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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一些青年诗人的创作、认识上产生分歧就是必然的了。当时《诗刊》的编辑方针就是在坚持正确方向的前提下，对编辑的要求则是“可以偏爱，不能偏废”。《诗刊》以及各地报刊，都发表了许多青年诗人的锐颖作品。这些作品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都与过去的诗作不同，在诗坛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有人热烈赞成，有人坚决反对。1980年2月编辑部收到老诗人章明同志寄来的批评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我们认为艺术问题，只能通过讨论的方式来解决。于是，在召开第一届“青春诗会”的时候，《诗刊》8月号在“问题讨论”栏目中发表了章明的文章，并于9月在北京举办了“诗歌理论座谈会”，请了20多位北京及全国各地来的持不同观点的诗评家和诗人参加会议，由我和吴家瑾同志住会主持。中国作协和《诗刊》社领导也非常重视，到会参加讨论并作了具体指导。会议通过自由讨论、展开学术争鸣，对诗歌创作和有关理论问题，进行了一次热烈而冷静的交锋，各种观点都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七个日日夜夜，可以说是不眠不休，争论虽然激烈，但气氛却十分友好。这次会议把之前对诗歌的各种不同意见和争论，集中起来了，这就是上世纪诗坛著名的关于朦胧诗的大讨论。这次会议因为是在北京定福庄的煤炭干部管理学院招待所召开的，也称为“定福庄会议”。10月号《诗刊》发表第一届“青春诗会”作品专辑，12月号又发表了理论座谈会专辑，我作为责任编辑，从这期起，陆续编发了不同观点的理论文章，持续了一年多。后因种种原因，学术是非也很难定论，才结束了讨论。就这样从《令人气闷的“朦胧”》到“朦胧诗”的定名以及大讨论，影响整个诗坛，甚至波及整个文坛，在当代诗歌史和文学史上也称是一个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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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初我写过一篇长文《实事求是地评价青年诗人的创作》，在《新文学论丛》发表后（《诗刊》10月号全文转载），引起了持不同观点的诗人和读者的关注，我收到来信，都表示满意，但也表示有不满足，用当时的青年诗人江河的话来说，我的“态度”是好的：客观、公正、实事求是。我以为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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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刊》复刊后，李季主张《诗刊》要办三个版：刊物版、朗诵版、街头版。其中《诗刊》的朗诵活动，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是具有广泛影响的，许多著名的朗诵艺术家和影视演员都参加过《诗刊》社的朗诵活动。在工人体育馆一次朗诵会，有一万多人参加，座无虚席，每朗诵到高潮，听众情绪热烈掌声不断，受到了诗的热情激励和鼓舞。可以说那时诗的感召力的确深入到了一般群众，甚至文化不高的人群中。在办刊物时，在坚持高质量高水平的前提下，也不能忘了更广大读者的需要。我在评论组编评论稿时，当时就想到怎样能满足一般爱诗和初学写诗者的需要，提出开辟一个专栏：“假如你想作个诗人”。编辑部同意后，由我约请一些诗评家和诗人写文章。后来我把这个专栏的文章集中起来，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一次就发行了六万多册。诗歌作者和爱好者是大量的，他们读《诗刊》，也想写诗在刊物发表，但在《诗刊》发作品，对多数人来说，还只是一个愿望，刊物版面有限，总是只能选择部分作品发表，于是1984年下半年《诗刊》社决定办诗歌刊授，发现和培养青年诗歌作者，团结广大的诗歌习作者和爱好者，并决定由我来具体负责刊授工作。《诗刊》社创办刊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持，《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以及全国各地的一些报刊、电台、电视台都发了消息和报导。文艺界，特别是诗歌界的老一辈诗人以及中宣部、中国作家协会等领导也十分关心和支持。第一期学员报名的就有2万5千多人，北京的诗人、报刊编辑、大学老师都给我们当辅导老师，最后终因找不到足够的老师，只好停止招生。学员除了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港澳台地区外，还有美国、日本、瑞典、法国、伊拉克等国家。我们在辅导老师直接和学员联系辅导的同时，还办了辅导刊物《未名诗人》发表学员作品。并在《诗刊》上设学员作品专栏，从而起到了广泛团结诗歌作者和读者的作用，也为扩大诗和《诗刊》社的影响起了积极作用，对于刊授，我们不能因种种原因，甚至偏见，而轻视或排斥它。《诗刊》社的刊授到现在已经坚持20年了，作为一种诗歌传播方式，还是很有成效的。我认为，这是诗歌界的一件大事，完全可以在诗歌的历史上书写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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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诗刊》社做了20多年的编辑工作，我唯愿《诗刊》和我们的诗歌事业，在未来的日子里，一路好运。
让我们迎向太阳
