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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甘点点头，好像他等的就是这个答案。“你在厨房里？”
“是的，在洗涤槽边。”
“然后呢？”
尽管我更加努力地回忆，但什么也想不起来。我摇了摇头，“我想我醒过一次。在晚上。我想当时我在这里。”
“没别的了？”
我又想了想，但一无所获。“是的，没了。”里甘迅速拿出一本便笺。“就像医生在这里跟你讲的，你挨了两枪。你就不记得看到一枝枪或听到枪声，或其他类似的事情？”
“不记得，”
“这可以理解，我想。你受了重伤，马克，急诊医生认为你没救了。”
我的嗓子又感到干渴。“塔拉和莫妮卡在哪儿？”
“别走题，马克。”里甘的眼睛向下盯着便笺簿，而不是我。我感到恐惧开始压迫我的胸膛。“你有没有听到窗户被打碎了？”
我觉得昏昏沉沉的。我试图看看滴注袋上的标签，想搞清他们在用什么药物麻醉我。没有成功。至少是镇痛剂，静脉注射泵里可能是吗啡。我试图摆脱它的影响，“没有，”我说。
“你能肯定吗？我们在屋后附近发现一扇破碎的窗户。罪犯可能就是从那里破窗而入的。”
“我不记得窗户碎了，”我说。“你知道谁……”
里甘打断我的话。“还没有，没有。所以我才在这儿问这些问题，查清是谁十的。”他的目光从便笺簿上抬起来，“你有什么仇人吗？”
难道他真的只是想问我这一点？我试图坐起来，试图找个好―点的角度面对他，但一切都是徒劳。我不喜欢当个病人躺在床上，你可以说是位置搞错了，人们说医生是最糟糕的病人。原因也许就在于这突如其来的角色转换。
“我想知道我妻子和女儿的情况。”
“这个我明白，”里甘说，他的语气使我心里一凉。“但是你不能分散精力，马克。还不到时候。你是想帮忙，对不对？那你就得和我待在这儿。”他又看着便笺簿。“现在谈谈你的仇人？”
与他继续争论似乎是徒劳的，甚至有害无益，因此我不情愿地默从了。“会向我开枪的人吗？”
“是的。”
“没有，一个也没有。”
“那你妻子呢？”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我最喜欢的莫妮卡的形象——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雷蒙德奇尔瀑布时，她假装害怕，张开双臂搂住我，任由水流在我们四周飞溅——像幽灵一样蓦地出现。“她有仇人吗？”
我看着他。“莫妮卡？”
鲁斯·赫勒靠上前来。“我看到此为止吧。”
“莫妮卡怎么了？”我问。
赫勒医生走到里甘侦探旁边，肩并肩站着。两个人一起看着我。赫勒又要抗议了，但我阻止了她。
“不要对我讲这些所谓保护病人的废话，”我试图大叫，迷迷糊糊中，恐惧和愤怒与我所见所闻的一切为敌。“告诉我，我妻子出了什么事？”
“她死了，”里甘侦探说。原来如此，死了，我的妻子莫妮卡。我好像没有听到他的话一样，不能接受。
“警察闯进你家里时，你们俩都已中弹。他们把你救过来了，但是要救你妻子为时已晚，很抱歉。”
另一幕情景一闪而过——莫妮卡在马莎的葡萄园里，在沙滩上，穿着泳装晒日光浴，黑色的头发拂过颧骨，朝我露出犀利的微笑。我转念不去想它。“那塔拉呢？”
“你的女儿，”里甘迅速清了清嗓子。他又看了看便笺簿，但我觉得他并不是准备写下任何东西。“她那天早晨在家里，是吧？我的意思是案发时。”
“当然在家了。她现在在哪儿？”
里甘啪的一声合上便笺簿。“我们赶到时，她并不在现场。”
我的胸口像堵了块石头。“我不明白。”
“起初我们希望她可能在某个亲戚或者朋友的看护之下，甚至希望是保姆在照看她，但是……”他不做声了。
“你是说你们不知道塔拉的下落？”这次他没有一丝犹豫。“是的，没错。”我感觉似乎有一只巨掌击在我的胸口。我闭上眼，身体向后倒去。“多长时间了？”我问。
“从她失踪？”
“是的。”
赫勒医生开口了，说话速度太快了。“你得明白，你受伤很重。我们没想到你能活下来。你用过人工呼吸器，一叶肺衰弱了。你还感染了脓血症。你是个医生，所以我不用向你解释病情的严重性。我们千方百计才减轻了病情，帮助你醒过来……”
“多长时间了？”我问。
她和里甘对视了一眼后，赫勒的话好像再次抽空了我体内所有的空气。“你已经昏迷12天了。”
二
“我们正竭尽全力，”里甘的话听起来好像反复排练过一样，俨然我昏迷期间他一直守在我床边寸步不离、准备他的演讲似的，“正如我告诉你的那样，起初我们不敢肯定有个孩子失踪了。尽管我们在那里错失了宝贵的时间，但我们眼下已采取了弥补措施。塔拉的照片已被送到警署、机场、公路收费站、汽车和火车站——100英里半径范围内的所有这些地方。我们已查阅了类似的绑架案背景资料，看看能否找到某种规律或嫌疑人。”
