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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了？你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儿？”
“你都想象不出。我出门走在大街上，你猜我看见什么了？
我那位忠实的妻子，或者说曾经是我忠实的妻子，正和一个家伙并肩而行。他俩眉来眼去的，他居然还把手搭在她肩膀上。我就过去了，把他那烂手从她那烂肩膀上一把推开说： ‘请允许我做个自我介绍：我是这位女士的丈夫。再请允许我向你提个建议：滚蛋。见你妈的鬼。别他妈的再让我看见你。’那家伙看看童娅说：‘他真是你丈夫吗？’我老婆不知所措地结巴两声：‘是，是的……请你听我解释。’他对她说了句‘我不需要任何解释。’转身就走了。可我那位傻老婆还跑去追他。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他气得涨红了脸。我说：“听着，赫尔曼，要是我给童娅打个电话，告诉她珍亚的地址，让她去把你的烂手从那人的烂肩膀上推开，怎么样？”
他听了这话呆若木鸡，愣了一会儿，才抓起帽子和大衣冲出了门。一边走还一边回头咬牙切齿地骂：“你真他妈的恶毒，佳丽娜。”
你们瞧，就这样我也成了恶毒的妇人。
“是啊，男人总有双重的衡量标准，”爱玛笑道。“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她依了吗？’‘没有。依你了吗？’‘没有这个婊子。’”
“我同意，”奥尔佳说道。“丈夫可以凶，老婆可以恶，但再也找不出比瞧不上儿媳妇的婆婆更凶恶的人了。大家再听我讲一个我们造船厂里的故事吧。”
◆ 故事之七
奥尔佳的故事说的是最恶毒的女人还得到婆婆里找。
我们那儿有个老太太叫玛莎·克丽阿兹米那，是个劳模。
她人不错，没什么坏心眼儿。她这一辈子可真不容易：丈夫战争年代被打死了，她一手把儿子抚养成人。为了儿子，她可是什么都豁出去了。她几乎是倾家荡产供儿子上学。儿子毕业后，当了工程师，也在我们厂里工作。这娘儿俩可真逗：妈在车间里一把油泥一把汗地干活，儿子呢，西装笔挺，衬领雪白。当然他的衬衫都是他妈给他洗净熨平的。在厂里吃午饭的情景才让人难受呢：妈穿着油渍麻花的工作服，跟我们工人一起捧着饭盒，啃着自带的干面包，儿子却坐在白领工人那讲究的餐厅里吃着香喷喷的烤牛肉，有女服务员侍候，还铺着漂亮的白桌布呢。玛莎扒着缝往里瞧，然后骄傲地告诉大伙儿：“我那小子跟主任坐在一起啦。”
其实玛莎的儿子耶格尔那孩子不错，他和工人的关系搞得挺好，专业也挺精通的。只是太多的母爱把他毁了：老婆孩子都没了不说，自己也疯了，进了疯人院。
事情是这样的，他看上了厂里的描图员，叫舒拉。那姑娘人相当好，不言不语的。只是家境一般，自己也没上过大学。一天儿子告诉妈妈说他要娶舒拉。他妈可不听这一套：“你就配找个这样儿的？她连学历都没有，家庭又那么寒酸。
她跟我们可不是一路人。”
听她那话还让人以为她出身名门呢。耶格尔是非她不娶，他吓唬他妈说他打算离开列宁格勒，带舒拉一起去北方。他妈最后只好让步。但她却私下里跟我们说：“没事儿，就先依着他。这年头儿，结了婚也长不了。与其让他在外边胡搞，还不如先结婚算了。过不了多久他俩就得打离婚，到那会儿再让他找个好的。我儿子不傻，娶这么个一般化的媳妇他早晚会后悔的。”
耶格尔和舒拉结婚了，厂里还分给他们一套两居室，跟妈妈一起住，因为老太太是劳模，儿子又是青年工程师。三口人住在一起，大伙儿都以为玛莎会渐渐地承认这个儿媳妇，好好过日子。舒拉脾气真好，事事都依着婆婆。可这一点用也没有——玛莎认准了死理儿，一心等着他俩离婚。后来又生了小孙孙，玛莎更火了，而且把火全发在那无辜的孩子身上。那可是她自己的孙子呀。哪听说过这种事儿？她连那孩子的名字都不叫，称他为“狗娘养的”、“狗杂种”。舒拉实在忍受不了，就催着耶格尔搬走。开始他还不肯——毕竟是他的妈呀。可后来看这架式是没法再过下去了，就申请换房。那老太太就跑到厂里撒泼，到各科室委员会哭闹：“你们可要为我作主呀。我儿子和媳妇把我赶出了家门。”
于是他们把耶格尔叫了来，让他低头认罪，劝他别换房子了。最后耶格尔只好不再坚持了，收回了申请。可玛莎却不肯放过儿媳妇，“都是你挑唆我儿子跟我做对，小骚货。”
舒拉受不住了，就跑到我们单身宿舍去祝可玛莎还是不肯善罢甘休。她知道耶格尔每天都去求舒拉回家。于是她就背着耶格尔赶快到房管处把舒拉和孩子的名字从住户的名单上销掉，随后又去告诉民兵纠察队：“她没登记就在单身宿舍住下了。”
