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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了朋友家。屋里很暗，一切正常。他们都坐在那儿看电视，是普格乔娃那个傻帽儿演的电视剧。我坐在躺椅上，开始打量“老头儿”，可黑咕隆咚的也看不太清。他跟别人没什么两样，只是他的西服是在高级服装店订做的，这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我朋友和她的那位相拥而坐，真像一对恩爱的小两口。她的那位是饭店的经理，我们通过他可以认识好多老外。干吗认识老外？当然是探讨国际局势呗，这还不明白？
普格乔娃总算哭完了，我朋友开了大灯。姑娘们，我一眼就相中了这家伙。你们还没看见他的西装、衬衫、手表呢——都是地地道道的洋货。根本不是船员们带回来的洋垃圾一类的东西，全都是正宗的名牌儿。于是我冲他飞个媚眼，又甜甜一笑，挺了挺奶子，一门心思想迷住他。他把我从头到脚细细打量一遍，似笑非笑地说：“主妇的酒柜大概空了吧。该喝点什么上路了。”
我朋友赶快去拿酒，我留在这儿惨兮兮的。这头蠢猪，我想，他竟然不理我。可我还是鼓起劲儿站起来，这儿露出条腿，那儿又露出点屁股，过去帮我朋友拿杯子。我注意到我那位英俊少年这时正用赞许的目光瞧着我。要的正是这种效果。我走过去把电唱机打开，然后转过身，随音乐扭了起来。
这回他靠在椅子上好更仔细地看我。他以鉴赏的目光打量着我的身段儿。我觉得我已经迷住了他。
长话短说，总之我把他勾上手了，姑娘们。他把我带回他的住处，开始了一段妙不可言的爱情。他先让我把自己的衣服都扔了，给我换了一套行头，然后就带我去了黑海。之后我就跟他出国了。我成了他的随身翻译，尽管我压根儿就不懂英语或其它外语。可他逼我学外语，为此我至死都对他感激不尽，因为我现在飞的是国际航班。
要是我想自己挣点体己钱，最不济我也能找个持不同政见者，有时还能拉到外国官员。跟他的那３年里，我见到了你们做梦都想不到的生活，也去了好多你们根本看不见的地方。我期满以后——他只要２０岁以下的女孩——他没像那帮畜生那样把我一脚踢开，而是把我安置到民航当了空姐儿。这就是我的初恋。
听完阿尔宾娜讲的故事，有人惊得合不拢嘴，有人笑得喘不过气。“谢谢你，阿尔宾娜，是你让我们大家开窍儿了。
现在我们总算明白了什么是新潮青年的爱情。阿尔宾娜，真有你的。”
只有“浪荡女”吉娜站在阿尔宾娜一边。“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女孩走这条路也许是因为家庭所迫，或有什么难言之苦，咱们并不了解。从劳改营出来后，我被发配去垦荒，我在那儿算是亲眼见到了那些女孩子的遭遇。她们都是纯洁的小姑娘，有的还是共青团员，到那里去劳动……”下面该轮到佳丽娜讲了。她身材瘦小，头发浅黄，看起来就像个小姑娘。她老是捧着本书看，现在听了大家的故事后变得活跃起来，还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
◆ 故事之七
不同政见者的妻子佳丽娜讲的是她这位“简·爱”式的人物在一次给朋友帮忙的机会中，在苏联政治劳改营里找到了幸福——当然，她自己并不是那里的囚犯。
你们肯定听说过持不同政见者。我丈夫就是其中一个。他也是我的第一个恋人。
大家能看出来，我长得不漂亮，不是那种让男人着魔的女人。我很瘦，戴副眼镜，很不起眼……我到了２０岁还没被男人吻过呢，我自己也不大想这方面的事。我酷爱戏剧和诗歌，那时是国家艺术学院建筑分院的学生。当然我有朋友，还不少呢。其中一位是很要好的中学同学，叫柳德米拉。上了大学后虽不常见，可一见面就聊个没完，甚至能聊个通宵。
我们的友谊在中学时代就开始了，因为我们都喜爱诗歌。
那时大家都迷上了叶塞宁的诗，后来又迷上了一阵阿萨多夫，而我们俩已经在啃茨维塔耶娃和曼杰利什塔姆的作品。此外，不知什么原因我俩都读吉卜林的作品，还把其中最喜欢的一首小诗谱了曲子一起唱：
我从没见过美洲虎，
也没见过犰狳——
在它的甲胄里伸曲，
我大概不会看到，
除非我去里约热内卢才会见到这些奇兽——
滚落吧——
滚落到里约热内卢——
真的滚落到里约热内卢。
啊，我真想滚落到里约热内卢
趁我还不老的时候。
上了大学后的一天，我去看望柳德米拉。
她正在包包裹，还一边兴高采烈地唱着我们编的歌，不过歌词却有所改动：
我从没见过英雄们大胆发表意见，
直到他们被关进监牢，
我大概不会看到，
除非我去古拉格才会见到这些英豪——
滚落——
滚落到古拉格——
真的滚落到古拉格。
啊，我真想滚落到古拉格
趁我还不老的时候。
