘客都在苏联领土上——因为这是苏联的飞机。
年轻的丈夫坐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并试图用俄语和英语安慰她。他一会儿称她为凯蒂卡，一会儿又称她凯特。她也是东一句俄语西一句英语，疼得直叫唤。我看她没准儿真的会生在飞机上，但又想不出谁能给她接生。我们要使她安静下来，但又不敢给她安眠药吃——机上没这项规定。
后来我想出一个妙计，能使她镇静，并推迟分娩时间。只是这样做需要她丈夫同意。我把他从休息室叫到走廊里，跟他解释说：“您妻子很紧张，这样下去到不了伦敦她就会生，而这儿没人能为她接生。但机上有些演员，我想请个老点儿的女演员装扮成医生，以便让您的妻子安静下来。不知您是否同意这样做？这或许能使她睡着，并安全到达伦敦。我们已经同前边联系过，有医生在机场等我们。”
戴维——也就是那位丈夫——早已慌了手脚，你说什么他都同意。我送他回到凯蒂卡身边，便去找那些演员，一位女演员很爽快地同意了：“好吧，那我就来个即兴表演。”当我们来到休息室时，这位演员立即进入了角色，跟凯蒂卡说话时连声音都变了：“怎么样，亲爱的？是急产吗？让我瞧瞧。”
她在凯蒂卡身边坐下来，摸摸她的肚子，然后转身对我们说：“请大家出去两分钟。”她的口气完全是命令式的，我们大家立即走开了。
不一会儿，她让我们进来，并很有把握地说：“不必惊慌。她现在还不会生。但也快了，请准备好热水、干净毛巾、麻药和剪子。让我看看你们的急救包。”她很内行地检查了一下急救包，说：“好了。我们做最坏的打算，如果真是急产，我们就在这儿接生。不过，亲爱的，您最好睡一会儿。休息一下对您有好处，不然一会儿生的时候体力不支可不行。”
听上去十分自然，不仅凯蒂卡安静了下来，连知道真相的戴维也不那么慌张了。未来的母亲果真睡着了。
后来怎样了？我们把凯蒂卡平安地带到了伦敦，那儿救护车正等着她。戴维紧张得都忘了谢我们一声。我自己谢了那位女演员：“但愿您下一步旅行顺利。”我说，“遗憾的是只有几个人看到了您的杰出表演。她要真生的话，您怎么办呢。”
“亲爱的，我已深深进入了角色，我很可能真的为她接生。我也生过孩子。”
我们道别了，而且我没想到这些人我以后还能碰到谁。但一年后，戴维又上了这架飞机。我立即认出了他，但没主动跟他打招呼。我们有规定：维护苏联公民的尊严，不许与外国人套近乎。我推着小车送饮料时，戴维看见了我：“嗨。这不是您吗？上次我妻子在机上要生孩子，您帮了很大的忙。当时我没来得及谢您。太感谢您了，我、凯蒂卡，还有小戴维都非常感谢您。”
我按规定回答说：“这是我们应尽的职责。”朝他不冷不热地微笑了一下，我就走开了，带着苏联公民的所有尊严。但实际上我十分高兴。因为连猫都喜欢抚摸。
送午餐时，戴维把一只漂亮的包塞给我说：“这是一套衣服。本来是带给凯蒂卡妹妹的，但我看您穿也合适。要是凯蒂卡知道我遇见了您，并送您一件礼物，她会十分高兴的。”
该死的规定严格禁止接受旅客馈赠，所以我只能拒绝这套衣服。当然，你可以接受它，但说不定让谁看见了打个小报告，你就再也别想上机了。
但戴维自己也知道这些规定。当我来收盘子时，他递给我一张纸条儿，上面写着：“今晚在列宁格勒照此号码给我打电话。”下面写的是电话号码。好，那就另当别论了。