民兵纠察队去找宿舍管理处的头儿，头儿告诉舒拉说：“对不起，我不敢惹民兵纠察队的人。他们天天来纠缠我们，你还是回你丈夫那儿去吧。”
舒拉无路可走，只好流浪到了街头。她身体还很虚弱，再加上心力衰竭，精神渐渐支撑不住了。最后，她抱着孩子，从施密特中尉桥上跳进了涅瓦河。已经没法救了。耶格尔·尼可莱契精神彻底崩溃，住进了疯人院。治了一年，现在已经出院了。他恢复工作以后，就跟换了个人似的：沉默寡言，在厂里出出进进就像个影子。他自己又找了间房，从家里搬出来了。你们以为玛莎会因此而悔过吗？没门儿。她虽然头发全白了，衰老多了，但还是执迷不悟：“医生会把耶格鲁什卡治好的，到时候我会给他找一个有学历、工资高的姑娘。我辛辛苦苦地节俭了一辈子供他上学，哪能就这么算了？”
就这样，她一个人毁了全家。可这事儿一仔细琢磨，又觉得玛莎怪可怜的。厂里的老师傅们都说直到耶格尔大学毕业，都没见玛莎在厂里食堂吃过饭；她总是从家带块面包果酱或是人造黄油，坐在更衣室的角落里慢慢地啃。她从来舍不得花５毛钱买顿午饭或是买瓶酸奶。这不也是一场悲剧吗？
“唔，”尼尔娅接着说，“我觉得最坏的女人还是那些前妻们，我们单元里就有一个。”
◆ 故事之八
音乐教师尼尔娅认为前妻对前夫的行为最为恶毒，但她并没说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
我们合居单元里有一家，夫妻俩带着个儿子。不客气地说：那女人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后来两口子离婚了。孩子当然是跟母亲祝孩子的爸爸想看看儿子，她从不让他进家门：“你现在不是什么爸爸了，”她说，“只不过是个抚养费的担负者，人人都讨厌你这样的家伙。你的任务就是按时给我们提供生活费，不然就让你坐大牢。你对我们再没有其它的权力和义务了。”
孩子渐渐地长大了，也不认识父亲。一天我在厨房听到这母子俩的对话：“妈妈，我爸爸是谁？”
“你爸爸是混蛋。”
最后，这位爸爸只好去法院要求跟孩子见面的权力。法院准许他每个礼拜日可以跟孩子见面两小时。你们以为她会让这父子俩见一次面吗？没门儿。他打电话来——她就挂断。
他亲自来——家里没人。一到礼拜天她就带着孩子去乡下，大清早儿就锁上门走了。
孩子的父亲忍无可忍，又去了法院。法院以阻碍父子会面罪罚了她３０卢布。你们谁也猜不出那刁娘儿们的对策。
一天我下班回来，看见一伙人从安娜·帕芙罗芙娜家中往外搬家具——安娜就是我说的那位前妻。
“怎么了，安娜，”我问，“你要搬家吗？”
“没有，”她说，“我把家具卖了。”
第二天又来了几个人把地毯也搬走了，然后又搬走了电视机。后来我们才知道安娜把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没交罚款，结果执行官来清查财产时房子早已是空空如也。与此同时，安娜又匆匆嫁给一个年纪不小的干部，是她的旧情人。
她也没告诉前夫一声就跟那人去了。不知那位爸爸是否还在寻找他的儿子。反正他继续依法担负孩子的生活费。
女人们对这位母权捍卫者的行为有着不同的见解：有人很同情那位不幸的父亲，有人认为他是罪有应得。争论相持不下，最后爱玛只好打断她们，让大家听她讲。
◆ 故事之九
女导演爱玛讲的也是自己怎样做了一次坏女人。
我见过不少坏女人，但知人莫过知己，所以还是讲讲我自己吧。
我的前夫，那位永不疲倦的老来俏，一次一次地搞女人，害得我也一次一次地跟那些女人使坏招儿。我恨那些闯入他生活舞台的女人。我给大家讲两件事来说明我当时的心情，并对我的那种恶毒的本质加以分析。
第一件就是跟西伯利亚的那位年轻的朱丽叶。开始我用恶意攻击的招术来对付情敌。据说这是最不奏效的嫉妒方式。
此话不错，我自己后来也意识到了，特别是直接的、公开的攻击，更无济于事。于是我就采用了更谨慎小心的方式。既然我丈夫滔滔不绝地向我表白他跟那姑娘没什么关系，我正好抓住这个活口，把我对她的偏见说成是别人的看法，如果他替她辩解的话，我就装出吃惊的样子。
“你还不知道吧，亲爱的，不知为什么大家老说朱丽叶是罗圈腿。她确实有那么点儿，可我觉得观众是不会看出来的。”
听见我这么说，我丈夫花了３天时间来研究朱丽叶的腿，最后他也开始觉得她的腿是有点毛病，因为“大家都这么说”。我以大家的名义攻击她的第二个目标是她的眼睛——“她是鼓眼泡儿，一只眼睛还有点斜”——然后是她的发式，然后是衣服。我成功的迹象在朱丽叶身上显示出来了：她其实是个各方面都无可挑剔的漂亮姑娘，可突然开始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