在我接着讲下去之前，咱们先约法三章：我讲的这一切你们就当没听见，以后在任何场合都不要提起。尽管我不会透露太多，也不用真实姓名，但还是提醒你们几句为好。这些话尤其是说给你听的，瓦伦蒂娜。不管怎么说，我并没掌握任何国家机密，所以作为党的干部，你的良心不必不安。大家都同意吧？那我就接着讲。
我便开始怀疑我的好朋友是不是跟持不同政见者有什么联系。有时从她那里能听到一些报纸上见不到的消息；有时对那些人人都在谈论却没有人明白的书籍，她能做出解释。她总是很公开地亮出自己的观点。
有一天我去找她，发现她泪流满面地坐在那里，桌子上摆满了不易搞到的紧俏食品：熏肠，速溶咖啡，贴着外国商标的罐头食品，还有一罐鱼子酱。
“老天，你这是怎么啦，柳德米拉，”我问她，“对着一桌子好吃的你还哭？这太不合情理了。”
柳德米拉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说：“佳尔卡，真是老天有眼，派你来助我。听我告诉你。你知道那次班机事件吧？”
“知道，你给我讲过。”
“这三年来我一直在探望一个小伙子，他因为那次事件被判得不轻。”
“到哪儿探望？”
“哪儿？弗拉基米尔的中央政治犯监狱。我的身份是他的未婚妻。他没有亲人，也没有结婚。我一直在申请和他结婚，可还没批下来。现在他又被送到劳改营。到了探监的日子了，可我脱不开身。我母亲病得很厉害——昨天刚住院，准备动手术呢。没人能替我去看他，他们也不会放别人进去的，因为他的档案里只注明我一个人。你我长得很像——你可以冒充我去看他。”
开始我真吃了一惊。我非常害怕，这很自然：到政治犯集中营去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可看到柳德米拉哭得如此伤心，为他感到如此难过，我便有些动心了。她拿出他的信来给我看，每封信里都是对她的感激之辞，都洋溢着热情；这一切都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我想象着他在那里焦急地盼着、等着，却空等一唱—柳德米拉和我长得确实很相似——小时候人们都说我们是姐妹俩。况且这个想法多么富有浪漫色彩。于是我决定去一趟。
柳德米拉高兴地使劲亲我，差点把我吃了。她又告诉我应该怎么做，路怎么走，找谁，怎么说等等——还有一些不便在此透露的细节。
在去那个被上帝所遗忘的莫德维亚的路上，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大包小包的食品几乎把胳膊压断，至于交通——只好赶上什么就坐什么。一切都是那么陌生。没有柳德米拉在身旁，恐惧渐渐占了上风。
到了集中营后我愈加害怕：简直就像描写德国法西斯的电影中的镜头。瓦伦蒂娜，请你不要发表议论好不好。集中营就是集中营，不论大门口是挂着五星还是。。。d字，对于里面的人来说都同样恐怖。也请你不要忘记那个地方曾经关押过多少你们的党员同志。不，这不是从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里看到的，虽然我读过他的书。这是我们的赫鲁晓夫从上面向人民大众公布的消息。好了，我们讲的是初恋，不谈那些。
他们让我填了几张表，然后领着抖得半死的我穿过一条走廊，来到会见室。屋内有一张很长的桌子，桌子的两边放着椅子。他们让我坐下等着。屋里就剩我一个人时，我抖成了一团。一会儿，要是我的“未婚夫”被带进来后，我该怎样做呢？我知道他的名字，也见过他被捕前的照片，大概能够认出他来。可我该怎么跟他打招呼，才会使他立刻明白我是替柳德米拉来看望他的呢？要是他说：“她不是我的未婚妻，我不认识她”可怎么办呀？也许他们带进来的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个人，那可怎么办呢？这屋里也可能同时安排了其他人见面，我要是认错了人，把别人的兄弟或丈夫当成了我的未婚夫，那又怎么办呢？除此之外，我该怎样跟他打招呼呢？
是简单地问候，还是过去吻吻他？这些问题搅得我头昏脑涨，出了一身冷汗。心里嘀咕着：我肯定会露出马脚来，然后也被送进去，因为用了柳德米拉的证件，最后连她也得被抓进来，至少得关她十年。这时，我看见卫兵带进来一名身穿囚服的高个儿小伙子，我立即冲了过去，伸手搂住他的脖子喊道：“斯拉瓦，亲爱的。亲爱的。”又吻起他来。同时还小声告诉他：“我是替柳德米拉来看你的……”他也拥抱了我一下，看了看我，眨一眨眼。之后他把我紧紧搂在怀里开始亲我——我几乎快晕过去了。他一边亲我，一边低声说：“告诉柳德米拉，盖克在医院里病得很重。他需要动手术，可他们只给他吃止痛片。我们为他的性命而担忧。
因此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