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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的幸福还没开始就被毁掉了。一天波亚姑夫打来电话，说他要住院，让姑姑去照看他们的房子。德尔卡问道：“为什么？你要长期住院吗？”
他相当平静地回答：“我可能会死在那里。我得了癌症。
你要好好看管咱们的房子，以免将来儿子回来没地方祝你如果能把我的丧事办得象样些，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德尔卡不顾一切地回去了：她的确离开了丈夫，但现在他病了，她至少也应该亲自把他送到医院埃他住进一家癌症医院，准备动手术，因为酗酒过度，他得了喉癌。他的手术看来相当成功，德尔卡带着大包小包去看他，陪他，给他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不久他就出院了，出院前德尔卡同医生谈了一次，医生说象这样的病第一次手术后往往会复发，因为病毒不仅危害了咽喉，同时也侵入了胃肠、肝脏。“要让他身体的整个系统积极地抵抗病毒的进攻，这是唯一的希望。这就看病人有没有康复的信心了。人们往往一听说自己得了癌症就自以为死期不远了。”
听了医生的话，经过深思熟虑，德尔卡终于下了决心。她回到家中，把凌乱不堪的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打开衣箱，她发现他已经把他所有象样的衣服全都换酒喝了，于是她决定给他买新衣服。她先买了一件质地考究的大衣。她想：“如果我给他买件衬衣或一套西服，他会以为那是为他准备的丧服。
为死人装裹一般都用好衣服，可从来没有用大衣的。他一看新大衣就知道我根本没想到他会死。”
她还为他买了套服、内衣、衬衫和新鞋，花了不少钱。我也解囊相助。后来姑姑跟我讲了出院前她把一包衣服拿出来时他的反应。他穿上衬衫、套服后说：“这下进棺材时可有衣服穿了。多谢了。”
“你为什么要想到死呢？”她严肃地问。
波亚姑夫哀伤地望着她，自怜地说：“唉，你明明知道我得了不治之症……”德尔卡双手叉腰，冲他喊道：“癌症。你原来是这么打算的？你这可怜的人得了癌症，是吧？你心里的小算盘我一清二楚。你想让我回来，是吧？亲爱的，然后你就可以打着癌症的幌子又开始酗酒。哼，真是痴心妄想。别急，先听我说。
我已经跟医生谈过了，知道你身上只是有一个小肿块。你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我回来是因为你这儿还需要有人照顾。但你要记住，只要你喝一口酒，我马上就走。到那时候，癌症也救不了你。就这样。把大衣穿上。”
随后波亚姑夫看见她给他买的新大衣至少也得花１００卢布，他立即平静下来，知道自己不会死了。
回到家里他对此更深信不疑，知道德尔卡根本没打算他死，而是想和他开始新的生活。屋子已焕然一新，窗上挂着崭新的窗帘，更重要的是，一架漂亮的双人床取代了以前的折叠沙发。这时他终于相信了德尔卡。这件事给他触动很大。
他终于戒了酒，身体很快开始恢复。
还有什么说的呢？一年以后他彻底康复并开始工作，再也不喝酒了，德尔卡离开了恋人，起初他表示愿意等她，因为他知道波亚姑夫得的是什么玻但德尔卡异常坚决地表示，他根本不考虑她丈夫会死，她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他活下去。他现在依然健在。故事到此结束，不过，还要加一句。德尔卡现在仍然漂亮，但她眼睛里曾闪烁的光芒消失了。她的眼神变得异常坚定。
听完了拉丽莎的故事，女人们说这没什么稀奇的，无私的妻子终生照顾有病的丈夫，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但是，如果谁能讲个丈夫像那样照料妻子的故事，”阿尔宾娜不无恶意地说：“我给她奖品——一管巴黎口红。”
“让我们看看。”娜塔莎说。
“给。看嘛？”阿尔宾娜一边问，一边从包里掏出口红递给了娜塔莎。
“我要看看跟我的颜色是否一样。好了，归我了。现在该吉娜讲，然后是我讲，我讲的故事跟拉丽莎刚才讲的差不多，只不过说的是男人。”
“好了。现在请吉娜讲点劳改营生活的情况。可以吗？吉奴尔亚。在劳改营就没有高尚行为吗？”
“当然有，为什么没有？如果你们不厌烦，那我就给你们讲一个。”
◆ 故事之二
流浪女吉娜讲述，说的是无私的母爱。
我讲的是一个女人代儿服刑的故事。
我在劳改营的建筑工地干活。我们营乱哄哄的，因犯人多监房少——监房是木制的，已经３０年了，都糟了——因此，他们不再建造单层木质监房，而是建造双层石头监房，空间扩大了一倍。
