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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呀，你说，那天参加完派对回家，什么也没丢失呀！钱包、手机、项链、手表……一样也没少，就连以往最容易忘记带走的太阳镜，这回也没落下啊！
可是，你确实丢东西了。
就在那个派对上，你对阿莽说：“包在我身上！我叔叔就是个大公司的总经理，他们那
儿正招聘你这样的人才，我去跟他一说，准行！”你并没有那样一位当总经理的亲叔叔，你家住的那栋楼里有一位邻居，倒是个总经理，但你平日只是在楼门前，见他从小轿车里出来，跟他打个招呼，叫他一声叔叔，他也就对你笑一笑，那么点交往罢了，你怎么可能介入他公司的人事，他又怎么可能轻易接受你对阿莽的推荐？
你对阿莽说大话。你丢失了诚恳。
阿莽把你的大话当真了。第二天他就把自己的简历用“伊妹儿”发给了你，从附言里看得出，阿莽对你的承诺充满期盼，他焦急地等候你或那公司给他佳音。
面对阿莽的“伊妹儿”，你有些尴尬。
你给阿莽回“伊妹儿”。从实招认，那是酒后大话，这个念头在你胸臆里转悠来转悠去，却最终被你抛弃。你在“伊妹儿”里对阿莽说，嘿，急什么，我叔叔出国了，下个月才回来，下个月包给你喜讯！
你从贸然吹牛，发展到公然撒谎。你彻底丢失了诚信。
这类的丢失，如果自觉、及时地把它捡拾回来，不仅可以使他人脱离迷雾，更可获得自己内心的慰藉与平静。
你不是一个故意要误人的坏蛋。但从那天起，你的丢失接二连三。阿莽给你来电话，告诉你一个消息，他发给一家小公司的简历，有了回复，让他去面试，他问你，你叔叔接收他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如果是百分之九十以上，那么，他就不去那家小公司面试了。“嗨，你去试试有什么坏处？骑着马找马，岂不更好？”这话已经到了嘴边，你却又咽下去了。事后你也曾后悔，倘若阿莽面试成功，去了那家公司，你前面的丢失虽然不能算做找回，但也总算告一段落，不至于越丢越多。但你在电话里回答阿莽的话却是：“去那小公司干什么？多寒酸啊！我叔叔那边的可能性？我让我爸也跟他说啊……我爸是大股东哩……百分之九十？九十九都不止！……”关闭手机以后你有点心慌意乱，但喝了一杯星巴克的卡布基诺咖啡，你竟又把此事忘在脑后。
你的丢失越来越惨重。其中最珍贵的一样，是善良。
绝不能再丢失下去。离那天的派对，渐渐快一个月了。阿莽这些天一定会来问你：你叔叔回来了没有？什么时候，你能带我去见他？如果正式地面试，该再准备些什么？注意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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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你丢失了什么？（2）
你要设法把所有丢失的，都尽力找补回来。
是的，这已经很难。但不能再犹豫，这是生命的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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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盛出文（1）
我的文章第一回变成铅字，是1958年，也就是现在“示众”于此的评论《谈〈第四十一〉》。全文大约1700多字，发表在《读书》杂志该年第16期，《读书》当时是半月刊，16开本，该文约占一个页码，颇引人注目。那一年我才16岁，是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在那以前，我给若干报刊投过稿，都被退稿，这篇却被堂而皇之地刊登了出来。现在的读者来读此文，一定会感受到那时中国的文化语境。我的这篇文章的基本论点是阶级敌人之间不可能有共同的人性，这是那个时代的主流话语，在今天，这样的观点似乎已经边缘化了，但仍不失为
一种严肃的观点。那时《读书》杂志的编辑接到这篇自发投稿，很快就将它编发了出来，记得封面的提要目录上还用粗黑字体标出，算是那一期的重头文章之一。寄来样刊时，编辑附信，看样子以为我是个成年人，甚至是个学者，希望我“继续不吝赐稿”，我当然“不吝”，我写得勤着呢，马上又寄了稿子去，但不得不说明我的真实身分，结果那稿子被客气地退了回来。我后来在经历了“文革”劫难终得复刊的《读书》上发表文章，是过了21年，37岁时，那时我已经正式进入文坛。
以一个16岁的少年，能写出这篇《谈〈第四十一〉》，起码是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广泛阅读，涉猎多，视野自然宽；二、掌握了理论以后，能够拿来实践，那时候文艺理论上的主流工具，是马恩列毛文论，恩格斯在给哈克纳斯的信件里所提出的“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是使用得最多的评论圭臬，这样的理论是大学课堂里才加以讲授的，高中语文课还涉及不到这样高深的内容，我是自己课外去读的，读了就结合具体作品思考，思考成熟了就写成文章；三、16岁少年，写出这样的文章，敢投《读书》杂志，当然是“少年气盛”的表现，但也正因为气盛，所以文章自我圆满，一气呵成，编辑没作什么修改，是全文照发。这三点里，气盛尤为重要。写文章最怕畏首畏尾，没有自信，哆哆嗦嗦，下笔如贼。16岁的我，并不认为自己只能写些“习作”投给报刊上的“少年园地”。