■ 李发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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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与《诗刊》，《诗刊》对我不薄；讲《诗刊》与我，我对《诗刊》怀有一份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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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刊》自1979年2月号发我的叙事诗《呼声》至今，从老一辈的正副主编、编辑，到今天《诗刊》社的诗友们，待我始终是师长加挚友。他们喜欢我的真诚、直率、朴实；同样，我也喜欢与他们在一起的平等、交心和不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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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绥阳县，是诗歌之乡，新老写诗和发表过诗的人，不下1000人，若再加上爱诗、读诗、上台朗诵和会创作民歌的人，至少在5000人以上。诗乡绥阳人对《诗刊》社有一种亲切感，他们都为自己的诗能上《诗刊》而荣耀。《诗刊》社的编辑和曾在《诗刊》社工作过的诗人从1978年起始至今，至少有20余人次到绥阳为诗作者进行过辅导或举办讲座，《诗刊》还专为诗乡绥阳开辟过“诗乡专辑专栏”，《诗刊》社的领导和编辑们为诗乡作者的改稿和通信，加起来，我想不下1000余次。也许因此，艾青、臧克家、贺敬之、李瑛、严辰、邹荻帆、张志民、刘章、雷霆、王燕生、朱先树、牛汉、谢冕、晏明、高洪波、吉狄马加、叶延滨、李小雨、李松涛、聂鑫森、张同吾、寇宗鄂等近200多位国内著名诗人都相继到过绥阳或给诗乡题词鼓励，这是诗乡绥阳的荣幸。说真的，这也是《诗刊》社历届领导和编辑支持和关心而结出的硕果。 再说我与《诗刊》，从我在《诗刊》发表《呼声》开始，我每次到《诗刊》社，从领导到编辑都是那么的热情，有掏心掏肺的谈心，有毫不保留的指教，更有对我无私的支持。曾有先贤说过：“成功是巧，是天。失败是我，是自己。”意思是说，一个人的成功除了自己的努力外，还有天赐良机。而失败，往往是自己的过失。我还认为，人都是天，也是地。瞧那“天”字，自己先要是“人”，加“一”横知恩知遇并敢担道义，之上再加“一”横，即与自然和谐相处并有一种对未知的敬畏感，而为“天”。地呢y就是别怕“土”，对生养自己的土地和父母有孝敬之心，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地为人为文。于此，人于天地之间，便可养太和之气。《诗刊》创刊50周年，我已57岁，应是知天命的年纪，知天命，才更珍惜《诗刊》赐予我的良机和关怀。我更想说的是，《诗刊》社爱惜人才与弘扬中国诗歌精神的那份真挚，是难能可贵的。我还想，这也应该是我们的诗人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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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之心是什么呢？说“比溪流大的是江海／比江海大的是宇宙／比宇宙还大的是诗人的心／因诗人有一颗包容万物的仁爱之心／／我想说，其实诗心不必太大／是一滴水，或一卷云／能滋养人类——收获一穗‘天涯若比邻’／也很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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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还想对《诗刊》与诗人们说几句心里话，也是对“家”里人说。诗，是让人回家，诗歌创作的过程，是人文精神回家的过程。诗歌从民间走来，逐渐被贵族化甚而成为追求人生攀升的阶梯……诗离民众越来越远了，诗歌该怎样走近生活，走近民众？诗人是否应快些走出个人情绪化的圈子，别再相互各持偏见，诗该为人类或是给这个民族留下点什么多作些思考，诗歌毕竟不是自我玩乐的玩具，亦非停留在浮泛的抒情层上自我感觉良好。在安徽马鞍山举办的首届中国诗歌节上，提出了诗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相统一的论题。我认为，继承不是复古复旧，超现实更非远离现实，而是应该从传统文化到今天多元化相杂糅中提炼出中国文化新的内涵。我们的诗歌，是否也应为如何建立新型的道德伦理体系做点什么？还有就是中国诗歌当今拥有的是什么？缺失的是什么？该如何从中国诗歌的变异中找到召回读者、召回我们的诗之心等等在《诗刊》上展开讨论，别怕过激的观点和说法。有道是，老天爷造人时，造了两只耳朵，是让我们多听少说，人学会聆听就会聪明起来。我一直在想，我们的《诗刊》作为“国刊”，应起到头脑的作用，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良知，灵性与活力，应是我们中国诗歌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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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得其神而忘其形，诗之大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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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真诗永远朴素，一如真理永远风尘仆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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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还认为，诗又是一种抚摸，抚摸什么，用以心换心去抚摸人类的灵魂。人的灵魂是什么？本质上是食色与七情六欲和人的精神，去抚摸一个自然人的本真，社会人的心灵。这本真与心灵是什么？是这时空与宇宙间最本质和内核的东西。这东西是什么？就是天人合一中的那个“一”字。一生“二”，二加上“人”读“天”，“人”若冲破“二”读“夫”，一介武夫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