我的活儿还算称心，就是苦一点儿，因为那儿没机械装置。砖、锹、小车以及犯人们的双手，这就是全部的工具。另外，还有一匹马拉水泥车，我们管这匹马叫“海鸥”。每天早上他们一把我们赶到工地就从马厩里牵出“海鸥”交给我。我把它套在装水泥箱的车上，然后赶车到仓库。把车倒进仓库，便开始用锹往上装水泥。灰尘飞扬，我和“海鸥”都成了灰不溜丢的家伙，吸进鼻孔的全是水泥，呛得要命。至少我还可以用块布包到嘴上，但“海鸥”可就惨透了。幸好装满车后我们要往工地拉，其他犯人帮助我们卸车，然后我们回仓库再拉，只有在来回的路上我们才能享受点新鲜空气。一天我们要拉１０到１５趟。一天下来我的胳膊就像要掉下来似的，咳嗽得肺都要炸了，但我仍然坚持了下来，没把这活儿交给别
人。“海鸥”是个很好的工友：不骂人、不发脾气。如果想找个知心人，最好不过的就是马了。我情绪不好时就用手搂在“海鸥”的脖子上跟它说悄悄话。它或许听得懂，也许听不懂，但要是我说了当局的坏话，它不会去给我告密。还有，在来往于工地的路上监视我们的只有蓝天。即使天不是蓝的，而是多云、下雨或下雪，这也要比在工头和看守的呵斥下干活要好得多。
一天，我和“海鸥”拉来一车水泥正在卸车时，一个卫兵走过来说：“伊万诺芙娜，卸完后把车打扫一下，去一趟医院。你们的一个同伴死了，你得拉她到红山。”
红山是犯人的墓地。自１９３０年以来，这座山长高了好多，当时埋的是富农。
我照他说的做了，把车赶到了劳改营医院，一伙儿女人正等在那儿。
“谁死了？”我问。
“四分队的卡扎科娃。”
“卡扎科娃？可她没病呀，她儿子刚来看过她的。”
“对，感谢上帝，她没受罪。昨晚她上床睡觉就再也没醒过来。”
我这才知道这些女人是扔下她们的活儿来医院给卡扎科娃送葬的，犯人没有葬礼，拉出去埋掉，在地上插个牌子写上号码就算完事了。每当看到有棺材从劳改营门中拉出去，犯人们就说：“又一个短命人。”
然后，她们就回去了，很快把这件事忘了。每人都知道明天就可能轮到自己。红山墓场白骨累累，挖坑时简直分不清挖的是土还是骨头。但卡扎科娃是个特例，女人们宁愿冒险来给她送葬。自然，这里离营门口并不远，即便如此，这也有点送葬的味道。她是个仁慈的女
人，应该送送她。
卡扎科娃是为儿子进来的，现在我来讲她的故事。她丈夫是个畜生，是个残暴的酒鬼：他常常喝醉酒后手执斧头追赶老婆。自然，她总是抱着孩子跑到邻居家去躲避，而邻居们总是把她藏起来。她向派出所投诉过多次，但他们总是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埃”一次他真的拿斧子砍伤了她。她住了一阵儿医院就又回了家。她可怜他，所以决定不去报案。起初他害怕了，收敛了点。后来，一看没事，就又旧病复发。儿子也挨了好几次父亲的斧子。
后来有一次父亲又在打妈妈，威胁着要砍了她，那孩子上去一把夺过斧子，反手一斧砍到父亲的头上，当场就把他撂倒了。妈妈跑过来摸摸他——已经死了。这酒鬼，真活该。
她没告诉孩子他已经死了，而是说：“他昏过去了。他在那儿躺一会儿还会起来撒野。儿子，你最好尽快收拾好东西去你姨妈家。我会给她写信要她让你住到开学。要不你父亲醒过来会报复你。一个月后再回来，那时他就把这事忘了。”
那孩子照母亲说的做了，径直去了火车站，准备去姨妈家。大约一个小时后，母亲才去邻居家，向一对夫妇要了点儿盐，回来的路上又去另一家串门儿，给人的印象是她很想聊天儿，她告诉这两家说，她打发儿子到她妹妹家度假去了，她丈夫不知又去哪儿喝酒了，也快回家了。所以她必须做好饭等他，以免他发怒。说完便回家了，不一会儿，她开始号啕大哭，好象家里又在打架。她跑到院子里，在那儿闹了一阵儿，然后又回到屋里，她用手攥着斧子，目的是把自己的指纹印到上面。真令人吃惊，她是怎么筹划的这件事呢。之后，她尖叫着跑到刚去过的那家：“邻居们。告诉警察局——我杀了他，我想……”一个邻居安慰她，另一个去报了警。
一个月后儿子从姨妈家回来，发现父亲已经被埋葬了，母亲进了监狱等待判决。他坚持找侦查员说事情是他干的，但侦查员根本不听他的：人证、物证俱在，而且凶手已经供认不讳。于是，卡扎科娃被判了５年——他们知道死者是个魔王。儿子对她很好。长大后他才知道母亲为他所做的一切。他经常去探监，给她送好吃的东西。犯人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接受亲友探视，人们看到母子二人在探视期间总是哭喊、争辩。他说：“妈妈，现在我已经是大人了。您回家，让我来服刑。我们要一起上诉，告诉他们事实真相。”
母亲总是对他说：“儿啊，他们不会放我出去，要不他们就承认弄错了，然后把你抓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