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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他向我宣布，第二天他要过生日，请了几位朋友聚会，也希望我去。
我同意了，他给我写下了他的住址，还告诉我几点钟到。
第二天我打扮得整整齐齐，买了块生日蛋糕去赴约。来到门口，我按了门铃。他为我开了门，只见他穿着一身最不正式的衣服——铁路制服。屋里空荡荡，静悄悄，没有一点儿聚会的迹象，也不见有朋友。
“人呢？”
“他们晚一会再来。咱们先呆一会儿吧。”
我把蛋糕交给他，就进了屋。有两个房间，显然不是他一人祝屋里又脏又乱，奇形怪状的衣服和鞋子扔的到处都是——鞋全是女人的。
“谁在这儿扔下这么多女人的物件？”
“我老婆。她今天度假去了。”
“噢，我明白了。你老婆出去度假，你就邀我来与你过夜以庆祝你的生日？你干吗要跟我胡说八道呢？我何时想跟你来，我会决定时间和地点的。”
一听这话他上来就胡乱摸我，我啪地一声打开他的手说：“拿开你的狗抓子。我讨厌虚情假意的男人，把大衣给我。等你懂得怎样待我时再过你的生日吧。”
甚至这时我还不打算与他彻底断绝关系。他实际上长得与我是一个类型。天使般的脸蛋儿，可爱的嘴唇，洋娃娃一样的眼睛。我就喜欢这样的男人，雄性不外露，吸引人，表面上看不粗野，性感也不十分明显。他就是这样的人，看上去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但我就受不了为了跟我睡觉而撒谎。
我抬脚往门口走去，但他抢在我前面锁上了门，然后回头朝我走来。我推开了他：“你疯了？想硬来吗，嗯？看我敲碎你的脑袋。”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敲碎我的脑袋。”他回答说，这时他已是满目凶光，眼睛象发怒的猫眼。突然他劈手给了我一掌。
他看上去很虚弱，可他的手却硬得象铁。这一掌一下子把我打到了墙角，疼得我直不起腰来，连叫都叫不出声来。然后他把我摔倒在地板上，用皮鞋踢我的胸部和两腿之间。这时我开始拼命喊叫。我知道会有人听到我的喊声的，因为隔着墙就能听到有人在放音乐。但音乐声又放大了，显然是为了盖住我的叫声。周围的邻居没有一人来救我。于是我想办法脱下了一只鞋，并狠狠地向窗户扔去。玻璃碎了，鞋飞了出去。这时我听到了老人们在桌子上玩骨牌的声音，我来时他们看见了我，我进楼道后他们还上下打量过我。现在我只有指望这些人了。“救命！杀人了。强奸了。”我拼命地喊叫着。
外面没声音了。我想他们是叫民兵去了，要不就是直接跑来救我。但没人来救我，这个长得象天使的施虐狂也不再打我，而开始强奸我。他使劲掐我的乳房，直掐得青一块紫一块，还扯下我几绺头发。要达到高潮时，他双手掐住我的脖子，掐的劲很大，直到最后射精为止。
完事以后他让我起来穿衣服，递给我他老婆的一双旧鞋免得我打赤脚，然后把我推出了门。
第二天，我的头都无法从枕头上抬起来：脸、头、身上——被打得伤痕累累。我打电话请了一周的假。我撒谎说，有个外地的亲戚病危，我得坐飞机去看她。而实际上是我自己躺在床上半死不活，由于伤痛和羞辱而悲惨地呻吟着。
我在床上一直呆到感觉好些时才起来。我第一件事就是去告那畜生。他们给我引见了一个侦查员，名叫阿诺克金。他告诉我，只有提供证人才能立案。我给他讲了我隔墙听到的和进楼道时看到的“证人”。他笑笑说：“典型情况。这正是许多强奸案不了了之的原因：证人拒绝协助调查。”他给我出主意，让我自己到那座楼上找人谈，或许能找到不那么胆小的人。
我照做了。我去了那儿，很快访遍了那个畜生周围的邻居。我还见到了看门人，从那儿打听到了那帮退休老头和整日坐在那儿聊天儿的老太太们的地址。但他们全都拒绝帮助我。有的谎称他们什么也没听见，而其他人则说他们倒是听到了声音，但什么也没看见，所以无法出来作证。还有的人干脆拒绝与我谈话，说：“这不关我们的事。”
一个老头子甚至恼怒地说：“我们决不会去法院作证。我们是正派人家。”
有个将军就住在我听到里面放音乐的那套房间。他穿着一身制服出来把我让进屋里。我告诉他我是谁，想干什么。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打过仗的人不会是胆小鬼。可你们猜这老畜生说什么？“正派的姑娘不会弄到被人强奸的地步。怎么没人强奸我的女儿。”