记得17岁时读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哥拉·布勒尼翁》和他的两部《文钞》还有《革命戏剧集》，就居然写了篇一万多字的《罗曼·罗兰论》，也曾投寄过，被退稿，但毫不气馁，作家文豪，宁有种乎？想到那时最了不起的大文人，势必每天也要如厕，就不信文章只能是由他们来写，书也总只能印他们的。后来把这样的“心得”跟一两个也想当作家的同学说了，他们先是惊诧，后来也哑然失笑，于是大家鼓舞起来，起劲地读，起劲地写，气盛出文，实际上，也出人——出作家，或者别的什么家。中国儒家学说教育我们要谦虚，这里面有精华，但往往弄得我们在权威面前无比谦卑，这就说明其中也有糟粕。我痛感当今的中国，比谦虚更重要的品德是敢为人先，勇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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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盛出文（2）
近来常有传媒记者来问我，对如今的少男少女作家怎么看？我羡慕他们。他们现在不但能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更能出书。我那时候是因为被误会为“非少年”才能在《读书》发表这篇文章的，一旦真相大白便难以为继。另外你看我那文本，虽然文通句顺，却只是努力地去进入主流话语，还不大懂得凸现个性以别一般。我那以后憬悟到以我那么年轻的身分，只能先到报纸副刊上去争取发表“豆腐块”的机会，写些贴近我自己生活的小文章，积累经验，静候机遇。到“文革”前，我大约发表出了70篇文章，有散文、杂文、小小说、影评剧评
、儿童文学等等。当然，后来“文革”爆发，只好惊悚地夹起尾巴；“文革”末期，“写瘾”复发，也曾在当时的准许框架内运笔；到“四人帮”覆灭，一个新时期发端，于是抓住机遇，写出、发表了《班主任》，总算从此走上了写作的正路，一步步走到今天。
对于今天的青少年写作者，我要说的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字：要自信。展开来说，就是：不要被权威吓倒、不要被名家吓倒、不要被头衔吓倒、不要被辈分吓倒、不要被经典吓倒、不要被理论吓倒、不要被评论吓倒、不要被排行榜吓倒、不要被奖项吓倒、不要被潮流吓倒、不要被广告吓倒……天生你才必有用，你有了真实感受，有了灵感勃发，有了妙思佳构，你就气盛为文，一气呵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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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气根（1）
电视台一位编导来电话，约请我在关于马国馨的专题节目里露面，我欣然同意。马国馨，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大师，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代表作有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等。电视编导称我是马国馨挚友、知音，其实算不上。我和马国馨在上世纪50年代末是高中同学，毕业后多年没有联系，直到近些年，因为我开始尝试建筑评论，才重新有了一点交往，但是我们都很忙，各自忙的领域区别远大于重叠，彼此对对方事业、生活深处的情况并不怎么了解，说是朋友都勉强。但是我非常愿意在一个关于他的专题片里发表点议论
，那直接的动力，出自一位年轻朋友对我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位年轻朋友的问题是：你们那一代人，青春期正赶上一个文化氛围越来越趋于贫乏、僵硬的时期，这是不是大大限制了你们文化素养的积累？我觉得，趁着在马国馨的专题节目里露面，恰好可以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
个体生命无法选择时代，赶上什么情况就是什么情况。但是，无论赶上什么情况，个体生命也还是能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努力吮吸所在空间里哪怕是稀薄的营养，来充实自己的身心。
马国馨在高中时品学兼优，课堂内的优异成绩这里略过不谈，要讲的是他善于在课外活动里开阔眼界、丰富认知、提升素养。那时候尽管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但也还有各种科技、文化类的展览存在，我和马国馨都是展览迷，星期天常出入于各种科技、文化展览场所，我们分别去看的时候多，上学时遇到会互相通气，聊一聊各自的见闻。也有约着一起去看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一起去当时的苏联展览馆（现在叫北京展览馆）去看齐白石作品回顾展，好像那之前白石大师刚刚去世。那次展出的作品非常丰富，几个大厅里展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原来我们以为白石大师作画的题材无非花鸟虫鱼和静物玩具，结果看到了许多大幅的山水、人物作品，风格统一而又变化无穷。我们两个少年在那些作品前心灵受到深深震撼，看到半当中，不知不觉地手拉手慢移步，仿佛以那方式默默传达各自的感悟。看话剧、看电影也是我们共同的爱好