当晚我给戴维打了电话，然后俩人到咖啡馆会面。他把那套衣服带了来，我俩坐在一起，他给我讲了他是如何结识凯蒂卡的。“我来苏联工作时，在伦敦已有未婚妻，她是高级外交官的女儿。我们相爱甚笃，足可结成美满良缘。我的恋人提的条件是，我在苏联任职期满后应到西欧国家任职，这样她就嫁给我。考虑到这是个合理的要求，我就答应了。
“有一次我从莫斯科来列宁格勒办事，美国使馆的一位同事给我介绍了几位青年艺术家，凯蒂卡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饶有兴趣地谈论起当代艺术的发展方向，而且我提议找机会再谈谈。所以，她才大胆地邀我去她家吃晚饭。我去了。她同母亲和弟弟住在一起，按苏联的标准看，住得还不错：有自己的房子。凯蒂卡的母亲很好客，给我做了苏联风味的饭菜，很可口。我们正吃着饭，突然从隔壁传来苍老的声音：‘我饿。你们又忘了我。’凯蒂卡急忙起身跑过去。她妈妈告诉我：‘那是凯蒂卡的姥姥，我的母亲。她卧床已经五年了。行动越来越困难，但除了凯蒂卡她不让任何人照看她。这可怜的丫头，也真够难为她的：她上学、工作、作画，还得照看老太太。’凯蒂卡很快又回到饭桌上，看上去平静、快乐：‘姥姥闻见饭味就饿。其实我早已喂过她，现在睡着了。’这么说，五年来你一直在照看她，凯蒂卡？”我问她。
“她很伤心地回答说：‘她喜欢我这个外孙女。现在她把别人都忘了，连妈妈，也就是她女儿，都不认识。她只记得我。’他们还给我讲，凯蒂卡和弟弟如何每天用扶手椅把姥姥推到街上——这算是老太太的户外活动。他们没有适合乘电梯的轮椅，也无法把房子换到一层。我建议他们最好把老人送到老人院。但他们全家人都攻击我：‘我们怎么能把姥姥送进老人院，而我们自己图快活。人家会怎么想吧。她苦挣了一辈子，有权死在自家的床上。’凯蒂卡带着恐惧的神色望着我说：‘戴维，你不会抛弃把你抚养成人的姥姥吧？’于是我想起，我那位未婚妻的母亲在老人院已好几年了，更不用说她姥姥了。她觉得这样对母亲更好，自己也方便。由此我突然想到，一旦我出点事成了残废她会轻易地抛弃我，就象抛弃她那中风的母亲一样。那天晚上我便下决心娶凯蒂卡为妻，但几年后才得以实现，那是在她姥姥逝世以后，我与未婚妻以及她父母吵翻了。在这项婚姻的审批上也遇到了很多麻烦，克格勃给凯蒂卡施加压力，让她别嫁给我。这促使凯蒂卡下决心出国。她说当局的作法很愚蠢，他们怎么能够决定谁应该嫁给谁，谁应该怎么个活法呢？她甚至不想在这儿生孩子，那是因为担心孩子将来的命运不好。于是，我就娶了这么个妻子，跟她在一起老了，病了，也能心安理得，不必担心她会抛弃我。”
亲爱的诸位，凯蒂卡多走运。大家想想，像这样的女人俄国遍地都是，只是戴维不知道罢了。我知道许多家庭，他们都同有病的老人生活在一起，没人想到要抛弃他们。
“戴维的想法很奇怪，”佳丽娜评论道。“当然，西方的老人院跟我们的不一样。显然那边的老人能住单间，而且还有零用钱买东西。”
“你把他们看得太好了，佳丽娜。”奥尔佳笑着说。“他们没法能给老人单间住，至于零花钱，那绝对是胡说。要是国家养着他们，他们怎么还可能有零用钱呢？那是资产阶级的宣传罢了。”
“不见得，没准儿真是那样。”爱玛说。“但即便如此，国家办的老人院与自己的家也不一样。即使有自己的房间和全套设备，他们的生活也不会幸福，因为他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