这话气得我差点儿背过气去，太伤人了。后来我把这老畜生和那个施虐狂一块报复了一下，不过这事将来再告诉你们。我费了半天劲唯一的收获就是：看门人把我的鞋还给了我，这是她早上在楼道里捡到的：“看得出来，这鞋挺贵的，所以我就捡了起来，我想可能会有人来找的。”
我回去找那个侦查员，告诉他我的进展情况，并要他给我查验身体。他说他不能那样做：“要是立了案而又破不了，那我会受批评的。最好别开这个头。”
我这才知道他也不想帮助我。我感到绝望极了，好象整个世界都跟我过不去，真想一死了之。当然，我没死，而且我现在很高兴我没死，因为事情的结局很好。
“那你是怎么报复他的呢？”女人们问。
“妙极了。直到现在他还在为那次生日付出代价，而且将来付出的还要多，虽说并不是我干的。现在我一提起这事就恶心，另找时间再给你们讲吧，姑娘们。”
“好主意，”瓦伦蒂娜说。“我们女人不断遭到骚扰，受到污辱，但有时我们也进行报复，哪天我们该谈谈这个问题。”
大家都同意。现在该佳丽娜讲故事了。
◆ 故事之六
不同政见者佳丽娜讲述了她何以代人遭受过强暴。
我的不幸遭遇是由于我自己的愚蠢，而不是由于本来可以信任的人：树友为敌是我自己一手造成的。
一年深秋，我由莫斯科出发去探视斯拉瓦。我乘坐的车晚点十分钟，而这十分钟是很关键的。问题是，根据列车时刻表，列车到达波马后仅二十分钟，去斯拉瓦的集中营所在地巴拉什沃的列车就要开车。在这二十分钟里，我要带着一堆沉重的包裹下车，过长长的天桥，然后还要走几百米才能赶上去集中营的列车，他们管这趟车叫“杜鹃”。不管怎么说，显然我赶不上“杜鹃”了。但我又耽误不起：探视被安排在第二天，要是赶不上那趟车，第二天上午就到不了巴拉什沃，而中午一过就没再为我安排探视了。这样我就会失去一天，我们相聚的时间就不再是三天而只有两天了。也许会因我迟到而完全取消这次会面。一切的一切都可能因晚点十分钟而泡汤，这太不公平了。
我跳下乘坐的莫斯科来的列车，急忙走上天桥。我手里拎着几个小包，身上背着个大旅行袋，气喘吁吁，浑身冒汗。
刚走到天桥中央便见“杜鹃”在脚下徐徐开动了：三节乘客车厢，一节一面带窗户的犯人车厢。我把大小包裹摔在地上，坐到上面，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等平静了一会儿，我便决定到公路上去搭车。路上过往的车辆不多，但我还是站在路边，一有车过我就招手。几辆带车棚的卡车开过去了，驾驶室里有卫兵——显然是拉犯人上下班。自然，他们不会为我停车。突然，一辆拉油桶的卡车停下了。司机是个小伙子，他探出头来问：“去哪儿？”
“巴拉什沃。”
“上车。”
我爬进驾驶室，把东西也都使劲塞了进去，车就开了。
他瞥了一眼我的包问：“你去莫斯科了？”
“嗯。”
“买东西去了，对吧？”
这时我本应告诉他实情，就说是来探视在劳改营的丈夫的，这样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但我担心，一旦他发现我是外地人就可能会加害于我。所以我就假装是本地人——这便是我最大的错误：“对，我到莫斯科买东西去了，那儿的食品很好买。”
他信以为真了。
“当然。你住哪儿？巴拉什沃？”
我只好说是，因为除了巴拉什沃和波马以外，摩多维亚的其它地方我都不熟悉。
“对，我住巴拉什沃。”
我没想到住在巴拉什沃的人都是同集中营有关的人。在集中营，特别是在政治集中营附近都住有这种人。
“你自己在那儿工作，还是你丈夫在那儿工作？”
我还是没意识到危险，说：“我丈夫。”
“噢，我明白了，夫人。”司机说。交谈就此停止了。我倒愿静一会儿，我要想自己的事，想与斯拉瓦的会面。我们就这样默默无言地驱车赶路。几个小时过去了，天已经黑了。
司机突然对我说：“瞧，宝贝儿，我不想再走了，我累了。我有个朋友就住在这路边。他是木材厂的警卫。我们得在他这儿过夜，明天一早我带你去巴拉什沃。”
没有争辩的余地。只要明天上午能及时赶上探视，我不在乎在哪儿过夜，在巴拉什沃还是在路边。我们到了他朋友那儿，地方很偏僻，周围是篱笆墙，附近有警卫室。我指望着他的朋友会有家，他妻子会很好地照料我过夜。没想到警卫室就两个小房间：一间好像是办公室，墙上挂着图表，屋中有张桌子，几只凳子和一只铁炉子，另一间像个洞穴，只有一张床 ——这是我后来看到的。走进屋，我把行李放在墙角，然后坐在紧挨炉子的板凳上烤火：在卡车上灌了一路风，我都快冻僵了。我很讨厌司机的朋友那副样子：肮脏，胡子拉碴，棉外衣又旧又破。
司机从车上拿来两瓶伏特加放在桌子上，对朋友说：“这位夫人从莫斯科给我们带来点儿吃的。来，宝贝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