“12天，”我重复说。
“我们追踪了你所有的电话——住宅电话，办公电话，手机……”
“为什么？”
“万一有人打电话索取赎金，”他说。
“有这样的电话吗？”
“还没有，没有。”
我的脑袋耷拉到枕头上。12天，我在这张床上已躺了12天，而我的小女儿却被……我不敢想下去。
里甘搔了搔他的胡子。“你记得那犬早上塔拉穿什么衣服吗？”
我记得。早晨我已经养成了一套固定不变的模式——早早起床，踮着脚尖走到塔拉的婴儿床边，俯视着她。婴儿带来的并不都是快乐，这我知道。我知道时不时地会令人头昏意倦地烦躁不已。我知道有些夜晚她的哭叫会像奶酪磨碎机一样折磨着我的神经末梢。虽然我不想赞美有婴儿的生活，但是我喜欢这套新的晨起模式。俯视着塔拉小小的身体使我精神倍增，还不止这样，我估计这种做法是沉醉的一种形式。有些人会沉醉于教堂。而我呢，我知道这听起来有多么老套——我沉醉于那张婴儿床。
“一件黑企鹅图案的粉色连体衣，”我说。“莫妮卡在婴儿用品店买的。”
他草草记下来。“那莫妮卡呢？”
“她什么？”
他又埋头看着便笺簿。“她当时的穿着呢？”
“牛仔裤，”我说着，想起了牛仔裤套上莫妮卡臀部的情景，“和一件红色的外套。”
里甘又草草记了些东西。
我说：“有——我是说你们有什么线索吗？”
“我们仍在全方位调查。”
“我问的不是这个。”
里甘只是看着我。他的凝视里蕴含着太多的凝重感。我的女儿，孤零零地一个人在外边，整整12天了。我想到她的眼睛，只有为人父母才能看到的那种温暖的光芒，我说了句蠢话。“她还活着。”
里甘歪着头，像只听到什么新动静的小狗。
“不要灰心，”我说。
“不会的。”他还是那种好奇的神色。“我不过是……你当上父亲了吗，里甘侦探？”
“两个女儿，”他说。
“我这话挺蠢的，不过我知道。”这种感觉跟塔拉出生时我知道生活将从此改变的那种感觉一样。“我知道了，”我又说了一遍。
他没有回答。我意识到刚才的话可笑得很，特别是当这话出自一个嘲笑超感知觉——或者叫超自然，或者叫奇迹——的人的嘴巴时。我知道这种“感觉”仅仅出自一种需要。人如果太想相信一件事，他的大脑就会把眼前所见重新组织。但我紧紧地抓住了它。不论对错，它就像我的一根救命稻草。
“我们需要从你这里了解到更多的情况，”里甘说。“关于你，你的妻子，朋友，财产状况……”
“以后再说吧。”又是赫勒医生。她走上前来，好像要把我挡在他的视线之外。她的声音很坚决。“他需要休息。”
“不，就现在，”我对她说着，把O型定位仪抬高一个刻度，以超过她的高度。“我们得找到我的女儿。”
莫妮卡被埋葬在她父亲庄园里的波特曼家族墓地里。当然，我没有赶上参加她的葬礼。我不知道对此感受如何，不过话又说回来，当坦然面对自己时，我对妻子的感觉一直是没有头绪。莫妮卡拥有那种高贵的美丽，过于完美的颧骨，丝缎一样的笔直黑发，羞羞答答的牙关紧闭症既令人烦恼，又让人兴奋。我们的婚姻是传统式的——由媒人牵线搭桥。嗬，这样说未免夸大其词了点。莫妮卡怀孕了，而我犹豫不决。是即将到来的小生命把我赶进了婚姻的牧场。
我从卡森·波特曼那里听说了葬礼的细节。卡森是莫妮卡的叔叔，也是她家族里惟一与我们保持联系的人。莫妮卡非常敬爱他。卡森坐在我的病床边，双手合拢放在膝盖上。他的模样非常像你所偏爱的大学教授，戴着厚厚的眼镜，穿着几乎要掉下来的斜纹软呢外套，一头极其蓬松茂密的艾伯特，爱因斯坦加唐金＇x1＇式长发。他用悲伤的男中音告诉我，莫妮卡的父亲埃德加确信我妻子的葬礼是一件“小型而精致的事情”，说这话时他棕色的眼睛忽闪忽闪的。
这事嘛，我一点都不怀疑。起码是个小型的。
接下来的几天，不少我家这边的人纷纷来医院探望我。我的母亲——人们都叫她霍尼——每天上午都风风火火地闯进我的房间，好像有燃料推动她一样。她穿着雪白的锐步运动鞋，蓝色的运动服上镶着金边，俨然一副圣路易斯公羊队＇x2＇教练的样子。尽管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但染色过度，发质受损，并且她身上总是散发出刚抽过烟的气息。母亲的这身打扮无助于掩盖她失去惟一孙女的痛苦。她的精力令人吃惊，日复一日地守在我床边，努力表现出不间歇的歇斯底里情绪。这一点好极了，似乎她歇斯底里部分是为了我一样。因而，她的这种感情进发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使我静下心来。
尽管房间里热得几乎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